美国学者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中提及了布鲁塞尔的“华盛顿化”，言下之意是，欧盟总部出现的游说组织“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大有赶上华盛顿“K街”之势，而后者正是美国登记在册过万名专业游说人士的主要据点。
英语中的“游说”一词最早是指英国议会大厅外的走廊，不少人聚集在此试图影响议员的政策取向，而该词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意思并被广泛使用则是在华盛顿。一直以来，大商人都是华盛顿游说行业的主力。早在19世纪60年代，塞缪尔·柯尔特就已在华盛顿向政客赠送枪支，试图为自己的左轮手枪生意延长专利权。在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看来，专业游说人士“生来就是自由出卖者”。
在当下的美欧，合法游说已经形成一个庞大产业，全年营收可达数十亿美元。“K街”甚至被称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这其中，有过从政经历的各色人物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说客。据美利坚大学政治历史学家阿伦·利希特曼研究，美国众议院中大约40%的议员离开国会后变成了说客。有学者感叹，美国国父当初为了摒除金钱对权力的侵蚀，特意把首都设在了远离当时经济金融中心的一片沼泽地里，但今天的现实却是苦涩的。
合法游说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听到不同群体的声音”?严酷的现实让种种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游说合法化的背后是金钱、资本对政治的操控，是大众话语权的缺失。说到底，就是有钱才有游说，有理没钱的说不上话。
合法游说难以成为弱势者的游戏。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经提出以下观点：并非所有的公民组织都具有相同的集体行动能力，吸引最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非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教育的社会边缘群体则成为受害者。
想要理解奥尔森的这段话，只需看一看美国游说投入排行榜，军工、房地产、医疗制药、能源等行业的巨头几乎年年都榜上有名。据报道，曾以不屑于花钱游说政治圈而自傲的谷歌，如今游说投入也大幅上升，2013年游说费用达到了1406万美元。
当前，美欧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正激起社会越来越多不满，合法游说这个用财富撬动政治的杠杆，与该问题的激化有理不清的瓜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美国政府前些年错误地放松了金融监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部分就与金融财团的游说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直接向政治人物游说，“智识俘获”也是备受利益集团青睐的间接游说方式，也就是通过资助有利于自身的学者和舆论领袖，使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和声音得以传播。
眼下，当美欧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专注于如何依靠政策调整平衡收入差距，一些利益集团却又钻合法游说的空子，给彻底改革带来了障碍。福山举出的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致力于规范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只有几张纸，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卷宗却长达数百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利益集团都“深度参与”，希望“在某项条文中塞入私货”。
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失衡问题，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共同挑战。一旦游说这类所谓合法机制把利益集团和决策者紧紧绑在一起，政府的治理能力，尤其是解决利益再分配问题的能力，必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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