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十”的遭遇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中国自己的大型民用飞机一直牵动着很多人的心。4月4日下午2：30，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金履忠同志和原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两位老同志应乌有之乡的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题为“建议国家自主研制大型民用飞机”的报告。两位老同志现在同在国家大型民用飞机论证课题组。
对照中国航天工业、船舶工业的蓬勃发展，金履忠同志一开始便指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几大怪现象：
1. 航空工业屡战屡败，唯独上航公司例外。不仅曾经成功研制过 “运十”，而且在与麦道合作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包括转包生产配件，包括领导西飞、成飞、沈飞、麦道四家合作研制MD-90，建成了大型民用航空基地，并因此获得了美国向外国公司颁发的唯一一张“生产许可证延伸”证书。
2. 上航公司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上航的干部却受到歧视、打击、压制。其中上航骨干“两厂一所”中的640所所长吴进兴（音）能力突出，却被以“不给科研经费”相要挟，降为副所长。而吴正是坚决主张上大飞机的积极分子之一。
3. “运十”上天，国外的反响巨大，而国内却不报道，尤其在航空工业部受到冷嘲热讽。有人说“运十”飞机是“七零八落”（“运十”代号708工程），是破铜烂铁，是死抓住张春桥、王洪文的尸体不放。
4. 将科研与生产相分离。上航原有的“两厂一所”（指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厂、640所）厂所结合的科研生产模式，却被以整合为名，将640所从上航强行剥离（去年6月），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
5. 在我国迫切需要而且有能力搞大飞机的时候，就有人出来唱反调，混淆视听，说什么“只搞100座的支线飞机，不搞干线大飞机”，甚至把搞大飞机说成“贼心不死”。
接着，他从促进高科技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介绍了自主研制大型飞机的必要性，并指出中国发展军民两用的大型客机比发展军用大型货机费用更少，见效更快，水平更高。然后，他又从技术管理、人才配备、设计经验、市场需求、国家政策等角度详细论证了发展大型飞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他认为发展大型飞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困难且前景看好，国家应该尽快批准立项，并且通过改革体制，由中央牵头，地方组建，多方投资。他强调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的优良传统，并且向载人航天精神学习。
接下去，胡溪涛同志先给我们介绍了北航与大飞机的不解之缘。先是1986年沈元校长与西工大、南航的校长，及他本人联名向邓小平写信，建议发展国产民用大型客机；接着在2000年9月28日沈士团校长顶住压力，在北航主持召开了“运十”首飞20周年纪念会；在去年非典期间，温家宝总理视察北航，更是提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大飞机担子落在同学们肩上”的殷切希望。
他回顾了中国民用大型客机的发展历史。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运十”飞机研制成功完成首飞，并且七进拉萨，顺利地完成救灾物资的运输任务，证明了自己的良好性能。而有些人却以“民航局不要”为由，向中央写了“倾向于停止运十”的报告，致使“运十”飞机长空难展翅，壮志苦未酬。当面临国内自主研制民用飞机的呼声日益高涨，又有人抛出了“100座”支线飞机的方案大做文章，结果国家投资100个亿，都打了水漂，未见成果便匆匆下马。同期，国家给载人航天也拨款100亿，而神五已成功上天，两相对照，能不让人痛心？！
他还拿出《中国航空报》上的一篇报道“波音空客正面交锋”，指出，面临波音的7e7，以及空客A-380的双重进攻，发展我国自己的大型客机，不仅是完成毛主席老一辈革命家强国的夙愿，更是对人民的回报，对民族精神的振奋。此外，这还是解除一直困扰航空工业的“疙瘩”的最好时机。
国家计委的杨德明老师坦言，自己看了高梁的文章《天高云淡》，“作为一个外行人”，也认识到了发展中国自己的大飞机的重要性；而航空部有关领导反而一直没有认识到，一再作出错误的决策，有人更是对大飞机计划百般阻挠。对此，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运十”到底是谁搞的？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研制的，而不是“四人帮”；其次，航空部内一定存在汉奸，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建议国家安全局彻查到底。
今天到场的几位老同志都早已退休，头发都早已花白，但是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大型民用飞机事业，至今依然在奔走呼告，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到场听报告的同学们也深受感染，很多人在报告后纷纷留下，继续向老同志们请教相关问题。
愿祖国的蓝天早日飞翔着我们自己的大型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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