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百度百科介绍：杜克大学坐落于美国北卡罗莱那州达勒姆，是一所享誉世界，风景优美的私立男女合校研究型大学。但就在我去国际中心报到的时候，相关负责人就警告我们，夜间最好不要出门。如果在学校附近，从晚上五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可以打电话叫学校的公车，公车司机会负责将我们接送回家或者最近的校车车站。
我所在的小区在杜克东西校区之间，相对安全。但是华人访问学者比较集中的另外一个小区(英文叫Popular West，因为华人实在太多，大家将其戏称为“华西村”)就不时会发生抢劫案件，原因就在于该小区毗邻黑人社区。刚到美国的时候，朋友也警告我，晚上最好不要出门。
所以来了一个多月，除了朋友开车接送两次，晚上的确没有出过门。原本在国内晚上跑步或散步的习惯，也不得不改到下午。
前几天住在“华西村”的一位朋友(她已来了大半年)跟我说，有次她在小区散步，有个黑人跟她聊天。当她知道那个人失业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同情，而是警惕，用她的说话，没有工作的黑人挺恐怖的，以后不敢跟他接触了。
恐怕，她的这种警惕绝非孤立现象。一个成人，一个父亲，而且还是黑人父亲，没有工作可做，谁知道他会做出些什么呢?
这种“不可预料”的黑人形象正是黑人或者黑色“罪犯化”(criminalization)的最好写照。所谓黑色的罪犯化就是，因为你是黑人，所以你是潜在的罪犯。
这是2014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新闻：有人在公园看见一个青少年拿枪玩耍，于是打电话报警，并强调两次说有可能是假枪，而接线员关注的却是“黑人还是白人?”当警察赶到后，便将那个小孩枪杀了——一个拿着玩具枪的12岁黑人少年。
而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警察枪杀黑人案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那个黑人丝毫没有威胁到警察的安全，他只是想逃跑，而警察却连开了八枪，将其残忍杀害。
结合之前沸沸扬扬的弗格森白人警察枪杀黑人案，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总是黑人成为白人警察的牺牲品?
美国的黑白分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图表，自1954年以来，黑人失业率平均是白人失业率的2.2倍，黑人与白人失业率出现最大落差的时间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年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
另外，虽然白人的工资收入只有黑人的两倍左右，但是白人的家庭财富却远远高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
相较于上层阶级，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底层的冲击更为严重，他们被剥夺的财富更多，而美国的底层则主要是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有研究表明，即便是教育程度相当，黑人也更难找到工作，更不要说那些受教育程度偏低的黑人了。为了公平起见，美国求职简历上不附照片(这让国人中很多“有识之士”津津乐道)，但是，姓氏会出卖你——只要你的姓氏看起来像黑人，那么你接到面试通知的机率远远低于看起来像是白人的姓氏。
虽然黑人也能进入政界和商界的管理层，但是绝大多数黑人所从事的依然是低收入、低技术水平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极端反讽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的身份政治让“政治正确”泛滥到令人生厌的地步，任何对黑人的语言歧视都可能受到社会的攻击;另一方面，黑人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黑人贫民窟在城市大量涌现，黑人男性被杀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在文化和法律上，种族主义似乎被消灭了，因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保存了下来，甚至有人宣称美国进入了“后种族”时期，以至于很多左翼和右翼都——出于不同原因——认为，在法律上应该采取“无视种族的”(race-blind)立场，任何谈及社会等级制、种族分化的人都是在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和谐。但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的确是大不和谐的“难以忽视的真相”。
黑人的罪犯化
一个极其惊人但又通常被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关押的囚犯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世界第一(作为八零后，我们肯定都记得中学教科书上提到的“美国监狱人满为患”，但这种现实似乎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又被美国的美好想象所稀释甚至彻底抹去)。2008年2月2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在美国，每百名成人中就有超过一人入狱。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有世界23.4%的监狱人口。而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JS)在2009的统计数据，黑人占监狱总人口的39.4%，而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5%。另外，监狱中的黑人是白人的6-7倍。
我们还忽略的事实是，维持这样庞大的警察、司法、监狱体系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些国家机器就是我们所说的专政工具。事实上，当福柯说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强制性的、规训性的权力转变为另外一种更为柔和的权力形式时，他的预言被历史证伪了。美国、西欧、以及学习美国体制的诸多国家(如巴西、南非和土耳其)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国家。
事实的另一方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监狱人数维持在较低水平，到1973年达到最低之后便急遽攀升。而这与黑人失业率在80年代达到顶点有着内在关联：那就是在凯恩斯-福特主义式的(半)福利国家被拆解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小政府”，即便是在美国。如前所见，强制性、暴力性的国家机器变得愈发强大。法国社会学家华康德(Loïc Wacquant)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称为“刑罚国家”(penal state)。(见Punishing the poor :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社会福利(welfare)不再是人们自然而然的权利。在美国80、90年代的福利改革之后，社会福利变成了所谓的工作福利制(workfare)。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调整法案》(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其目的就是让穷人为自己享受社会福利而感到羞耻，激发“个人责任”和竞争意识，积极去适应社会，培养自己的人力资本，尽全力争取任何可能的工作岗位(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我们从小就非常熟悉的。这也正是打破大锅饭、将公共福利私有化的必然结果)。而那些没有资格去享受工作福利的人就必然成为无可救药的人，失败的人，剩余的人，甚至是危险的人。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主要是黑人。
于是在大众媒体上，贫穷的颜色越来越深，直到变成黑色。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团结、协同发展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市场上的失败就意味着性格与能力的缺陷。在这种达尔文主义的市场社会中，不适者理应被淘汰。主流不再同情他们。于是除了财富上的差距，黑人与白人在空间上也彻底隔离开来，一方面是黑人贫民窟，一方面是高档化社区;一方面是劳动的日益分化，脆弱不堪;另一方面资本的无所顾忌，横行无阻。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分化时，国家呈现出雅努斯面孔：对前者铁面无情，严刑峻法，对后者满脸笑容，自由放任。
二战之后确立的凯恩斯-福特主义制度让美国确立了比较好的劳动保护制度，工人有了稳定工作和社会保障，甚至也能买得起福特汽车，这让美国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同时也缓解了阶级矛盾，甚至抹去了阶级意识。但是在70年代福特制解体之后，因为劳动的灵活化，缺乏社会保障、没有长期劳动合同的去技术化的不稳定劳动力(precarious labor)越来越多，劳动者受到的规训越来越强，彼此间也愈发分化，有组织的运动愈发不可能，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日益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底层社会的暴力和犯罪。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恩格斯1845年的这段演说可以说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当前的美国社会。一个达尔文主义的市场社会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社会中，“人的生命孤独、 贫困、 污秽、 野蛮又短暂。”
黑人的罪犯化不仅因为黑人现实的高犯罪率，而且也因为那些失业的或者从事不稳定工作的黑人在时刻提醒社会，他们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揭示了这个社会的不体面。为了掩盖这种不体面，就必须将这些黑人塑造为无可救药的人——潜在的罪人——只能用专政机器加以解决。被枪杀的美国黑人总是有“原罪”的人。黑色就是罪恶，面对罪恶绝不手软，这就是白人警察的心理机制，不然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在枪杀黑人时所表现出的冷血与残酷。
刑罚国家与例外状态刑罚国家对犯罪表现出最大强度的关注，而底层的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则成为“特别关照”的对象。政客们对失业率无计可施，但却敢承诺坚决打击犯罪，降低犯罪率，从而去迎合社会中上层的安全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机制：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确立和社会福利与保护的瓦解，社会不平等加剧，种族不平等加剧。爬到社会中上层的总以白人居多，而在他们看来，失败的黑人咎由自取。为了对抗黑人的罪犯化倾向，国家应该加强专政机器，打击潜在犯罪。黑人的罪犯化造就了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正是刑罚国家加强专政机器的原因和借口。如此一来，恰恰形成了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安保化(securitized)社会——安保技术和意识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黑人作为“不可预测的”未知的威胁，赋予了警察体系以至高无上的执法权力，让他们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开枪杀人，从而消除对其他公民的威胁。我的那位朋友所感受到的也是这种普遍化的恐惧。这种普遍化的恐惧也造就了普遍化的例外状态——体现国家主权权力的警察可以随时将一个人决断为危险的人，从而终结其生命。而美国的这种境况也完美地印证了本雅明的论断：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例外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
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被压迫者的境遇确与19世纪的无产阶级存在同构之处，所不同的是，当下发达的后工业国家内，国家机器愈发强大，安保技术愈加发达，而底层因为不稳定就业变得日益分化和被动。社会运动更多地在没落中的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中展开，真正的底层似乎只能“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
本雅明接下来说道，“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谁能带来“真正的紧急状态”?
相关文章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