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业极限战”背后的“耕地极限战”

“奶业极限战”背后的“耕地极限战”　　

杨国英　　

奶业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蒙牛“诽谤门”， 继三聚氰胺、性早熟之后再一次肆意冲击奶业安全的底线，据此，有舆论评之为奶业“突破底线的极限战”。确乎如此，近年来，食品行业的种种竞争，不仅之于奶业，之于整个食品行业，用此评论均不为过——致癌茶油、苏丹鸭蛋、避孕黄鳝、地沟油、激素猪、激素鸡、一滴香精、人工猪肉、人工鸡蛋……　　

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滥觞之声不绝于耳，忧心愤慨之余，初析之，“转型期道德缺失、九龙治水式监管体制、严制松执的执法实践”可视之为因。但深析之，在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的市场悲剧之后，食品安全之于耕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跃然而出但难以为解。　　

就一波更比一波高的奶业纷争而言，隐于市场悲剧其后的奶牛养殖，即存在严重的土地供给矛盾。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为大规模增加原奶供给，及有效避免奶农散养所带来的监管困难，国家鼓励奶牛规模化小区养殖，并为此累计补帖资金达100亿元之多。但资金扶持难解土地供给之困，如依我国人均奶量增加测算，至2020年我国奶牛存栏量将超1600万头，需7000万吨的牧草和青贮饲料饲养，为此须增加1000万亩以上耕地以供奶牛增加之需。对此，今年8月陷入性早熟泥潭的圣元CEO张亮曾无奈表示，相对于奶业消费大国而言，我国大规模自建牧场以保食品安全，不符合我国耕地供给约束的现实。　　

而这仅仅相对于奶业发展所需，生活水平提后之后更多畜、禽、蛋的供应，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耕地之供给（与奶牛饲料转化率相比，畜、禽、蛋饲料转化所需粮食更多，亦所需耕地供给更多）。照此，我们估且保守预算，至2020年，畜、禽、蛋、奶增加所推生出的耕地供给增加量，需达2000万亩以上。　　

这2000万亩耕地，相对于我国命悬一线的18亿亩耕地红线相言，可谓“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所示，“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分别为１９５万公顷（２９２５万亩）和５８５万公顷（８７７５万亩），其中，通过引导开发未利用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１２５万公顷（１８７５万亩）以上，其中“十一五”期间达到３８万公顷（５７０万亩）以上。”亦即是说，至2020年，因建设用地所需，将减少近亿亩耕地。在此基础上，如果再算上，至2020年因科学发展、人口增加（14﹒5亿）所需的土地绿化和环境保护，保守估计，又需2000万亩以上土地的退耕还林，此亦不能再行推迟（“十一五”2000万亩退耕还林计划，只在2006年执行了400万亩，剩余1600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因粮食安全问题显现而终止）。　　

由此，我们可推算出，至2020年我国耕地面积将减少近10%，再面对届时人口将增加近10%至14﹒5亿，双重困境之下，我国需增加20%的粮食亩产才能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而这又是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通过生产关系重组、生产技术提高而带来的“1949—1954年”和“1978—1984年”两次粮食大幅增产之后，生产力之于粮食大幅增产的可能性已经式微——虽然通过2004年的农业税费减免及其后大规模的农业补帖，迎来所谓的2004—2009年农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但与之前相比，粮食增幅已明显减缓。　　

在面临耕地减少和人口增多的双重困境之下，至2020年需增至13000斤粮食的保底任务，则显得殊为不易——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投入资金可以改善，但多年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所导致的土壤通透性和肥力大幅下降，却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照常理，需进行合理的休耕和轮耕，以改善土壤性状）。那么，就大幅提高亩产而言，种子的改良则显得重中之中，是寄希望于未来10年再现上世纪90年代袁隆平杂交水稻之奇迹，还是落当下转基因粮食话语之窠臼？此诚不可知，寄望于前者，可能失之于天真，寄望于后者，更可能陷入灾难。　　

在土地日趋减少、人口日趋增多之当下，粮食安全系于自给已呈末路，其结构性矛盾根源于人均耕地面积的瓶颈。据此，无论是已渐试行的“海外屯田”，还是大规模粮食的进口，均可视之为对此瓶颈的突破——以进口量占我国需求60%的大豆而言，2009年进口的4255万吨大豆，即可视之为减少我国3000万亩耕地供给之压力。当然，这种隐性增加我国耕地之办法，代价亦为高昂，除为此付出高昂之金钱，亦某种程度将粮食安全系于他手。　　

奶业风波、食品安全通过导入第三方认证、强化职能部门分工、落实执法责任，其极限战似有可解之途径，但隐于其后的耕地供给之极限战，则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亦更为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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