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此法案签署三天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调降美国长期主权信用AAA级评级至AA+级。标准普尔调降美国长期信用评级后，全球资本市场大幅波动，黄金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以黄金计价大幅度缩水，巨额损失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的外汇储备向何处去？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中国联系汇率制度的成因及利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亟需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加大商品出口力度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快捷方式。要想加大中国商品的出口力度，必须确保中国商品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压低商品价格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造成事实上的本币低估。朱镕基在明白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开启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他建立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这个联系汇率中，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了。果然，这个办法很奏效。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至今仍然在延续。
任何事务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联系汇率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极大地促进了出口加工行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第二，强制结汇制度，突破了发行人民币的法律限制，极大地满足了资本稀缺和流动性短缺问题；第三，通过强制结汇，建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联系汇率制度的坏处是不易察觉的。第一，压低出口商品价格，实际上是在转让国民福利，迟滞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二，联系汇率制度是新型的人民币发行制度，此制度撕裂了宪政体制对金融管理的约束，开启了恶性通货膨胀的魔瓶；第三，巨额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他国债券，中国巨额财富事实上被他国扣押为质，中国主权开始被蚕食。
凡事适可而止，过犹不及。任何事务都存在一个效用临界点。超越临界点，边际效用递减。大大超越临界点，事务就会走向反面。朱镕基时期的联系汇率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到了公元二零零二年，联系汇率制度的临界点到了。就中国的结算需求而言，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矣。提高一倍到10000亿美元，这已经很夸张了。发展到30000亿美元，完全是胡闹了。中国滥用联系汇率制度的结果，终于点燃了国民经济的内忧外患。
二，中国外汇储备的性质。
笔者将外汇储备的性质定义如下：中国外汇储备是中国中央政府通过隐性负债购买的海外资产。笔者一向认为，人民币是中央政府发行的隐性国债。所以，通过发行人民币购买外汇，相当于中国中央政府负债购买海外资产。这个定义可以完结关于外汇储备是否属于“血汗钱”的争论。
外汇储备，既是负债，又是资产。管理外汇储备，就必须既要管理负债，又要同时管理资产。由于中国对于外汇储备的性质的认识不清晰，中央政府将外汇储备的管理权分离了，人民银行在管理负债的部分，外管局在管理资产的部分。问题就此产生了，中央政府债务终极债权人根本不是人民银行，而是财政部（也就是中国纳税人）。吊诡的是，财政部根本无权干预这部分债务和资产。这就使得如此巨额的资产负债完全脱离了预算法的约束。更为严重的是，如此庞大的资产负债也完全脱离了立法机构的监管，成为现行宪政体制下恐怖的黑洞。
毋庸置疑，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中国经济危机埋下了重大隐患。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脱离法律约束的暗物质，极有可能引爆政治危机。
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误区。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存在三个方面的误区：
首先，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应交由财政部统一管理。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只能做执行机构，它们不应拥有决策权。统一财政管理是现代国家基本的宪政原则。共和国不能同时存在两个账房。朱镕基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方式，或有自己一定的道理，但这毕竟是违反宪政制度的行为。此事，早就应该予以纠正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问题上严重失职了。
其次，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工作就是数量控制。
中国管理层应该清楚：人民币发行数量的临界点在哪里。建立在外汇结算体制下的货币发行制度存在着明确的数量极限。这个数量极限一旦被突破，将导致通货膨胀。全世界央行的首要工作都是控制通货膨胀。人民银行为什么不清晰说明人民币发行数量的临界点？不讲清楚这个问题，外管局如何界定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
中国管理层应一旦明确数量临界点的位置，就必须建立控制数量的一整套手段和工具。实际上，建立控制数量的手段和工具才是外管局管理的核心内容。
最后，外汇储备管理的关键应该是外汇储备的质量管理。
外汇储备的质量由两个性质决定：安全性；效益性。当美国债务危机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外管局必须明确报告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汇储备面临风险的程度和水平，必须提供处置风险的预案。
中国外汇管理的误区，爆漏出中国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
四、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出路。
中国外汇储备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第一，管理权归位。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必须纳入预算法的管辖范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必须接受全国人民代表代会的管理监督。必须将人民银行外汇管理部门和外管局纳入财政部管辖序列。人民币银行发钞数量的决定权应移交财政部统一管理。财政部应将此部分资产负债计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
第二，以税制汇。
财政部应该使用财政手段对外汇储备规模实施干预。具体的做法就是以税制汇。
我国必须重新检讨针对外商投资制订的各种优惠政策。大部分的减税让利的优惠政策必须尽快取消。
我国应该开征三税一费。所谓三税：第一，环境补偿税；第二，特种资源税；第三，资本利得税。所谓一费：外汇损益补偿费。我们应当让外商投资利润回报恢复到国际平均水平。
我们必须将外商投资收益水平调整到国际均衡水平；我们必须将出口商品价格调整到国际均衡水平。
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点就在这里。
第三、推进双边贸易协议下的非美元结算安排。
我国应尽快与非美国家建立基于结算需求的新型双边贸易协议，并在贸易协议中做出非美元结算的技术安排。我国与伊朗等国进行的非美元结算的贸易协议应当得到支持、鼓励和推广。
我国应检讨WTO条款中的问题。避免介入非我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协议。简单地说，我们不鼓励以美元作为结算工具的贸易协议。
第四、藏汇于民，分散突围。
我国应取消现行的国民换汇和借汇的限制。国民应获得不设上限的换汇权力；国民可以通过抵押和担保等正规手续获得不受额度限制的外汇贷款。同时，放松外汇出境限制。凡能提供正规收入来源（税赋证明）者，均可以换汇和借汇，并进行境外投资和经营。
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巨大并且结构单一，依靠政府部门和国有机构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或许是我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唯一出路。
五、有序终止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
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介绍了联系汇率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我国的联系汇率制度早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终止现行汇率制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币价值体系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限于本文篇幅，有序终止联系会问题将另文进行讨论。
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并未因为奥巴马签署减赤法案得到缓解。笔者查阅了美国联邦政府近十年的预算案，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已经形成无法松动的刚性结构，除非进行革命性变革，美债毫无解决的希望。奥巴马的减赤方案对于庞大的美国主权债务不过是杯水车薪，那不过是一场拙劣的政治表演。笔者非常忧虑，对于一个持枪的债主而言，谦卑地履行债务责任是很不现实的。历史地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只有两种方式：革命或战争。关于革命或战争，我们准备好了吗？
注：此文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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