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讲座简讯：80年代，民进国退；90年代国进民退
“三农”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与李昌平先生的仗义执言有很大关系。2000年他向朱总理写了一封反映“三农”问题真实情况的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地方，展转来到北京，一度在《中国改革（农村版）》担任主编，从事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工作和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继续为农民群众的利益鼓与呼。2003年10月31日下午，在他即将踏上赴云南从事扶贫工作的列车之前3个小时，李先生应邀来到乌有之乡书吧发表演讲，指出了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两个非法生存，廓清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关于农村改革的许多迷雾。
李昌平先生首先按照原定题目《警惕两个非法生存——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基层群众的现状与未来》讲述了两个非法生存问题。
第一个非法生存的是农村基层政权，特别是乡级政权。现实的生存情况是，乡级政权自身的基本生存无法得到保证，上级部门只是给他们发帽子，要他们履行政府职能，却没有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使得他们不能够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只能靠加强执法力度，增加罚款获得生存收入。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非法生存问题。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认识，它的趋势更加可怕，农民负担根本无法减轻。
第二个非法生存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农民工进城要办理很多的证卡，手续烦琐，成本高昂，收益很低，逼得他们只好陷入非法生存的境地。
李先生说，我们应当警惕这两个非法生存的普遍化趋势，应该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指导思想，否则，容易使我们建设法制化国家的努力成为泡影。
李先生认为，“三步走的农村改革刚刚走了大半步”。农村改革是要改掉高度集权的弊端，目标是建成市社会主义场经济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把农民变成公民。这样，农村改革就有了三步曲：第一步，放活农民；第二步，放活农村组织；第三步，放活农村基层政府。他总结20多年的改革历程，认为农村改革刚刚走完了大半步。
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基本逻辑是：民进国退。经济上，民营向前进，国营向后退；政治上，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其表现为：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具有农会的职能），分田单干，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给农民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这是放活农民的第一步，其结果是农业大丰收，基本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80年代中，发展乡镇企业，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是放活农民的第二步，其结果是基本解决中国的商品短缺问题。80年代末，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把农民从乡村解放出来，这是放活农民的第三步。整体上，8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整体思路是符合改革的逻辑的。
90年代的农村改革却是相反的逻辑：国进民退。其表现：在加强农村管理的名义下，各种权力大举下乡，造成与民争利的局面，这是农民负担90年代突显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生猪定点屠宰、粮食封闭专营、种子农药化肥专营等，都是“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国营向前进，民营向后退”的做法。其结果，乡镇权力部门成为了村民自治的阻力和障碍，政府和财政从人民的变成了干部的，农民的两个简单再生产无法完成，出现两个非法生存的问题。
李昌平先生认为，今后农村改革需要调整思路，按照改革的正确逻辑进行，走完剩下的两步半。
关于放活农民，他认为需要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就是要使农民取得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现在的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与其比例和地位极不相称）、同等的赋税权利（现在的农民种地无论收入多少都要按照平均收入交税，而不像城市居民按照收入高低征收个人所得税）、同等的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利（现在的农民用电、电话费用都比城市高，农民需要自己修路，自己出钱办学校，而城市却是国家财政出钱办学校）、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现在农民进城要办赞住证，而城市居民下乡到农村却从不办理任何手续）、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现在农民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经常受到人身财产的威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同等的发展权利和同等的市场主体权利（现在农民没有不种地的权利，按照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人行为，农民种地赔钱可以退出种地，可是当前农民没有这个权利）。只有给了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放活农民的步子才算走完。
关于放活农村组织，他认为这是我国今后5年农村改革的关键，其核心在于部门权力退出乡村社会，发展民间自治组织。要实现这一步，一方面要求政府放活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如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使其民间化，同时鼓励发展新的民间组织，让民间各个阶层的利益主体组织化；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向民间组织开放生存空间，这就是国家的权力部门从乡村经济政治生活中退出。只有这样，小农户才能联合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垄断，才能支付得起使用法律的成本，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才有了可行的基础。
关于放活农村基层自治政府，他认为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基层政府只对官负责，不对民负责的现状。为此，一方面必须建立民选、民管的自治乡镇政府；另一方面，要求上级政府放活下级政府，也就是说，县市政府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不再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而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乡镇政府由民选直接产生，其运行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些都由宪法和法律保证。
总之，改革没有回头路，也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80年代的正确的改革逻辑上去。这就是李昌平先生的最后结论。
李昌平先生的精彩演讲赢来了热烈的掌声。而后他又跟大家进行了交流。针对有观众提出对农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表示怀疑的问题，他讲民主其实是个工具，农民完全有能力用它来为自己服务，比如农村分地那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可是农民都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既民主，又公正。观众中有人指出，根据自己的考察和思考，认为农村的问题在基层，但是根子在上面。李先生表示赞同，并说这就是他要给总理写信的原由，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需要部门权力退出乡村社会的原因。
时间过得很快，李昌平先生还要赶火车，他就要离开了，观众纷纷要他给自己留下联系办法，不少人购买了他的书要他签字。这样一个李昌平，是中国农民的希望，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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