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大劫匪
作者：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纽约大学风险工 程 教授，著有《黑天鹅》。马克·施皮茨纳格尔(Mark Spitznagel)是对冲基金经理。两位作者持有能从银行股价值下跌中获益的头寸。
对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经济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过去5年来，银行家得到了巨量资金。在美国，向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备案的银行所获得的资金多达惊人的2.2万亿美元。照此来算，在未来十年中，这一数字将达到5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奥巴马总统及其共和党反对者所愿意削减的政府赤字数量。
这5万亿美元不会投资于公路、学校和其他长期项目，而是将直接从美国经济转入银行高管和职员的个人账户。如此转移支付与向其他所有人征税别无二致。银行家对如今的金融和经济困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却是唯一不用因危机遭受冲击的群体（从很大程度上讲，反而会因此受益），这真是天大的不公。
从更多方面看，主流巨型银行是个谜团。（如今）人人都知道，它们运作着十分复杂的报酬机制，掩饰低概率、高影响的“黑天鹅”事件，并从隐性公共担保安全网中免费渔利。过度负债，而不是高超的技艺，才是它们的利润源泉，雇员因此获得了高得离谱的报酬，而当它们出现巨额损失时，又有股东和纳税人替他们兜着。
换句话说，银行们承担风险，成功了获得奖赏，失败风险则转移给了股东、纳税人甚至退休人士。为了保卫银行体系，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人为的低水平；而最新的披露表明，它还向银行提供了1.2万亿美元的秘密贷款。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的主要功能是替银行家隐瞒了风险暴露，从而获得巨额奖金（而不是吸引借款者）。
最终为这些风险暴露掏腰包的是纳税人、退休者以及其他靠储蓄回报生活的人。除此以外，低利率政策还将通胀风险转移给所有储蓄者以及下一代。或许最令纳税人感到不齿的是，银行家去年的薪酬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当然，在被政府救援之前，如果银行资产价值被恰当地按市值计算，那么其资产将不会产生任何回报。从长期看，它们也不会产生回报，因为其业务模型与从前并无区别，无非是在粉饰交易风险。
如此一来，真相已经显而易见了。但是，作为个体纳税人，我们根本毫无办法，因为在游说团体（甚至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一致行动面前，我们根本不能控制结果。我们对银行管理层和高管的补贴完全是被逼无奈。
但这个谜团代表着更大的内幕。为什么所有投资经理都在买入将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给雇员发工资的银行股。
复制过去回报的承诺绝不是理由，因为过去的回报根本就不怎么样。事实上，若用薪酬来筛选股票，那么过去20年来对金融部门的投资应该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回报不会减少。
为什么资产组合经理和退休基金经理希望他们的投资者对此毫无怨言？对投资者来说，这些经理们难道不是自己贴上去将客户的资金送到银行家的口袋中去的吗？基金经理难道没有违背信托责任和道德准则吗？他们丧失了约束银行、迫使他们争相合理承担风险的机会了吗？
很难理解为何市场机制没有消除这些疑问。正常运转的市场应该产生这样的结果：风险暴露合理、薪酬机制对头、风险分担适度从而公司治理良好的银行应该获益。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如果投资经理及其客户不能在银行股上获得很高回报——如果他们从银行家将风险外部化到纳税人头上的过程中获利的话，回报应该很高才对——为什么他们还要死抱着银行股不放？但就在于所谓的“贝塔”：银行代表着标普500的大头，投资经理必须投资银行股。
我们不相信有了监管就可以让这类事情一去不返。最大、最老到的银行早就练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本事——它们不断地创造可以绕过规则文字的复杂金融产品和衍生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复杂的监管规则的唯一意义是让律师赚更多的钱，让相关监管者赚更多的钱，让衍生品交易员赚更多的钱。
投资经理应该给银行体系带去一些约束，这既是道德责任，也是职业责任。为此，第一步应该是按薪酬标准区分各银行。
过去，投资者使用过伦理标准——比如拒买烟草股和煽动种族隔离的南非股——并成功地给相关股票造成了压力。投资银行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伦理的和职业的。如果基金将钱投资于生产率更高的公司，投资者以及我们其他人都将大大获益，或许这样还可以让本来流进银行家奖金池的资金悉数流入管理完善的慈善基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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