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就碳排放问题，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新一轮攻击。
“中印两国为拜登减排大计增添变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大打太极拳”——看看这些个标题，很容易就能闻到那些笔杆子背后的一股火药味。
他们的枪口瞄向碳排放问题，从侧面证明这个问题是他们认为很有利用价值的所在。
这让刀哥想起2010年丁仲礼院士那段著名的采访——
“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
“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中国人就应当少排？”
“维护发展中国的利益不是人类利益吗？”
“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比你们（发达国家）雄心勃勃”。
十一年过去，丁院士的质问犹言在耳，碳排放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依旧寒光凛冽，随着拜登领导下的美国重归气变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这一议题的角力势必将更加激烈。
01
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新近审议通过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中，明确提出，从2022年至2026财年应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所谓“反制中国影响力资金”。说明白点，就是由美国政府砸钱干预，妄图在舆论上“搞臭中国”。
该法案还没有获得国会通过，一些西方媒体就已经闻着肉味来了。比如“美国之音”在用它的鼻子嗅了一遍之后发现，中国在气变议题上“赢得了（国际上）相当的赞许之声”，“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游刃有余的一个少有的亮点”。
对着这个“亮点”，“美国之音”火力全开，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高达1/4左右，是美国的大约两倍”，“早在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达峰，比中国早了20多年”，“中国的‘煤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涉及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而“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减排目标都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准”，中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使得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美国之音”还一个劲地撺掇说，中国“有能力使碳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左右”。
看看，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国，唯一主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约国，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两倍还多的国家，美国要教中国怎么节能环保了。
讲到最后，这篇文章直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称中国在气候议题上“压美国让步”，把气变问题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国际领袖地位”。
而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则把印度也拉进批斗会，称“2019年仅中国就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印度的煤炭消耗量目前位于全球第二”。
当年某主持人曾经质疑丁院士作为一个“科学家”，为何一直对气候变化做“政治解读”，不知道凭这位主持人的专业素养，看了上述西方媒体的文章，能不能从满篇的“政治解读”当中扒出一丁点“科学”出来。
该主持人还追问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丁院士则发出了“灵魂拷问”：“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02
减排，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离柴米油盐很遥远的国家目标，但实际上，它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长远看，这是我们早晚都必然要实现的目标，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对每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根本性的。
而且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早实现比晚实现要更有利。
但实现它的过程，也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努力，以及无数两难的选择。
恐怕很多人都记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市在去年年底的那一波“拉闸限电”。
以中国今天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存在电力生产能力不够的问题。
但是停电，的确发生了。
据介绍，这一方面是受到疫情之后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以及低温寒流叠加的影响，部分地区电力需求在短期内快速增长，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也存在个别地方为了促进节能减排，限制电力消费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到现在为止还是以煤炭消费为主，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占比已经从70%左右下降到去年的56.8%。
但这还远远不够。
先不说宏观层面，就说说对企业和个人，这意味着什么。
以燃煤发电为例，要转化为风能、光伏和水能发电，目前从技术上和设备上来讲，我们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储能和输送。
由于燃煤发电的一大优点是产能稳定，因此在输送方面，对电网要求不高。而如果改为风能、光伏和水能发电，由于存在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燃煤发电一样稳定，因此电网就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特别是远距离输送。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造全国电网得到部分解决，但不可能全部解决。
而改造电网又是极其庞大的工程，有没有其他办法？
有。
让企业搬到发电厂附近。
但是这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搬迁成本极其高昂，企业能否负担是个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新能源发电厂所在地区可能本身生态就比较脆弱的地区，比如让一些山东的化工企业搬迁到甘肃，可能用电问题解决了，但生态问题又冒出来了。
更不用说，中国各地区发展还很不均衡，让企业搬迁是否能满足现实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本身就是个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清说，我们的确要争取更早实现碳达峰，但这也意味着要承担非常巨大的成本，在效率、发展和低碳三者之中，我们至少要取其中的两个目标，不可能为了一个而牺牲掉另外两个。
“西方一些媒体的想法很简单，认为你应该先把低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去满足发展和效率问题。”
对个人而言，目前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期待着住上大房子、享受各种现代化设备，南方人渴望冬天不用哆哆嗦嗦地围着“小太阳”取暖，在小城市的人盼望家乡能早日通上高铁，而大城市还有许多人在排队摇车牌号……
这些，都与能源消耗息息相关。
就以汽车保有量为例，在主要国家中，美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最高的，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超过800辆，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不到200辆，排在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伊朗、南非等国家之后。
当美国一些记者在四季恒温的空调房里，轻松敲下指责中国为何不将减排目标提前的文字时，他们实际上指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不住小房子，为什么不在冬天减少取暖，为什么要修那么多路，为什么出门还要开车。
他们根本不曾想过，中国人也是人。
03
围绕排放权的博弈，归根结底是发展权的博弈。
西方很多国家的碳排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达峰了，它们早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也停止了增长。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中国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刚过60%，还有很重的发展任务，而美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或超过60%标准。
换句话说，许多美国家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用上了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大排量私家车成为出行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家庭两辆车、夏有凉风冬有壁炉的舒适生活环境，早在几十年前就实现了。
丁仲礼院士在节目中表示，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换句话说，美国等发达国家该发展的早发展完了，该排放的也早排放完了，理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中国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因也在于此。
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一家的发展权，更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福祉而站发声。
而且，恰恰是美国，最没有资格指责中国。
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至少三次“先承诺后毁约”的过程：
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09年，美国气候变化法案被国会否决；2017年，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
反观中国，自从提出目标，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我们的进展，是肉眼可见的。
对此，西方媒体也心知肚明。在无法指责中国“不减排”“不履约”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压中国减排的进度。
其根本目的，还是借这一议题，打压中国的发展。
但是，这种打压将注定无法实现。
一方面，没有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碳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高度契合。
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下一代能源技术当中的一些核心部分，以碳目标来促进能源产业经济升级，我们是有把握实现“换轨超车”的。
另一方面，我们减排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中国老百姓的福祉，而不是以西方国家为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将注定是艰难的，因此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既定战略目标与节奏。
如今，美国新政府试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让美国重新成为领导者和规则制定者”，恐怕需要重新学习“重信守诺”；
美国一些政客想炒作中国人权，也请先承认：中国人是有权利过上好生活的。
这是最大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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