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分析

深度报道：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分析
阿瑟·克罗尔伯（ARTHUR KROEBER）

 winter 翻译

中国货币人民币（RMB）在过去几年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把有关中国货币的立法同表决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捆绑在一起通过。虽然后来该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以及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已经承诺就中国货币问题在年内举行一次表决。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冲突的根源在于他们抱怨中国刻意将人民币的价值保持在极低水平，以损害贸易伙伴为代价推动其出口、增加贸易盈余。最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赤字在2011年上半年增长了将近12%——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加大力度促进国内就业，对人为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国家采取提高进口关税等限制措施。

尽管美国财政部一再放弃在两年一度的国会报告里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是它一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加快升值，让人民币价值根据市场力量自由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许多经济学家也都支持人民币加快升值，同时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作为“恢复经济结构平衡”总体措施的一部分，使中国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转而更依靠以消费驱动增长的模式。从2005年年中开始，中国已经让人民币升值了25%，这一方面是对上述压力作出反应，更主要的是出于国内因素的考量。但是升值的步伐还是慢得让美国和欧洲拉美等国饱受煎熬。特别是拉美国家，他们的制造业正好遇上来自中国廉价产品日益激烈的竞争。

国际上关于人民币的讨论一直无休无止，因为中国同其贸易伙伴对于汇率的功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汇率简单地当作价格。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断的干预市场以保持汇率低于市场定价是价格扭曲，阻止国际市场发挥本该发挥的功能。这种价格扭曲还鼓励大规模投资外向型制造业，抑制向国内消费市场的投资，从而影响到中国自身的经济。所以允许汇率加快升值不仅对于中国自身有好处，对于整个世界经济也有利。

中国官员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把汇率——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价格与市场机制——看作是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的工具。这种发展战略的目标不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而是让中国成为富强的现代国家。市场机制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从贫穷走向富裕无一例外地采取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求发展的战略。所以他们把汇率设定在有利于大量出口的水平，正如他们调节国内经济其他市场与价格一样，是为了满足发展目标，例如建立基础工业和营建基础设施。这些政策与日本、韩国、台湾在二战后，同英国、美国以及德国在19世纪采取的措施没有多少实质区别。由于中国领导人洞察到出口导向战略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唯一致富途径，所以他们怀着极其不信任的眼光看待那种认为汇率迅速升值同时大幅下降出口增长幅度“符合中国利益”的观点。再加上中国是独立的地缘政治大国，不像20世纪70到80年代的日本，它完全有能力抗拒国际上要求他改变汇率政策的压力。

中国汇率与贸易政策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自从2004年以来连续获得的贸易盈余约占中国过去八年来累积的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这部分外汇储备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有人担心中国成了美国的债主，有可能通过倾销手中持有的美元致使美元及美国经济崩溃。还有人提醒，中国最近通过在香港设立离岸市场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释放出中国有意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抗衡并最终取代美元的信号。所有这些猜测都是基于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走势的严重误解。中国根本谈不上是“美国的债主”；它更像储户而不是放贷者，它的经济实力跟美国相比非常有限。

虽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位居前列，使得它有理由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以方便开列和结算贸易清单，要让人民币从国际经常结算贸易货币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储备货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成为全球主要货币发行国的基本条件，甚至永远也不会达到这个条件。最主要的是，只要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不让外国人在国内金融市场发挥显著作用的话，人民币连二级储备货币的资格都不具备。

中国的汇率政策

中国的汇率政策必须从两大政治经济因素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首先，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该战略旨在构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实力。而用市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其次，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中国的发展战略，在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逐渐成形。它是在对工业化国家如何致富，特别是对二战后实行追赶战略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进行详细调研基础上得出的。这项调研的关键结论就是，每个富国在最初的发展阶段采用促进出口的政策来提升国内产业，加速技术引进过程。在早期，当金本位制再也无法维持永久低利率时，国家采取行政强制和高额关税等手段以达到鼓励国内制造业抵制国外制造业的相同目的。英国利用殖民地作为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独占市场，同时禁止这些殖民地将工业制成品反销回英国的政策是该国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一跃而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重要因素。憎恶这些政策引发了美国革命。而一旦取得独立，美国就通过所谓的“美国体系”刺激经济发展，美国体系的特点就是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筑起高关税（税率一般在40%以上）。19世纪的德国也采取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其工业发展。这些国家直到国内企业坐稳了全球技术革新前几把交椅之后才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在英国国内，保护贸易的需求到了19世纪中叶就开始下降；在美国则是到20世纪中期。

二战后，低估汇率成了促进出口的重要手段，原因部分在于刚刚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1995年以前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有关规定使得维持极高保护性关税愈发难以为继。战后经济史也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维持较低汇率同时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国家享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最终转富。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原文如此——译者注）。采取其他机制阻止进口和鼓励本国工业企业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即所谓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国家，其汇率通常被高估。这些国家有时候能够维持相对高速增长达十年以上，但是增长无法长久，因为ISI战略没有任何机制确保与全球最新技术升级接轨。多数ISI国家，包括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和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经济随即陷入了长期萧条。

随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努力从计划经济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以加速经济增长，它逐渐将人民币贬值了80%，从1978年的1.8元人民币兑1美元到1995年的8.7元人民币兑1美元。从那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止跌回升，到1997年升至8.3人民币兑1美元并一直维持到2005年年中，从那时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逐步回升。自200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年平均升值约5%的水平，直到现在的约6.4人民币兑1美元，而且接下来几年升值的平均速度将保持在这个水平。重温这段历史是想证明，支持出口增长虽然很重要，但绝不是中国汇率政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在1997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是人民币被高估了；尽管如此，北京还是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理由是贬值将进一步破坏饱受摧残的亚洲地区经济稳定。结果，中国承受了好几年相对乏力的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以及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领导层认定，这是为了维护地区经济稳定，付出这个代价值得。

相反，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反映了北京的想法，即维持被严重低估的汇率太久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这种情况从2005年到2007年发生在不少波斯湾产油富国身上，这些国家把汇率维持在完全不顾现实的低水平上，招致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到40%。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年平均通胀率5%就已经高得不得了了，而人民币升值最快的那几年刚好是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汇率政策转而偏向逐渐升值的第二层考虑是认为，太过廉价的汇率过分偏袒极廉价商品的制造商，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利润空间都非常低。虽然这些产业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但它们不能为中国的技术升级作出多少贡献。经济决策者相信，汇率逐步升值将最终迫使中国制造业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从而制造更技术先进、利润更丰厚的产品。该战略似乎已经初具成果：中国正迅速占领全球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例如发电设备和电讯网络开关。与此同时，它开始将低端产品市场份额如成衣和玩具拱手让给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孟加拉国。

总而言之，中国的汇率政策主要是受增强该国出口竞争力这个目标驱动。但是其他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是希望维护国内和地区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尽量消除通货膨胀压力、强制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站在中国决策者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目标说明汇率调整必须谨小慎微，而不是放任无法预测的市场力量去左右。尽管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灵活的汇率更有助于保持经济长期稳定，但中国官员尽可以展示他们奉行的政策所达到的完美效果记录：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维持在年均约10%的GDP增长率，通胀水平面保持在5%以下，每年出口增长幅度在20%以上，而且中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除非某种危机使他们（中国官员）确信经济政策需要作重大调整，否则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们基本上还是会坚持当前的政策。

国际上要求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实力向中国施加足够强大的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能够强制德国与日本的货币升值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倚仗于美国。（更重要的是，1971年美国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能够通过单方面让美元贬值达到同样的效果。）日本相对美国的附庸地位迫使它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让步，导致日元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升值一倍。中国在地缘上是独立的大国，完全没有必要向美国低头让人民币升值，更不用说欧洲以及其他像巴西那样的国家了。唯一可行的威吓就是，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最终使全世界关上从中国进口的大门。不过截止目前这种威吓也很无力：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到现在已经爆发三年了，美国和欧洲一直没有落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其他因素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外部压力面前不放弃汇率的决心。一个就是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惨痛教训。在中国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的急剧升值是导致后来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关键导火索。1990年之后泡沫破裂，让这个昔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经济体一下子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萧条。中国官员毅然决然地表示他们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这番决心到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更加坚定，当时中国彻底驳斥了这种观点，即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以及资本、汇率的自由活动是管理现代经济的最好方法，中国领导人早就对此观点持严重怀疑的态度了。中国经济在危机发生后快速复苏并强劲增长被认为是对中国采取管理汇率、控制资本流动、严格管束市场战略的最好辩护。

人民币的国际化

尽管对于汇率等经济政策的优点比较自信，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对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导致的一个问题感到头疼：堆积如山的外汇储备，其中多数是收益率极低的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长期和短期国债。曾几何时，吸纳外汇储备被当作一件好事。但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持有巨额美元的风险就再清楚不过了：美国经济形势严重恶化连带美元价值迅速走低，会导致这些资产的严重缩水。此外，实践证明，大量使用美元以资助全球贸易具有潜在风险：当美国信贷市场在2008年末停业时，贸易融资灰飞烟灭，中国等出口国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过分依赖美元招致经济风险的观点使得中国决策者开始下大力气要把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开始，先在香港试点人民币离岸市场。

在考察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之前，有必要解除一些关于中国大规模持有外汇储备及其投资美国国债的误区。由于中国央行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单一境外持有者，有人说，中国成了“美国的债主”，而且如果中国哪天不高兴了，就可以一次性抛售手中所有的美元，从而造成美元甚至是美国经济的崩溃，最终破坏美国经济。这些担心被误导了。首先，试图捉弄美元造成全球经济混乱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出口大国，中国将成为这种混乱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次，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它必须找到其他安全的境外资产来取代美元资产。现实情况是，还没有这种资产能跟中国大规模置换美元。中国平均每年吸收约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除了美国国债市场，还没有哪个市场能容得下这么大笔金额外汇。中国正试图让自己的外汇储备多样化是没错，但直到2010年底，它的外汇储备中仍有65%是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60%）。从2008年到2010年，当报纸充斥着中国“倾销美元”的报道时，中国实际上将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翻番，达到1.3万亿美元。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完全谈不上是“美国的债主”，它的经济实力十分有限。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仅占美国已发行国债总额的8%；69%的国债由美国公民和机构持有。从国债持有比例来看，美国是美国自己的债主——决不是中国。中国持有的所有美国金融资产加起来——包括联邦政府、地方政治和公司债券；证券等等——仅占微不足道的1%。

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没有向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放贷。美国企业融资总额中，来自美国银行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欧洲的银行。把中国当成“合众国银行”的储户比较恰当：它购买的国债超级安全，流动性好，能够迅速变现，跟银行存款差不多。中国根本没有劫持美国当人质，而是当了美国的人质，因为中国没办法把这笔存款用在其他地方——世界上没有哪个银行实力能有这么雄厚。

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促使北京开始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通过让更多的公司用人民币订购和结算他们的进出口贸易，中国可以逐步减少把出口盈利存到“合众国银行”的必要。但是，从当前的报道来看，说人民币国际化敲响了当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丧钟还为时尚早。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民币的起点太低，要成为世界主要贸易货币至少还要好几年。据国际清算银行（致力于国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合作的国际组织，由5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译者注）数据表明，2010年人民币在全世界外汇兑换交易额的比重不到1%，比波兰兹罗提（波兰法定货币单位）还小，美元占85%，欧元占40%。人民币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多，这是毫无疑问的。自从2009年北京开始推动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通过香港）以来，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额急剧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有约10%的进口以人民币支付。出口的数字相对低一些，这很容易理解。中国境外的出口商乐意接收人民币，因为他们有理由期待人民币隔段时间会升值。但是中国希望收到人民币的出口商们要找到能用人民币支付货款的采购商就比较难。不过，假以时日，从中国进口或者向中国出口的外国公司会逐渐习惯收到人民币以及用人民币支付，正如他们在20世纪70到80年代逐渐习惯使用日元一样。

因为中国早已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出口国，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三到四年时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进口国。很自然地，人民币理应成为主要贸易结算货币。不过从主要贸易结算货币一跃而为主要储备货币这一步迈得太大了，未来人民币成为与欧元不相上下的储备货币还很遥远，更不用说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了。原因很简单：要成为储备货币，就必须要有安全、可流动、低风险资产供境外投资者购买；这些资产必须经过市场交易，而且市场环境必须对境外投资者透明、开放，不受人为操纵。持有美元和欧元的各国中央银行可以轻易购买美国国债和以欧元记价的主权债券；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别无选择，只能存到银行。境外人士无法进入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在香港新成立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即所谓的“点心”债券市场）小得可怜，而且主要是大陆房地产商发行的垃圾债券。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飞速发展。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个市场的发展，以及外国人进入中国国内政府债券市场的准入仍然严格受到限制。正如中国官员不信任市场来调节他们国家的汇率一样，他们也不放心让市场来确定政府借贷利率。过去十年，北京事实上偿还了所有的外债；超过95%的中国政府债务是通过国内市场发行的，主要买家国有银行事实上是被迫接受政府指定的利率认购。当前绝无根据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近期放弃给境外债券投资者设定利率的特权，境外投资者中国政府是没办法左右的。因此，很有可能要过了很多年以后，可供境外投资者采购的安全人民币资产才多得足以让人民币成为潜在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前车之鉴具有启发性。在20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在当时全球经济的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中国。它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似乎日本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大国、日元成为主导性货币是很自然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从来没有成为现实。日元国际化了：约一半的日本出口以元结算，日本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以日元计价的“武士债券”，日元交易活跃。不过，就算在巅峰时期，日元占全球储备货币量也没有超过9%，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降到约3%，原因是日本政府从不愿意对境外人士完全开放日本金融市场，特别是对日本政府债券市场的准入控制极其严格。时至今日，约95%的日本政府债券为境内投资者所持有，相比之下，美国国内持有美国债券的比例仅为69%。中国当然不是日本，它的走势也会截然不同。但是对开放境外投资者完全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偏见也与日本不相上下。而且只要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人民币的地位就只能局限于地区储备货币。

对美国政策的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本人向美国决策者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中国的汇率政策与其长远发展目标密切相关，不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行为体，影响该政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既然北京对市场力量的猜忌使得北京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产生了巨额外汇储备；那么这也同样意味着北京不太可能情愿放开金融市场让人民币有资格同美元争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关的证据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在年平均5%左右，这个指标正牢牢地被中国经济政策所把握着。这种升值幅度使得中国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达到两大目标：合理控制国内消费价格通胀水平、强制中国产业结构逐步升级。

总的来说，这些趋势从美国的角度是非常喜人的。从实际意义上说，向中国高调施压要求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是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美国没有多少实力让中国屈服。尽管长期被低估的人民币会给美国高端设备制造商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因为中国制造商会在这些领域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但是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将增加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扩大中国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因此，美国政策应该淡化汇率问题，因为成功的可能性不高，转而把精力放在不断要求中国维持并扩大美国企业准入中国国内市场的范围——这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承诺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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