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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忧思”讲座简讯(附实录)

蔡金安 · 2013-11-0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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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乌有之乡大讲堂“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忧思”讲座在北京举行。郭松民分析了近些年商业大片的特点与危害,讲述了毛时代和改开初电影艺术的特点和成就,并对怎样改变电影界的现状积极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

  2013年11月2日下午2点半,乌有之乡大讲堂“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忧思”讲座在北京举行,由知名时评人郭松民先生开讲,来自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部分机关厂矿的离退休干部和热心网友等30余人参加了讲座。其间,郭松民先生和乌有之乡站长范景刚与部分到场者作了交流,郭松民对自己的新书《电影的战术——郭松民影视评论选》进行了签售,网名为“红色娘子军”的老人张桂芝热心为现场多位学生付了书款。

  交流活动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后,圆满结束。

  一、近些年商业大片的特点与危害

  (一)、特点

  1、高票房

  郭松民说,从2002年开始,当时中国的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拍了一个商业武侠大片《英雄》,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从此,张艺谋引领了一个潮流,就是中国的主流电影从此开始根据投资利润的商业逻辑来拍电影,使得国内的票房急剧增加,2010年跨入票房总收入100亿元人民币。2013年贺岁片《泰囧》最终的票房是12.4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国产片最新的票房冠军。

  2013年的几部商业大片,票房都非常惊人,全部都过亿,其中《泰囧》12.4亿,《中国合伙人》5.35亿,《北京遇上西雅图》4.74亿,《致青春》7.5亿,《小时代》两部合计7亿,《全民目击》1.8亿。

  2、全面的再保守化

  郭松民说,近些年国产电影在价值观上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再保守化,它既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也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泰囧》、《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一、二)、《全民目击》等电影都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在价值观上的再保守化,即它既不批判现实,又不想象未来,而是对现实逻辑的一种全面地认同和臣服。

  (二)、危害

  近些年出品的许多电影,由于受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追求票房价值放在第一位,因而全面迎合城市中产阶级和主流精英的趣味,大多表现出纸醉金迷、萎靡消沉的主题,给观众带来思想混乱、意志消沉等危害。这些电影,有的低俗搞笑(如《泰囧》)、有的宣扬消费青春(如《致青春》)、有的宣扬发财致富(如《中国合伙人》)、有的崇洋媚外迷信美国(如《北京遇上西雅图》)、有的粉饰太平误导青年(如《小时代》)、有的美化吹捧富人(如《全民目击》),等等。

  对这几部电影,郭松民是这样评论的:

  《泰囧》既是城市中产阶级爱吃的冰淇淋,又是他们可以放松心情的沙发椅。

  《致青春》是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电影当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按照赤裸裸的逻辑来作自己的人生选择。他们只是在消费青春,把爱情当成了青春唯一的内容,谁也没有想到可以用宝贵的青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它反映的青春生活视野十分狭窄,这是时代的问题。

  《中国合伙人》中三个主角,发财就是目的本身,从来没有教育报国这类想法。影片不仅嘲弄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嘲弄了中国的前三十年,嘲弄了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

  《北京遇上西雅图》表达的是:美国是唯一可以想象的精神家园,是一个人间天堂,是一个爱情圣地的伊甸园。

  《小时代》清晰地贯穿着郭敬明这样一种价值观:金钱和资本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被资本统治,而是被资本拒绝。它没有任何对未来的描述,有的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复制和美化。它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以金钱为杠杆和唯一度量的狭小世界,而且还暗示这个小世界的秩序,是绝对合理,不容挑战的。

  《全民目击》表现的是对财富的崇拜,对财富拥有者毫无抵抗地臣服。富人不仅占据了财富的高地,而且占据了道德的高地。在这些光环下,富人的不择手段、富人致富的原因、富人诈骗的嫌疑,都被掩盖了。

  沈阳化工大学李教授说:

  现在的社会是富人社会,它要反映富人的价值观。张艺谋这种人,他们不能反映工农的思想意识,所以有了刚才郭老师讲的这些内容。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现在的价值观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现在是谁富谁英雄,谁穷谁狗熊,所以大家都追求这个“富”。而这个“富”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损坏别人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些资本,是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所以这些电影制片者,要反映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所以就有今天这样的电影。而这样的电影,对我们青年一代,危害是最大的,在我们学校就体会得到。70年代大学生,有志向,毕业以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哪里需要哪里去,现在是哪里舒服哪里去,哪里捞钱哪里去。

  铁路部门退休工程师张桂芝:

  为什么现在的电影要这么拍?就因为掌握意识形态理论的文艺界精英,他要走这样的道路,就必然要宣传把路往这边引。这是最根本的。你现在都搞私有化,谁发财谁是英雄谁好汉,先让这部分人富起来,它必然背道而驰。这些文艺作品必然会这样反映,因为他们追求这个。改革开放,我第一个看的就是《红高粱》,我恨死那个张艺谋了。听说张艺谋得了国际大奖。现在知道那个原作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这些人为了得奖,就丑化中国人……。再一个,就是《无极》,陈凯歌整的。什么血馒头。再一个,是《集结号》,一看就知道,国民党怎么好,共产党怎么不好,贪生怕死,都尿裤子。政委就像个土匪似的,哪像个真正的共产党解放军?现在这些电影,我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要彻底西化,根本背离了我们党的宗旨。

  二、毛时代和改开初电影艺术的特点和成就

  毛泽东时代,由于文艺界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所以那时的电影与工农兵群众贴得很近,反映广大工农兵生活,生活气息浓厚,表现的是积极向上的主题,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改开初期,由于刚从毛时代过来,当时还保留着毛时代的基础,所以那时的电影还有毛时代积极向上的痕迹,对观众有积极影响。

  沈阳化工大学李教授说:

  我出生在1944年,解放以后,我接触的歌曲、电影,那时候《白毛女》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的,1951年就放映。还有《赵一曼》。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成长,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电影。而那时候的歌曲,每个电影里都有它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而且这些歌曲的内容都融化在人们的血液当中,指导人们前进的方向。当时毛主席要求所有的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所以那时候的电影全是兵,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那个时候的电影就反映了乡村教师,而大批知青到偏僻农村去当老师。原来农村都有教师,乡村大山沟里都有教师,就是5个学生都有教师。

  铁路部门退休工程师张桂芝说:

  那个《李双双》,你偷东西她就跟你坚决斗争。这样才能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

  刚才郭老师哪个评得好?他说83年那个《女大学生宿舍》,为什么编得比较好演得好,让人看了有一种奋发向上的,这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毛泽东时代那个基础。这个就符合思维逻辑……

  郭松民说:

  摄于1983年的《女大学生宿舍》,主要剧情是大学中文系205号的女生宿舍住进了5个高校的姑娘。青春由于与报国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不再是一个易碎品,所以一年后,205宿舍的姑娘都更加成熟了,她们一起身着校服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给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想象空间。

  1983年为什么能拍出《女大学生宿舍》这部电影?我觉得有它内在的现实的逻辑。为什么这部电影最后给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只刚开始起步,发令枪刚响。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的社会?那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暴风骤雨,原来的社会利益集团统统被打下去了,新的社会利益集团没有发育起来,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空旷的场地,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很多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通过上大学,然后通过创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纪后,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甚至到了一种可以说对大多数人是不存在的地步。

  三、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改变中国电影令人窒息的状况

  郭松民说,中国电影出现这样一种保守化,就是对现实的逻辑、现实的资本的金钱的逻辑全面地臣服。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从来都不是置身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相反,由于电影的投资巨大,它比任何艺术都更为直接地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自我显现的方式。中国的主流电影把现实当中的一切不合理都加以美化,并且暗示这种秩序是永恒的。在电影建构的世界里,普通人除了发财和适应现实的市场逻辑以及去美国以外,再也不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要说去试图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主流电影已经蜕变成了资本和市场统治的工具。

  郭松民认为,中国电影有责任为改变这种令人窒息的状况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国电影应该具备起码的批判现实的能力和瞻望未来的能力,能够给观众带来希望。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思维框架和新自由主义的狭隘逻辑,重建属于中国的同时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这样一种价值观,只能是毛泽东思想。

  四、抛弃不切实际的梦想,改变不合理的社会

  围绕电影《小时代》,许多青年产生虚幻的梦想。实际上,《小时代》构筑的梦想,只属于有权有钱的家庭的后代,对普通百姓则没有可能。目前这个社会本来就不合理,而《小时代》却把它说成绝对合理。年轻一代的梦想,应该是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社会。

  郭松民说: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资本和权力统治的社会,它剥夺了大部分人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现在的主流电影,排除了出现新社会的可能性,而认为我们现有的秩序就是最好的,你最大的努力就是得到老板的赏识。它这里边贯穿的逻辑,很显然是老板需要的。……而有利于老板的秩序,未必就是有利于员工的秩序。

  范景刚说:

  年轻人是天然的理想主义者,有对美好的个人、未来的向往和追求。电影《小时代》就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个人奋斗往上爬的通道,寄托了一个美好的个人梦,但这是跟今天我们实际的社会现实很不一致的。你带着这种梦想,进入这种现实的话,你会发现你奋斗来奋斗去,最后能爬上去的,只有那些有权势背景的少数的富二代官二代,普通的、底层的、没有权势背景的老百姓家庭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是没有机会能够实现这种个人往上爬的梦想的。中国社会现在已经严重地两极分化,社会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格局。

  五、青年人的出路与时代和思想紧密相联

  当今很多青年人感到没有出路。其实,青年人的出路问题,在中外,在我国不同时期,都经常会面临到。李浩结合电影《摩登时代》、《青春之歌》、《年轻的一代》、《青春万岁》、《致青春》、《小时代》、《中国合伙人》等,谈了一些看法。可以看出,青年人的出路,与时代和思想紧密相联,在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青年人就能找到好出路;而在改开年代,青年人找不到好出路。

  李浩说:

  电影《摩登时代》拍摄的年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卓别林演了个工人,实际上工人是那个时代的主体。那个时候,工人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一个收入群体,却仍然没有出路。

  《青春之歌》讲了林道静寻找出路的过程。她从一开始要自杀,然后被救了,然后跟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没有出路。最后因为受先进思想影响参与了一些活动,她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入了牢。最后她在牢里面通过斗争,接受了共产党,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1976年的《年轻的一代》,讲的是地质学院两个毕业生的故事。《年轻的一代》表现的,也有斗争:两个大学毕业生,因伤病回城治疗,是去是留,通过斗争,最后又都回去从事地质工作。你就发现那个年代给我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

  八十年代王蒙的《青春万岁》,还是不错的,里面确实跟《年轻的一代》有类似性,讲年轻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

  现在的《致青春》、《小时代》,还有《中国合伙人》,表现的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或者财富比较固定的一个社会,钱可以买权,权可以生钱。郭敬明等人成功的背后,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实际是失败的。这可能就是今天我们年轻人面临的现实。

  六、怎样改变电影界的现状

  当前,中国电影界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改变中国电影界的现状?郭松民说,需要最先的左翼文化界的最先自觉,然后通过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去改变这样一个现实。范景刚说,只要大家各尽所能,尽自己点滴的力量,这个局面还是能够转变的。

  郭松民说:

  实际上要根本解决,当然需要社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在这个条件出现之前,我觉得首先 这样一些文化人,他们开始尝试做一些这样的改变:比方说像以前经常来乌有之乡,也是乌有之乡发起人之一的黄纪苏老师,他搞的一些作品,比如他原来有《切格瓦拉》话剧,后来他又搞过《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创作这样一些作品,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为改变这些状况而作的一些努力。从目前来说,可行的办法,就需要最先的左翼文化界的最先自觉,大家首先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然后通过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去改变这样一个现实。

  范景刚说:

  如果就影视作品这个新领域的现象来说的话,大家去努力。今天大家评论了影视作品,其实这个影视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去在毛泽东时代,是旗帜鲜明地去讲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那是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文艺作品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八十年代以来,宣扬了一种新的东西,否定文艺作品有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模糊掉它为谁服务的问题。

  到现在中国的社会分化已经很分明,现实的阶级秩序、阶级结构已经形成。大家能够感受到,在今天的分析评论中,看到这些影视作品作为意识形态产品,对上层建筑,它是有服务它的经济基础的,它是要巩固现在的已经形成的统治秩序的。资本的统治秩序体现的价值观,就是反映了资本的力量和价值观,这是比较明显的了。

  在咱们文化界,这么多年来,在全面向西方投降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分化。知识界、文化界还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他们看到了中国全面融入资本全球化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这样分化出来的一批有识之士在坚守着中国的文化阵地。黄纪苏老师在2000年创作的《切格瓦拉》就是当年重大的文化事件。这些年来,我们乌有之乡也接触到了以刘毅然为代表的一些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创作团队等等。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界、经济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爱国人士,大家能够去通力合作,现在形成了有清醒自觉的一些党的干部,有清醒自觉的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有清醒自觉的一些爱国的企业界的人士,这些力量合作起来,能够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有我们民族主体性、有我们民族自信的一些新的产品。

  我相信在现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只要大家各尽所能,能做影视创作的你在创作领域,做评论的你在评论领域,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进行宣传、启蒙,让我们周围的人有清醒的认识,尽自己点滴的力量,我相信这个局面还是能够转变的。

  附:讲座实录

  范景刚作了开场白

  范景刚说:今天下午我们很高兴请郭松民先生给大家作一场讲座。郭松民是前空军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法学硕士,是当代知名的时事评论员,经常关注一些文艺问题,在文艺方面有一些很精彩的评论,可以说是文艺战线独树一帜的左翼战士。说其左翼,是有鲜明的人民立场,在文艺界的一些种种乱象中,有清醒的认识,有尖锐辛辣的批评。今天就让他来作一个主题讲座,就是“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忧思”。前不久,郭松民先生出版了最新的专著,就是《电影的战术——郭松民影视评论选》,这是结集了他十年来的一些重要的影视评论。今天就是安排这样一个交流。

  郭松民开讲

  今天的题目叫《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忧思》。中国电影有个潮流,这是从2002年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拍了一个商业武侠大片,叫《英雄》,这个电影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后来事实发展证明张艺谋这样一个选择引领了一个潮流,就是中国的主流电影从此不再按照各个国际电影节的思想和艺术的标准来拍电影,而是根据投资利润的商业逻辑,按市场的逻辑来拍电影。这个潮流的转变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风光不再,和九十年代相比,获奖的频率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国内的票房急剧增加,2010年跨入票房总收入100亿元人民币。2013年贺岁片《泰囧》最终的票房是12.4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国产片最新的票房冠军。但是我们分析这些主流的商业电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主流电影从国际电影节上出走,没有带来思想上的独立,也没有太多意识上的创新,而是导致电影人向现实逻辑的一个全面的成熟,所以这次出走,我把它称为“出走的回归”。国产电影在价值观上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再保守化,它既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也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

  我在这里谈的国产主流电影,主要是指国产的商业大片。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个是主旋律大片,一个是商业大片,还一个是小制作的独立电影。只有商业大片才能以倾盆大雨的方式来向观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2013年几部国产的商业大片《泰囧》、《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一、二)、《全民目击》等,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共同特点:一个是取得了不菲的票房,其中《泰囧》是12.4亿,《中国合伙人》5.35亿,《北京遇上西雅图》4.74亿,《致青春》7.5亿,《小时代》两部合计7亿,《全民目击》1.8亿,全部都过亿,票房都非常惊人;另外一个,都成了公众的话题,这几部都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在价值观上的再保守化。我说的“再保守化”,是指它既不批判现实,又不想象未来,而是对现实逻辑的一种全面地认同和臣服。

  《泰囧》。北大的电影名家戴锦华教授曾经说过,有的电影是眼睛吃的冰淇淋,有的电影是心灵坐的沙发椅。泰囧之所以能取得票房冠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全面迎合了城市中产阶级和主流观众的趣味。既是他们爱吃的冰淇淋,又是他们可以放松心情的沙发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心灵按摩椅。

  《致青春》,我认为是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因为电影当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按照赤裸裸的逻辑来作自己的人生选择。他们只是在消费青春,把爱情当成了青春唯一的内容,谁也没有想到可以用宝贵的青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青春如同醇酒,他们狂饮不已,沉醉其中,只知享受而不知其他,所以一旦警醒得到的就是欲裂的头疼和满地的狼藉。

  《致青春》,反映了九十年代大学生的生活。九十年代,是中国急剧转型的年代。在城市里边,伴随着国企改制,一方面是工人大规模下岗,另一方面也冒出了一批巨富。在农村,三农问题日趋严重。李昌平上书总理,指出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国际上,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1999年5月8日,美国用三枚精确制导导弹摧毁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是所有这一切在电影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反映。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超越男女的情爱,看一眼围墙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个引领人们把目光投向远方的人。

  摄于1983年的《女大学生宿舍》,主要剧情是大学中文系205号的女生宿舍住进了5个高校的姑娘。青春由于与报国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不再是一个易碎品,所以一年后,205宿舍的姑娘都更加成熟了,她们一起身着校服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给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想象空间。但《致青春》没有给我们带来这点。它反映的青春生活视野十分狭窄,这是时代的问题。九十年代是知识界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是民间把发财的梦想、个人的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时代,也是大学大规模地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时代,所以《致青春》不过是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切。

  《中国合伙人》。电影制片方、发行方把发财当着一个主要的卖点,公映的日期特意选在5月18日,谐音就是“我要发”。在《中国合伙人》里,对三个主角来说,发财就是目的本身,从来没有教育报国这类想法。通过一个桥段,无情地嘲弄了1990年代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影片借陈东青之口,不仅嘲弄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嘲弄了中国的前三十年,嘲弄了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

  有人经常将美国的《乔布斯》与《中国合伙人》进行比较。

  《乔布斯》里有个理念,就是我们要改变世界,虽然太夸张了,但它毕竟有这个理念;而《中国合伙人》里面的男女主角,最大的理念就是我们不想改变世界,我们只想改变自己。这个主题在电影中连续出现了四次。为什么会这样?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到文化自信的问题。到1980年代,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刚一打开国门,面对西方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精英,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并直接导致了对中华文明本身的怀疑。建国以后激励了整整一代人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口号,在主流的话语当中受到了无情的嘲弄。不少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精英自然而然地认为改变世界与自己无关,甚至改变世界的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愚妄,中国需要的仅仅是改变自己。

  《北京遇上西雅图》表达的是:美国是唯一可以想象的精神家园,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程实际上伴随着对美国人的想象。该片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美国呢?就是我们透过这部电影,看到怎样一个美国呢?美国真的是一个人间天堂,是一个爱情圣地的伊甸园。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靠着对美国的想象来回应当下中国人面临的困局,是中国主流电影的一个普遍现象。

  《小时代》表达的是:如果没有机会做人,那么就做一条开心的狗吧。《小时代》是根据郭敬明的小说改编的,分一和二两部。影片一上映就获得了一个两极化的评论:反对者说它是拜金,支持者说反映了现实。在《小时代》当中,清晰地贯穿着郭敬明这样一种价值观:金钱和资本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被资本统治,而是被资本拒绝。资本及其形象代言人在《小时代》当中,不是一种异化、迫害性的力量,而是一种拯救性的保护性的力量,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

  郭敬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如果真的想要拍一部年轻的电影、青春的电影,一定是来自对未来的描述,对未来的架构。年轻人永远不会回忆自己的过去,年轻人永远都在憧憬自己的未来。但是在我看来,《小时代》没有任何对未来的描述,有的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复制和美化。《小时代》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以金钱为杠杆和唯一度量的狭小世界,而且还暗示这个小世界的秩序,是绝对合理,不容挑战的。因此,除了对资本的无限崇拜和无限臣服以外,《小时代》排除了人与人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任何可能性。说到底这是一种后冷战的文化现象,就是人们不能想象一个不受资本统治的世界,为了不让自己变得过于绝望,便只能对这样的世界不断加以美化。

  《全民目击》。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全民目击》以独特的风格气质、真诚的态度以及上佳的品质获得了影评人、明星、名导以及媒体记者的交口称赞,被誉为今年国产片的又一力作。《全民目击》的票房逆袭与观众的参与密不可分。大批观众观影后主动在微博、微信上摇旗呐喊,一些明星大V免费宣传,使《全民目击》的口碑零差评,也使它有了在国庆的继续竞争的资本。观众看后不禁赞叹:这是一部撞击情感震撼心灵的优秀影片。

  为了对抗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电影讲述了这个“纯洁”的有钱人的故事。“全民目击”隐含的意思,就是揭示真正的真相:你们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电影中,有钱人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完成的是爱与责任的救赎,对家庭伦理的忠贞,这些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情感。在此前提下,他的不择手段,他致富的原因,诈骗的嫌疑,都可忽略不计。电影表现的是对财富的崇拜,对财富拥有者毫无抵抗地臣服。我们看到,通过这样一部电影的讲述,富人不仅占据了财富的高地,而且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中国新出现的财富阶级,他们被假定为是有道德的,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不再受到质疑。毫无疑问,这种假定排除了一个新的更为平等的社会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也排除了重新分配财富或共同富裕这样一种道德合理性。

  总结

  中国电影出现这样一种保守化,就是对现实的逻辑、现实的资本的金钱的逻辑全面地臣服,它是有一个原因和过程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中国的电影经过焦虑和反抗,最终走向了向全球化、市场化逻辑的妥协和迎合。这里边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从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资本在全盛国家的废墟上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面目重返,不再是血腥,不再是罪恶,而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明,并且正式宣布历史终结,任何对历史走向新的可能性的想象也因此而成为非法。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把电影裹挟其中,同时也成为电影的内部逻辑。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20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出现使西方进入整体消费社会。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一批新的中产阶级,或者说被称为中产阶级的那些人,虽然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但是在一线城市内的数量却很可观。很多人虽然在经济地位上远远称不上中产阶级,但却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中产阶级。他的消费,他的趣味,他的价值观,是向中产阶级靠拢。由于他们是票房的主要来源,所以他们也是电影投资人主要的预期观众。因此电影必须在他们那里赢得口碑才能赢得市场。而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资本市场统治的一个受益者,所以他们是认同资本的统治秩序的。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提出取代资本秩序的新设想,所以尽管上书的渠道日益逼仄,但是中产阶级仍然渴望能够成为财富一族的一员。

  我们看到,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从来都不是置身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相反,由于电影的投资巨大,它比任何艺术都更为直接地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自我显现的方式。中国的主流电影把现实当中的一切不合理都加以美化,并且暗示这种秩序是永恒的。在电影建构的世界里,普通人除了发财和适应现实的市场逻辑以及去美国以外,再也不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要说去试图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主流电影已经蜕变成了资本和市场统治的工具。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虽然近三十年来,中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但这并不等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不久前在接受采访时,郭敬明曾经直接说,他自己就是中国梦的典型代表。但是,他的梦几乎是那些永远没有可能买得起房的90后所不敢做的。《小时代》与其说是为富二代和90后描绘了未来,不如说是用一种无比坦率的语气说:你们别做梦了!

  我认为,中国电影有责任为改变这种令人窒息的状况作出自己的努力。中国电影应该具备起码的批判现实的能力和瞻望未来的能力,能够给观众带来希望。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思维框架和新自由主义的狭隘逻辑,重建属于中国的同时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这样一种价值观,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不是电影人自己的事,而是整个知识界的一个共同的任务。

  与到场者交流

  北航学生莫倩:

  我和室友没钱去电影院,就在宿舍看了电影《小时代》。一、二、三流城市很多没有钱的人去看了这部电影,其中很多是做着发财梦的学生,而郭老师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不要做这种梦,你们是根本没有可能上来的。如果说这部电影完全不提供这种梦,那为什么这些人还争相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郭松民: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统摄的力量。市场经济的消费社会,它不仅创造出商品,它还通过这种文化的灌输,创造出商品的消费者。

  莫倩:

  你说它不好,但总会给青年人一些梦想吧,如果你直接告诉他,你永远都不可能上来,那会……

  郭松民:

  我们的梦想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文艺作品,或者作为一部电影作品,它最主要的是说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像《小时代》那样,把现实的秩序说成绝对合理的秩序。就说我们不是没有梦想,我们的梦想是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合理的社会,而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是不合理的。我觉得年轻一代的梦想,是我们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社会。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资本和权力统治的社会,它剥夺了大部分人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现在的主流电影,排除了出现新社会的可能性,而认为我们现有的秩序就是最好的,你最大的努力就是得到老板的赏识。它这里边贯穿的逻辑,很显然是老板需要的。……而有利于老板的秩序,未必就是有利于员工的秩序。

  范景刚:

  年轻人是天然的理想主义者,有对美好的个人、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个电影《小时代》按刚才你们讲的,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个人奋斗往上爬的这样一个通道、一种想象,这是寄托了一个美好的个人梦,但是跟今天我们实际的社会现实是很不一致的。你带着这种梦想,进入这种现实的话,你会发现你奋斗来奋斗去,最后能爬上去的,只有那些有权势背景的少数的富二代官二代,普通的、底层的、没有权势背景的老百姓家庭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是没有机会能够实现这种个人往上爬的梦想的。中国社会现在已经严重地两极分化,社会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格局。

  郭松民:

  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家庭非常有钱,或者有地位,那么可以把孩子送到名校,送最好的幼儿园,然后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保证了其上最好的大学,从而获得最好的机会,或者说去做官,或者说去掌管一个公司。整个在这一个过程中,其实来自贫困家庭这样一些孩子,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被安排在二、三流学校,其实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来参与竞争了。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是财富的再继承,一个是贫困的再继承。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我们当然认为是不合理的。我们希望文艺作品能够引领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去寻求一种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这样一种社会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都封闭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主流的电影,完全封闭了这种可能性。反过来,他们说现在这种秩序是最好的一种秩序。这是我对他们不满意的地方。

  范景刚:

  小人物的个人奋斗梦,对于大部分贫民家庭的孩子都是不容易实现的,这是社会现实。而在电影中,他给你描绘了一个梦。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大部分的贫民家庭的孩子,他们个人未来的出路,在于改变现在的两极分化的不合理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而这样一个梦想需要整体的宏观的社会想象,而电影没有引导我们从这方面进行思考,而是天然地暗示现在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是合理的,你的个人命运就是在这种机制下想尽一切办法削尖脑袋往上爬,千军万马都朝这条路上走。郭老师通过电影评论揭示了电影评论背后的这些东西,让我们把电影所描述的个人梦,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进行对照,来发现电影宣扬的这个东西是个虚假的梦。而且我感觉很可悲:他们不但是欺骗了年轻人的心灵,还从我们身上骗走了钱财。

  郭松民:

  1983年为什么能拍出《女大学生宿舍》这部电影?我觉得有它内在的现实的逻辑。为什么这部电影最后给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只刚开始起步,发令枪刚响。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的社会?那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暴风骤雨,原来的社会利益集团统统被打下去了,新的社会利益集团没有发育起来,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空旷的场地,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很多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通过上大学,然后通过创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纪后,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甚至到了一种可以说对大多数人是不存在的地步。

  北航研究生李丹:

  您刚才讲了《致青春》、《小时代》、《北京遇上西雅图》,大概在这些电影中反映了这样一些现实:这三部电影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您刚才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其实女性的地位是有一个飞跃性提升的阶段的,现在虽然说有些降低,但还是比毛泽东时代之前有所增长。通过这三部电影反映给我们的一种现状,我觉得女性这样一种角色越来越处于一种附庸的地位,所以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不愉快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后,肯定会反思现在的现状。际上现在这个社会并没有真正提供这样一种男女平等的地位和现实。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您能给些建议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成长,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成长阶段?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和八十年代相比,越来越受到一种局限,可不可以理解成:其实我们现在也处于一种平静的阶段?中国经历了五千年的封建制度,所以说封建思想沿袭下来是根深蒂固的,现在要完全从封建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或者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跌宕起伏是不是还会有很多次?

  郭松民:

  中国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实际上是与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完全平等。后来新中国又有一系列,比如男女同工同酬,很多文艺作品里边,也是女性作为主角的。毛时代的男女平等,有一个特点,就是女性扮成男性,实际上是一种花木兰式的。实际上女性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方方面面的平等地位,是以承担和男性一样的责任和工作这样一种形式来出现的。我觉得这首先是把中国妇女提高到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同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忽视了女性性别的差异。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历了一方面,女性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了;另一方面,就是女性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下降,就是各种明显的歧视开始出现了。应该怎么办?最主要的,还是要继续争取平等的权利。从微观上说,要拒绝做附庸,拒绝做二奶,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张桂芝:

  我网名叫红色娘子军,真名叫张桂芝。我当时上了南街村,特别佩服王宏斌。我认为南街村搞的既有社会主义,又有共产主义。

  我崇敬毛主席,现在更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晚年没犯错误。太了不起了,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人一把私心放在第一位,这个国家还有凝聚力吗?为什么现在的电影要这么拍?就因为掌握意识形态理论的文艺界精英,他要走这样的道路,就必然要宣传把路往这边引。这是最根本的。那个《李双双》,你偷东西她就跟你坚决斗争。这样才能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你现在都搞私有化,谁发财谁是英雄谁好汉,先让这部分人富起来,它必然背道而驰。这些文艺作品必然会这样反映,因为他们追求这个。改革开放,我第一个看的就是《红高粱》,我恨死那个张艺谋了。听说张艺谋得了国际大奖。现在知道那个原作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这些人为了得奖,就丑化中国人……。再一个,就是《无极》,陈凯歌整的。什么血馒头。再一个,是《集结号》,一看就知道,国民党怎么好,共产党怎么不好,贪生怕死,都尿裤子。政委就像个土匪似的,哪像个真正的共产党解放军?现在这些电影,我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要彻底西化,根本背离了我们党的宗旨。刚才郭老师哪个评得好?他说83年那个《女大学生宿舍》,为什么编得比较好演得好,让人看了有一种奋发向上的,这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毛泽东时代那个基础。这个就符合思维逻辑……

  郭松民:

  妇女地位,刚才张老师提到电影《李双双》。李双双和丈夫喜旺闹过许多矛盾,但是李双双为什么能够敢于那样对待喜旺,就不怕喜旺去包二奶?这是因为李双双当时作为一个妇女,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持。如果喜旺胆敢包二奶,他会受到来自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而现在的妇女,除非是家庭暴力不得了啦,然后打电话叫警察,否则男的在家里怎么胡作非为,妇女一般都得不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持。这是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发生的变化对妇女地位产生的不同影响。

  张桂芝:

  那个《红高粱》,是不是巩俐主演的?她在那个高粱地里这么一躺,那不是性解放吗?他就这样编。所以这个舆论地位,我们叫软实力,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阵地应该说,我们基本丧失了,所以必须把它夺回来。

  郭松民:

  《红高粱》为什么在国际上获奖?其实不是它反映了中国的实际,而是符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他把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内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根据这个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去拍电影。张艺谋老在西方获奖,原因就在这。这是他狡猾的地方。

  范景刚:

  当代电影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反映出我们的文化精英没有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他们搞的这种文艺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正如刚才提到的软实力,他们讲的不是中国的软实力,是传递美国的软实力,是在配合美国,实际上是用中国的电影赚中国老百姓的钱,但是传递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增强的是美国的文化自信,而实际上是削弱、打击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这是现在我们知识界、文化界的一个基本现状。那么通过咱们的影视评论,像郭松民先生这样的一些学者,在评论过程当中,来树立中国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揭露这些主流影视剧所表达的这些西方的文化堕落。像《色戒》这样的电影弄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中国普通人感情上都难以接受的,但是它确实迎合了西方统治主流对中国的需要。这是我们中国人从文化自觉上要走的第一步。

  沈阳化工大学李教授:

  我们那时候的文艺,从我会唱歌那天起。我出生在1944年,解放以后,我接触的歌曲、电影,那时候《白毛女》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的,1951年就放映。还有《赵一曼》。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成长,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电影。而那时候的歌曲,每个电影里都有它的歌曲,而这样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而且这些歌曲的内容都融化在人们的血液当中,指导人们前进的方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政府官员,根据社会的存在,他有他的价值取向。这样电影呢,当时毛泽东要求所有的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所以那时候的电影全是兵,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而现在就不是了。因为社会变了,现在的社会是富人社会,它要反映富人的价值观。而张艺谋这种人,现在的电影制作人,都不是工农,所以他们不能反映工农的思想意识,所以有了刚才郭老师讲的这些内容。所以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现在的价值观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现在是谁富谁英雄,谁穷谁狗熊,所以大家都追求这个“富”。而这个富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损坏别人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些资本,是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所以这些电影制片者,要反映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所以就有今天这样的电影。而这样的电影,对我们青年一代,危害是最大的,在我们学校就体会得到。70年代大学生,有志向,毕业以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哪里需要哪里去,现在是哪里舒服哪里去,哪里捞钱哪里去。原来农村都有教师,乡村大山沟里都有教师,就是5个学生都有教师,在毛泽东时代。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哪个愿意到农村去呀?

  那个时候的电影就反映了乡村教师,对几个孩子,怎么教。而大批知青到偏僻农村去当老师。现在呢,谁去呢?用公益的办法。那时候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现在呢,是为特殊阶层服务。谁掌权就为谁服务,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就为谁服务,而不为工农兵。现在都产业化了:教育产业化念不起书,房地产产业化住不起房,医疗产业化看不起病。都是资本在统治这些。我们学生的脑袋也受到影响。70年代的学生到80年代就变化了,到90年代我就发现我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原来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非常好,一到大学四年后,变成了一个坏孩子,自私自利。原来工农子弟朴素的感情都有,大学毕业就没了。这就是大学文化受社会影响,影响最主要的是影视。……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着全中国,而且影响着全世界,但现在在我的学生当中,真正相信马列和毛泽东的占的比例太小。不过,从去年918,全国几十万人大游行,我又寄予了希望,把希望寄托在我们80、90甚至00后的学生身上。

  质监总局退休职工:

  我是退休职工,来自质监总局。刚才你提到了一些电影的问题,我也是50年代初期出生的,经过下乡,后来1977年上大学。现在的问题是,你和刚才几位提到了一些现象,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何,就是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郭松民:

  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实际上要根本解决,当然需要社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在这个条件出现之前,我觉得首先 这样一些文化人,他们开始尝试做一些这样的改变:比方说像以前经常来乌有之乡,也是乌有之乡发起人之一的黄纪苏老师,他搞的一些作品,比如他原来有《切格瓦拉》话剧,后来他又搞过《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创作这样一些作品,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为改变这些状况而做的一些努力。从目前来说,可行的办法,就需要最先的左翼文化界的最先自觉,大家首先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然后通过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去改变这样一个现实。

  范景刚:

  如果就影视作品这个新领域的现象来说的话,大家去努力。今天大家评论了影视作品,其实这个影视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知我们是否自觉地承认它,认识到没有。过去在毛泽东时代,是旗帜鲜明地去讲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为大多数人的。那是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文艺作品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八十年代以来,宣扬了一种新的东西,否定这样一种文艺作品有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模糊掉它为谁服务的问题。在这样的一种理念下,逐渐深入。

  到现在中国的社会分化已经很分明,现实的阶级秩序、阶级结构已经形成,大家能够感受到,在今天的分析评论中,看到这些影视作品作为意识形态产品,对上层建筑,它是有服务它的经济基础的,它是要巩固现在的已经形成的统治秩序的。资本的统治秩序体现的价值观,就是反映了资本的力量和价值观,这是比较明显的了。

  在咱们文化界,这么多年来,在全面向西方投降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分化,知识界、文化界也还有有良知的一些人士,有爱国的一些人士,他们看到了中国全面融入资本全球化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这样分化出来的一批有识之士在坚守着中国的文化阵地,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刚才提到的黄纪苏老师,他在2000年创作的《切格瓦拉》就是当年重大的文化事件。在这些年来,我们乌有之乡也接触到了以刘毅然为代表的一些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创作团队,还有《红色摇篮》的导演金涛老师,我们还讨论过《恰同学少年》这样一些经典剧。其实还有很多。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界、经济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爱国人士,大家能够去通力合作。再加上我们这些年,特别18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上来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调整,我们党政部门、相关的意识形态部门、宣传部门的一些比较好的干部、官员,也能有自觉认识,也能发挥作用,像刘云山同志在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时候,就发过一篇重要文章,讲到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其实这也是代表共产党自身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反思,一种新的认识。所以现在就综合形成了有清醒自觉的一些党的干部,有清醒自觉的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有清醒自觉的一些爱国的企业界的人士,这些力量合作起来,能够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有我们民族主体性、有我们民族自信的一些新的产品。当然现在这样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强力代表的这样一种在我国的买办文化、洋奴文化比较盛行的既定格局,另一方面现在新生气象、新生力量也正在发展。

  我相信在现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只要大家各尽所能,能做影视创作的你在创作领域,做评论的你在评论领域,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进行宣传、启蒙,让我们周围的人有清醒的认识,尽自己点滴的力量,我相信这个局面还是能够转变的,而且现在就正在发生着积极的转变,今后会有更多的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自主性、主体性、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好的作品出现。这种情况慢慢会有所改变的。

  李浩:

  刚才那同学讲的,实际上是青年人没有出路的问题。不知大伙是否看过卓别林那部电影《摩登时代》,实际上那个时代也是像卓别林演的那个工人,实际上工人是那个时代的主体。在今天这个社会,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和有一定知识的这些小资产阶级也算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主体之一。电影名“摩登时代”,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意思,按我们正常人的感觉,现代化是个好词,但实际上卓别林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是三十年代,大概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人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一个收入群体,没有出路。今天我们有一定知识的可以说实际上也没有出路。这是为什么?

  我们往回倒一倒,看中国跟青春有关的电影。《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就讲了林道静寻找出路的过程。她从一开始要自杀,然后被救了,然后跟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没有出路。最后因为受先进思想影响参与了一些活动,她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入了牢。最后她在牢里面通过斗争,接受了共产党,走上了光明的道路。再往回,1976年,当时中国有部电影叫《年轻的一代》,讲的是地质学院的两个毕业生的故事。我们知道,中国政界上有一位也是地质学院毕业的,他还说了一段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跑地质”是低人一等。《年轻的一代》表现的,也有斗争:一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从事地质工作时因公受伤,就回城治疗;另一个也是想办法开病条要回到上海,回上海后,让医院给他出假证明,说我不能回去了,然后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后来真正想干地质工作的那个发现了这种事,通过斗争,最后又都回去从事地质工作。你就发现那个年代给我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

  再往后推,八十年代,郭老师讲的《女大学生宿舍》,这部电影我没看过,但我看过《青春万岁》,是王蒙写的。虽然王蒙现在跟张艺谋也差不多,但《青春万岁》相对在八十年代来说还是不错的,里面确实跟《年轻的一代》有类似性,讲年轻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我看了《青春万岁》以后,又查了百度百科,里面主要演员的背景,后来的人生轨迹,到哪去了?大部分都到美国去了。或者是在大的跨国金融公司里做高管。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有一个讨论,就是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个讨论,就是潘晓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实际上是两个年轻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感觉为什么年轻人没有出路了。

  再往后倒,就是《致青春》、《小时代》,还有《中国合伙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咱们可以说郭敬明,可以说《中国合伙人》里面的主角。改革开放时代他们好象发展了。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讲了,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权力或者财富比较固定的一个社会,钱可以买权,权可以生钱,最好是钱和权都有。还有知识分子帮你鼓吹这一套东西,然后告诉你,这才是社会真正的秩序。郭敬明等人成功的背后,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实际是失败的。现在有好多年轻人特别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实际上好多想法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可以成为郭敬明,可以成为韩寒,可以成为俞敏洪……,但是有几个人能成功?这可能就是今天我们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我建议大家把刚才我提到的几部电影都看一下……

  实际上,《摩登时代》和《致青春》,包括《小时代》,实际上都反映了一种没有出路,中国革命,或者中国时代发展,从20世纪初一直发展到21世纪初,又一个轮回。我们好多人又变成了林道静的那个状态,没有出路,不知道往哪边走。大家可看看我刚才讲的中外对比、前后对比,从《青春之歌》到《年轻一代》,到《青春万岁》,一直到《致青春》,背后表达的时代的主题,在这个时代的主题里面,我们年轻人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个时代。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就是,你是为公的还是为私的,而为公为私实际上就是年轻人的出路的问题。如果纯粹为自己寻找出路的,……,郭敬明就很幸福吗?他就穿那名牌服装,等等,最后他心里不空虚吗?

  2013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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