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我们将探索一种研究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与演化和适应性系统的经济观相一致。新方法使我们有望对经济过程提出新的理论见解，启发经验研究的新焦点，也有可能为基于计算方法的适应性过程建模提供新的机会。经济转变（economic transformation）是这种方法处理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转变，增长才成为可能。经济转变具有质和量的两个维度，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演化故事的主线。质量维度与创新过程、“新”经济活动的引入和“老”经济活动的退出密切相关。数量维度则与持续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是不可分的。我认为，创新和竞争作为共演过程的动态理论可以为二者之间的联系提供说明。
在这种方法中，新经济活动的创生起着特殊的支配作用，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经济转变中主要的动态要素是新的经济猜想、可获利活动的理论和模型的生成，它们将在市场上得到检验。对于这种系统，人们会问“它有怎样的创造力？”，“它将新奇猜想的生成和尝试置于什么样的限度之内?”，“作为一个试验系统它具有哪些属性？”（Eliasson，1996；Rosenberg，1992；Foss and Foss，1999）。这种视野实质上是对经济知识增长条件的考虑，广义上说，它是对把物质、能量和信息转变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有用知识增长条件的考虑。因此，更一般地，在知识增长的条件与基本上是永无止境的知识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转变是一种演化过程，正如所有的演化过程一样，它可以被分解为三种要素：行为变异或微观多样性；将变异转变为经济变迁型态（patterns）的选择过程；产生和再生行为变异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确定了经济转变的过程。尤其是，如果没有发展，演化框架是有严重缺陷的。演化不能简化为仅仅是变异和选择问题。正是通过发展过程，我们才有了产品和生产方法的创新，通过选择过程，才有了不同经济活动相对重要性的连续变化。因此，转变与增长之间的联系取决于满足经济需要的“更好的”方式能否随时间推移而提升其相对重要性。
在这幅图景中，经济的制度框架是极为重要的。资本主义的选择过程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石的过程，市场的作用是协调不同的活动同时对它们进行估价。价格通过协调而形成，这些价格决定了基本的商业理论的获利能力。然而，市场制度不能被视为自然给定的。市场的建立和运行都需要消耗高额成本，市场通过与标准有关的一套规则和商业活动的习俗得以运转，它们由法律或行政程序或者是非正式实践加以规定。大多数市场反映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交互作用。其它制度同样对发展过程有实际价值。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长特别地依赖于公共机构和私人领域间的交互作用，二者共同形成了知识的生成和传播系统。这些系统反映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知识在组织和学科中的应用，在这种创新的传播过程中，企业在对来自各种渠道的不同种类的知识进行搜集和组合上起着独特的作用。由于这些更高秩序的制度和组织是演化的，它们要经历变异、选择和发展的过程，所以，经济转变包括了制度结构内的演化和制度结构本身的演化。据此，我们可以开始揭示经济演化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
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理论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很有用的。直到最近，这种理论的核心思想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不是一种关于经济增长率的理论，而是一种总量经济以外生比率增长的理论。本质上，该理论试图解释增长过程中的各种程式化事实，包括所谓收入分配和资本生产率历时的持久性。第二，经验上，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增长率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它最终与新知识的增长有关。残余生产率（residual productivity）的研究已经使其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尽管有人在要素投入的测量上，采用了更纯化（refined）和理论上一致的方法试图缩小这种残差。然而，在这种纯化过程中，两个问题变得混淆了。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精确地测量生产函数的移动（Nelson and Winter，1974；Nelson，1981）；第二个是十分独立的问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相同。的确，在一个资本—产出率不变和增长稳定的经济里，用每位从业者的产出所测量的增长是技术进步的后果，要素积累不会独立地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为，如果资本累积起着独立作用的话，那么经济的储蓄率将随时间而变动，但看起来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论断（Prescott，1998）。这一问题由厄舍（Usher，1980）给出了完美的澄清，他宣称：没有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没有增长。
现在这一问题的后果令人十分窘迫。经济增长主要归于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增长，然而增长理论却对应用（applicable）知识增长的条件却保持沉默。内生增长理论试图填补这个漏洞（lacuna），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已由琼斯（Charles Jones，1995）所发展，很值得简要地回顾他的核心论点。
经济增长由思想（idea）的增长所驱动，在一个以稳定比率增长的经济里，思想的存量也将以稳定的比率增长。为查实这一稳定状态，琼斯使用了思想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 for ideas）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由马克卢普（Machlup，1962）首次提出的。这个概念的基础是信息的非竞争性，即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思想可以被使用任意次数，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在新思想的生产中，思想也可以被使用任意次数。在任一时点都存在着研究者可以使用的思想，其存量规定了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给定思想存量，更多的研究努力最终会造成收益递减，然而，研究努力也会产生新思想，进而改变了仍需解决的问题存量。在这种连锁反应中，发挥作用的是作为自动催化（autocatalytic）过程的思想创生的动力学，即思想产生思想。这使马克卢普对下面两种情形做出了有趣的区分：扩大未决问题存量的新思想的发现（agenda increasing ideas）和减少未决问题存量的新思想的发现（agenda reducing ideas）。这些变化改变了当前研究努力的生产率关系，进而刺激资源向研究的倾斜。假定思想增长率取决于当前的研究努力和思想存量，使用同样的框架，琼斯确定了思想存量可以以恒定几何速率增长的条件。如果这一速率存在，它将与当前研究努力的增长率成比例。琼斯使之等同于人口增长率，他必须这么做，因为在稳定增长中，人口对任何活动生产的贡献必须为恒定的。这一稳定状态存在的条件是，思想增长率与思想存量之间的弹性小于1，这与减少未决问题存量的知识增长模式相一致，至少在比例意义上如此。但弹性依赖于什么，他没有说清楚。
详细阐明上述理论的原因是，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框架相比，琼斯研究知识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方法处于矩阵中对立的另一端，这就是值得我们仔细陈述它的原因。
导致两者产生不同的第一个来源是思想自身或其实际应用以稳定速率增长的概念。知识孕育知识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想法，但它以稳定的几何速率增长看起来似乎很难理解。甚至研究努力在总量上以稳定速率增长的想法也不含有研究产出稳定增长之意，这种观察确实与科学和技术的增长历时不均等相一致，就更别提应用速度的不均等了。问题就出在总的思想存量这个假定。思想是添加、相乘？还是以流行的组合方式相加的？在哪种情形下，思想存量的增长快于指数增长？无论是哪种加总过程，我们是否需要权数（价格）？例如，有了这个权数，有机化学中的思想才可以与保险服务生产中的思想结合起来。但这些权数是什么并不明显，确实它们不会在市场价格中被发现。但是，如果把思想拆分成相似的群组，我们将遇到另一种困难。也就是说，对所有种类的知识来说，如果我们假定研究努力以相同的速率增长（从投入方面来看这是稳定增长的条件），它也将意味着不同的思想存量无法以相同速度增长，这使产出方面的稳定增长成为不可能。
看来很清楚，困难的根源是双重的，它与宏观经济层次上的加总和稳定的知识积累速率的概念有关。这两者都与把增长视为转变的思想不一致，因为其定义已排除了有关经济增长的所有程式化事实中最普遍的因素：结构变迁。在产品、生产方法、企业、产业、地区及整个经济的相对重要性上，如果没有持续的变化，增长就无从发生，结构上的这些变化是增长过程的一种结果。就像圣哲洞穴墙壁上的幻影一样，经济过程很容易被遮蔽：实际上它们就是增长过程。宏观增长理论本质上的谬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结构变迁正是增长发生的方式。正如更明确地使用了演化方法的“新熊彼特”学者一样，研究经济、技术和企业史的学者很早就理解了这一基本论断。两次大战之间的增长“理论家”，包括杨格（Young，1928）*、库兹涅茨（1929）和伯恩斯（Burns，1938）也理解了这种事实。接受这些思想就意味着抛弃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并抓住微观差异和多样性。这也是许多对北美制造业经济进行详细的纵向数据的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他们在下面的问题上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生产率差异广泛存在，甚至在同样狭窄的产业内企业间仍然存在，差异历时而持久存在，相应地，不同企业、产业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对总生产率的增长过程有贡献（Foster et al.，1998；Bailey，1992；Baldwin，1995；Bartlesman and Domes，2000）。从这项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能把微观差异（本例中它与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相关联）等同于只是对一般生产率水平的随机偏离，有许多原因可用于解释企业间存在的差异。这支持了一些管理学者有关企业异质性的论点，即每一企业都将在经济记录中写上自己的签名（Metcalfe，1995）。研究增长就需要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演化观的视角就是具体的体现。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视角的改变使理解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方法成为第一个受害者（casualty）。我们可以在宏观上对经济加以测量，但这么做就必然把细节平均掉了（averages away），而这些细节对理解经济增长过程是重要的。这决不是一种舍掉不必要的细节求得本质的统计问题。相反，正是在特定的市场情境中，行为和协调过程的微观差异规定了增长是其后果的转变过程。第二个受害者就是代表性行为的概念，或者更精确地说，整齐划一的企业和家庭概念。我们的基本论点是，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行为在经济转变过程中也具有新生性质，更别提在不破坏所谓的行为一致性前提下引入创新有多么大的困难。因而，代表性行为的概念只不过是分析的产物，而不能成为其基础的一个假定。群体中的代表性行为也会变化，甚至当他们的个体行为并不变化时亦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一个多样化行为的微观世界中，在任何给定情形下，什么是代表性行为取决于个体行为被市场及其他制度协调的方式。当然，没有更困难的概念要比企业家这个概念使代表性行为者的术语难以处理了。而且，由于企业家是变化的引导者，他们无法生活在均衡中，他们所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远离均衡的经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就与把新奇行为引入到经济中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在对经济的演化适应性解释中，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必须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研究视角最后一项改变特别难以处理，因为它涉及到抛弃经济均衡思想的主张。它意味着经济中不存在某种模糊的“长期”收敛于此的吸引（attracting）状态。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第一，经济组织中的主导过程是协调，市场上买卖计划的相等是关于特定时期的。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它的短暂性，正如它的开创者林达尔（Lindhal）和希克斯（Hicks）那样，那么把它看作暂时的均衡也没有错。但把它看作暂时的秩序要好的多，因为它也是由协调引致的，是秩序而不是均衡（Loasby，1999）。当然，协调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可对协调做出以下三种区分：在给定产品种类的市场之中的协调；这些市场间的协调；最高水平的资本市场上储蓄与投资的协调。这些不同层次上协调的相互联系塑造了转变过程，绘制了相应的演化图景。第二个基本问题与知识的积累过程有关。知识不能在情境或时间长廊之外得以积累。因此，大量的知识来自市场过程的指引：供给者和消费者在市场过程中学会生产什么，从谁那里购买。这一事实把演化解释和奥地利理论某些看法联系起来了，后者将经济演化看作是一个发现过程。接下来的推理是，当前每一暂时的秩序在其内部创造了改变该秩序的条件，对于创新追求中积累的知识来说，这是特别真实的。这正是熊彼特特别热衷强调的论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自内部。当我们认识到所有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真实的时间中发生的，纯粹的（mere）时间片断意味着经历事件并获得新知识，那么这一论点就得到强化。如果我们努力去假定一些均衡状态的存在（趋向均衡的运动不变），那么上面的两个问题就显得漏洞百出，因为这等于说当我们到达均衡时所持有的知识不变。除了正式的逃避问题外，它对于我们毫无意义。简言之，当经济处在均衡之外时，它就保持在均衡之外。但它们总是表现为秩序（如果可用术语表述的话），该秩序反映了由此引发的协调的型态。注意，这一论点比正反馈出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更为深刻。这是由卡尔多提出的论点（1934），甚至当所有的生产和营销过程在传统意义上属于收益不变类型时，它仍然会产生。正是趋向某种“均衡”的运动过程导致了均衡的消失。罗宾斯（1930）对此做出的区分也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静态意味着保持给定的相关数据不变，在此条件下趋向均衡的问题也不曾发生。为了假定均衡，经济必须处于这种状态。相反，在静态中保持不变的是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以致于供给根据盛行的条件进行调整。均衡增长理论是这种静态的一个特例，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结构不随时间而变化，尽管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是这样。现在，核心论点是人们不能使知识的供给条件保持不变，正如我们已知的，知识是增长的关键。由于新知识的供给条件依赖于当前的知识状态，没有知识的变化，人们就不能进行经济活动。当然，在现代经济中，由于把非竞争性资源的部分配置到了知识的获取、传播并通过教育过程在人口中得到具体化，这种状态就被强化了。
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它与实践知识的内生增长相关）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就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演化的适应性方法的道路，现在我们就转向对它的主要特征的研究。
演化内核：个体群方法
自然地，演化理论是对世界变迁的速率和方向的解释。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是关于一般动态过程中，所谓的实体（entity）的差异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的重要性方面增长和衰减的理论。正如温特所强调的，它们是关于生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的理论。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者来说，对经济现象演化解释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使创新、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有意义。在他们看来，均衡中的资本主义在术语上是矛盾的，这些思想特别强调把经济转变看作涨落（flux）、增长看作发展。那么，演化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进化综合论是一个已得到相当大发展和争论的主题（Depew and Weber，1995，1999）。广义的综合选择主义（synthetic selectionist）的内核已经遭到挑战：一方面来自赞成偶发事件（contingency）和随机漂移（stochastic drift）的言论；另一方面来自赞成新的自组织和非线性过程动力学的主张。与迪普和韦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发展是对演化方法的丰富，它是一种对选择、机遇和非线性动力学需要同时接纳的丰富。毕竟，经济是由大量的行为者通过许多种局部联系并遭遇到大量噪声的状态中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确切地说，这就是复杂、适应性和演化的经济变迁型态面对的条件。
在最近的对非线性经济理论的概述中，布罗克（Brock，1999）提出复杂应包括下列生成系统（generating system）的维度：散布的交互作用、无指导之手的自组织、不同水平层级的联结、永久的新奇、持续适应和偏离均衡的动态。相反，对演化过程的综合解释只强调三因素，它们是：变异原则，即一个相关群体的成员在传递选择信号的特征上的变化；遗传原则，即个体特征可通过合适的机制历时被复制；选择原则，即在特定环境下实体间的交互作用必然使一些实体具有更好的适合其生存和增长的特征。请细心地注意到，生存和增长不是实体的特征，而是它们卷入选择过程带来的后果。正是这种混淆常常使人们得出选择理论是一种同义反复的错误的概念（Sober, 1984）。
现在布罗克所宣称的这些属性定义了复杂系统，可以很方便地被结合到更传统的演化三步曲之中。因此，永久的新奇就与变异的创生有关，并使选择过程远离均衡。散布的交互作用是定义选择过程的另一方式，交互作用的层级抓住了这样的要点：选择（和发展）可在多种相互依赖水平上进行。持续的适应是变异选择过程的结果，秩序从中诞生而不是从上层强加而来。自组织（或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成为通往无意识或局部设计（local design）的通途。如果这种描绘是正确的，那么，在老的综合和新的自组织复杂领域看起来几乎没有不协调之处。然而，这些不同方法间交互作用的成果需要得到详细阐明。我们的猜想是，有关增长、创新和竞争的研究将为此提供一个适合的透镜。
演化内核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关注的是群体和用群体统计特征的变化对演化的测量。这也就是说，它们关心的是给定群体中某种行为变化的频率。哲学家们将之称为个体群方法（population approach），把它与本质论方法（typological approach）相对立。后者关注的焦点是理想类型，在这种本质先于存在(essentialist)的思维方法中，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被看作是偶然，它们不过是暂时的干预所导致的无足轻重的畸变。所以，它们将被忽略不计。正是这种推理导致了整齐划一行为者的假定，这被演化主义者所深恶痛绝。在个体群思维看来，多样性不是隐匿在基本（underlying）实在之后起干扰作用的困难（complication）；它就是基本实在本身、是变化的先决条件。有鉴于此，演化理论常被等同于统计理论（Horan, 1995）；不是在概率意义上的，而是关于在选择和发展的压力下总体分布的统计动差（statistical moment）如何随时间而演化的理论。当然，这些动差由群体成员的数据组成，它们是描述性集合，不是任何个体的代表者，它们就是群体的代表。因而，有关个体群思维和选择的基本论点是决定论过程引起统计上的变化。这没有一点与选择过程的运行或基本实体特征的随机变异不一致。确实，按照选择中性理论，不传递选择优势的特征历时随机漂移。这两种方法是完全相融的。
很显然，选择单位和选择环境在演化理论中要做出基本的界定。选择单位是指如下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在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选择环境则独立于实体，它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framework）。在经济演化中，它常常被指定为市场协调过程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市场协调过程价格得以被确定。现在，对选择单位和选择环境的界定需要仔细对待。在某种层次上的选择单位在另一种层次上可能就成为选择环境了。例如，当考虑它的内部发展及如何随时间而演化时，原本在竞争过程中被看作选择单位的企业就变成了它自身的选择环境。这不是一个障碍，而是能丰富演化方法的有趣的挑战。同样使演化方法丰富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选择单位不把选择环境处理为给定的参数。例如，企业可以付出大量努力，以一种占优势的方式建立一种选择环境（当企业创建的专利标准成为市场标准时）。类似的，当出现特别税、关税或补贴时，企业可以将这种选择环境转化为它们的选择优势。演化方法需要认识到，选择环境由参与其中的行为者构建而成，也可由外来的参加者规制而成；它们不是自然给定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把选择环境的构建看作“更高的演化”过程。上述讨论与从波拉尼（Polanyi，1957）开始的经济—社会文献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后者强调制度化和经济与社会过程的相互嵌入。
还有另一个理由用来说明，研究竞争、创新和增长的适应性演化方法不同于它的生物对应物，其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动性的目的维度。当然，个体在独个儿的当时采取行动，这也是确实存在的情况。这必然就使选择仅仅限于与当时相关，但这并不妨碍对过去选择结果的记忆和对未来的预期，它塑造了相关行为者的选择特征。在任何取决于真实时间的任何过程状态的解释中，记忆和预期必定发挥着作用。显然，这种解释不可能是普遍意义上的理性的，也不可能是所有行为者以同样的方式理解经济过程的运转。的确，时点的思考就足以使我们看到，与他人预期的不同正是变异发生过程的核心。而创新和创新战略正是特异预期得以形成的过程。竞争过程的要旨就在于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好的世界模式，而不是与竞争对手在同一世界模式中竞争。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教训：关键性的是要认识到演化解释内在地不是生物学解释，演化理论具有独立于其应用领域的自身的逻辑。
两阶段和三阶段过程
经济演化通常被阐释为包括先前变异（prior variation）和事后选择（subsequent selection）的两阶段过程（Mayr，1982）。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虽然这一概括在演化动力学中给我们不少启发，但显然它只是任何演化理论的一部分。关键步骤是要认识到，任何选择过程都要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多样性（variety）：正如列万廷（Lewontin）所言：“演化消耗掉了它自身的燃料”。因此，演化理论不仅需要解释个体群中最初存在的大量的多样性，而且需要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历时补充（replenishment）。如果没有新的变异（variety），演化过程将衰竭。
发展过程为这一谜团提供了答案，于是演化就成为包括行为多样性的生成和毁灭在内的三阶段纲要。经济演化尤为如此，熊彼特对它的特征做出了简要的表述：“创造性毁灭”，纳尔逊和温特（1982）以来演化增长理论的主要文献对此也表示认同。而且，正是选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相互依赖才构成了对演化增长内生解释的关键。选择过程的结果塑造了发展过程，反之亦然。从任何对创新、企业家精神及其与竞争过程的关系的经济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企业所挣利润是竞争过程之结果，同时也是为新奇的生成提供可获资源的重要决定因素。现代政府投入大笔财政收入，为新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提供资金。市场规模和市场上形成的相对价值诱导发展过程沿着合适的方向进行。通过这些方式，选择过程影响着发展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改变了相关的选择特征，进而将不同的选择优势在群体的实体间进行再分配。于是，对经济转变的速率和方向而言，选择和发展过程之间的依存关系是重要的。新思想并不总是由那些最能盈利的或规模最大的企业提出进而改变一个产业的；新思想通常是由在另一产业内运营的企业或一个全新的有冒险心的企业提出的。这已经被企业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历史充分证明。然而，在给定的情境下，这种依存关系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又取决于发展和选择过程是通过何种方式形成的，完整的演化理论应该通过更高秩序的变异、选择和发展过程对这些形成的特征加以解释。因此，对政策和国家作用的解释，对相应的公共和私人领域边界的解释，在这里也是相关的。那些在发展过程中与企业间和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协作相关的现象也能在此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下面我们将对此多说一点。
与演化解释分析框架相关的是，选择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关系，并伴有大量的噪音因素减弱这种正反馈。一般而言，发展是与选择相关的自动催化（autocatalytic）过程，是一个新知识驱使经济远离均衡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类似地，经济转变也是永无止境的，这恰恰是因为信息生成和信息向实践知识的转化过程是自动催化和永无止境的。这正是经济体系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其历史是永无止境的原因。马歇尔（1898）认识到，经济活动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知识，知识的每一次改变都为行动的改变创造了条件，这又进一步导致知识的改变，永无止境，人们对此完全无法预测。经济体系必然是“永不停息的”，时钟决不会倒转（福斯特，1993），这就是资本主义组织体系独特的性质。而且，组织体系是竞争性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均衡属性，而是因为每一种经济状态在迎接挑战上都是开放的；正是新奇的生成成为战胜这些挑战的手段。市场制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们促成了对新机遇的调适，同时创造激励以诱发对现状的新挑战。它们在静态意义上是否有效率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具有使经济体系向更有效率状态演化的能力。这正是知识的自组织为什么成为演化故事的一个基本部分的原因。在这里，波普（Popper，1985）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澄清了知识的累积是一个扩展（unfolding）过程，已有可能性的实现使新可能性的明确提出（specification）成为可能。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临时的，所以我们只能局限于我们目前的所知，一直到某些更好知识的出现，无论对经济世界的猜测，还是对自然和人为世界的猜测，这都是真实的。正是知识生成知识这一事实把选择和发展联在一起，使经济演化表现出正反馈过程的特征。复杂适应性的演化过程为我们捕捉这一动态提供了最有希望的方法。
复制器动力学（replicator dynamic）：选择、秩序和协调
如果演化是新奇和涨落的鸡尾酒（cocktail），那么，在一般分析水平上，我们如何创建任何使理解成为可能的论说框架（semblance）？秩序和协调之间的联系为此提供了线索，并就演化的方向和速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逻辑。在本节，我们将考虑演化过程形式化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模仿者方程（replicator equation）。自费雪（Fisher，1930）以来，它就成为研究选择过程的主要工具。该方法运用了选择特征分布在统计上的特性，用分布中的群体动差（the population moment）来解释演化的变迁。即便在一个实体特征固定的群体中，也存在着群体水平上的演化变迁，这正是复制分析的主要见解。而且，我们可以将选择单位等同于经济单位（或简言之企业），从而直接将复制过程与竞争过程的思想联系起来。
就增长理论而言，模仿者也激发了这种思想：群体中的不同实体在增长率上不同但又相互依赖，不同的增长则直接把我们引向了结构变迁。关键性地，实体或实体任何系综（ensemble）的增长，不能被视为趋向某一吸引点（attracting point）的收敛过程；由于我们先前讨论的那种力量，这种状态不可能存在。相反，模仿者界定了分布动态，实体相对地位的变化取决于它们特殊的选择特征如何围绕着当前群体平均值而分布。所有动态运动都要远离平均值原则。这些过程具有许多一般性特征。
由于每一选择特征历时变化，而且它的变化取决于其特征及当前群体中其他特征的分布，因而群体就平均化了。这是刚才我讲的费雪定理的结果（Metcalfe, 1998）。
无论个体特征是否代表了实体层次上的某些优化原则，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演化确实反映了优化原则。即，在复制器动力学中，适宜群体平均值的变迁速率比任何其他选择过程要快。
因为动态运动不是由对吸引子（attractor）的偏离而引起的，所以这一方法避免了许多与多重均衡有关的困难，避免了均衡的变动快于作为基础的调适过程这种情况。
在选择和发展的示例性模型中，使用模仿者过程只是一个序幕，但它有助于我们更正式地勾勒出该方法的一般特征。
考虑一组数量固定的实体，每一实体用选择特征向量x加以描述。这些特征是实体的固有属性，假设它们此刻保持不变。在同一选择环境中交互作用这一事实使它们构成一个群体，同时正是对同一选择过程的体验（experience）才决定了某一实体是否为群体中的一员。交互作用过程对选择特征加以评估，理论上将它们转化为选择优势的分布，正是这些优势决定了其在群体中增长率gi的分布。在任一时点上，群体结构可用每一实体所占整个群体的份额si加以描述。
现在考虑群体中某些选择特征xj。平均值由xj = ?sj xij定义。对决定过程而言，这一平均值的变动率为
现在
这里，g = ?si gi是整个群体上升的速率。从这里，我们得出了费雪定理的第一陈
述。
这里我们用所求（in question）特征与实体增长率间的协方差（用群体份额作为权数）来测量该特征群体平均值的变化率。也就是说，演化等同于交互作用（correlation），选择理论解释了这种交互作用是如何被决定的，它怎样随时间而变化。这一协方差是基本协调过程的产物，它取决于选择特征如何转化为选择优势。注意差异增长理论是如何一开始就建构在这种分析之中的。任一实体，一旦其增长速率快于群体平均增长速率时，它的相对重要性就会上升，其选择特征型态就会对相关群体的平均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平均实体——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为增长率的代表性实体——在群体中的相对重要性恒定不变。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代表性的原因。差异增长与结构变迁二者间的联系（link）导致了费雪定理对增长率的独到解释。根据对g的定义，可推知
这里，Vs(g)是群体中增长率的方差（用si表示权数）。如果个体增长率恒定，则它给出了费雪基本定理（Fisher’s Fundamental Law），即
这样，选择总是提高群体增长率，用他的话讲是群体的平均适应性。相反，如果假定平均增长率是固定的，那么
平均而言，单个实体的增长率必将随时间下降。这与早期的增长经济学家（Kuznets，1929；Burns，1934）所讲的减速的增长相对应。
发展是如何安置到（fit into）该图景中的呢？利用特征xj的平均值，我们很容易的就加进了第二阶段的发展，于是
平均值的变动率是选择和发展效应的总和。（当然，根据离散原则（in discrete terms），也将有第三阶段的交互作用。）。发展效应反映为市场份额的扩大，它用来权衡单个实体的发展平均值。
将上面的思想放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创新、竞争和增长理论的主干（backbone），下面是一个说明性例子。
一个说明性例子
下面的例子将为选择、发展和它们间的交互作用提供一个最简单的连贯的解释。它是一个极为简化的模型，而在更一般的演化过程中，群体中的实体拥有不同的多重选择特征，情形要比这复杂的多。
考虑由n个企业组成的一个群体，每个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企业间的区别仅仅是产品生产中单位成本的不同。单位成本hi独立于企业运行范围之外。该产品市场是完美的，因而每个企业都要求为产品设定相同的价格p，每一单位产出所获利润为p = hi。企业在生产能力扩张中拿出同样份额的利润（每一产出单位）用于投资，它们有同样的资本—产出比率。于是，每一企业的增长率仅为
这里f值等于投资的每一单位资本存量所获的利润。
在每一时点上，每个企业的产出是企业群体总产出的一部分，用si表示。产出的总增长率为 ?si gi = g，假定这一增长率与市场需求的增长率相等。
这些假设界定了一个简单的以复制动态为基础的选择过程。于是，任一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变化率为
将它与（1）合并，变为
它是与平均的复制动态过程的基本距离。
群体结构将发生连续的变化，无论何时，那些比群体平均水平更有效率的企业将提高其市场份额，而对那些效率低于群体平均水平的企业而言，情况则恰好相反。选择产生了转变，这是市场对单位成本存在微观差异的企业进行协调的结果。
这一论断的意义在于，hs － xi的区别不是恒定的，它随市场结构的变迁而历时变迁。变迁的型态以我在别处所讲的费雪定理为基础，该定理由卓越的英国遗传学和统计学家费雪（1930）首次提出。
进而，考虑群体中平均单位成本 的变化率。由于此刻 是固定的，
这里，Vs（h）是产出份额，用来测量群体中企业单位成本的方差。根据费雪定理，通过有利于更有效率的企业产出的再分配，选择降低了平均单位成本。
该过程单独就能使 收敛到最有效率的企业的单位成本上，而其他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趋降至零。简而言之，由于群体中一切有用的多样性都已经消耗殆尽，选择过程将停止。鉴于此，我们需要一个通过对单位成本的分配再生出多样性的发展过程。
发展
尽管显然有许多方法可以把单位成本的创新引入到我们的分析图景中，但我想使用的方法仍然以古老的技术进步函数思想（Kaldor，1957）为基础。这里我们引入动态报酬递增思想，即企业投资和增长越快，其生产率上升的速率或单位成本下降的速率也就越快。于是，令
其中β表示报酬递增弹性，ai表示企业特异的创新速率。在这个技术进步函数中，增长率的出现是选择和发展交互作用（link）的结果。选择决定了增长率的分布，而作为其结果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单位成本的分布。选择和发展是相互依存的过程。
于是
是群体中单位成本平均下降速率。在该表达式中，正是协方差 和 项才将选择和发展联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容易得到 。结合选择和发展，平均单位成本的整体下降速率就变为
这就是我所发现的最基本的讲述特定企业群体内演化故事的方法。市场增长的越快，单位成本下降的速率也就越快。创新的平均速率越大，单位成本下降的速率就越快。在有些情景中，把ai看成是由随机过程生成的并把as看成该过程中期望变动的时间也可能是有帮助的。
至于其他项，Cs(h, a)表示单位成本与创新速率二者间的协方差，其值也随着随机创新的速率而历时变动。但Vs(h)是关键项，它通过系数f(1－b)将选择和发展联结起来。
尽管这个分析框架十分简单，但该原理同样适用于当企业具有复合的选择特征，以及考虑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时的情形（Metcalfe，1998）。
知识体系与劳动分工
尽管上文陈述的这种简单的思想有助于我们阐明知识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方法的效用也仅限于此。它确实把我们从由总生产函数、完全竞争和经济均衡构成的线形思考方式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将微观差异、创新和市场协调的作用结合起来，得出一种远离均衡的关于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解释，将其取而代之。即，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将新奇的创生转化为竞争过程，进而引起经济转变和结构变迁。它们确实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以非线形适应性过程为主旨进行正式建模的新路径，。然而这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市场之外，资本主义还有其他更多的运行机制。我们对发展过程的强调允许我们去探索其他的——尤其是那些指引和限制知识增长的制度框架的作用，去探索这些制度是如何与市场过程交互作用的。多西（Dosi，1997）把“技术轨迹”看作是研究与创新相关的新奇理论的基石，这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它告诉我们，知识并不是随机增长的，相反，它根据指导的变异规则运行，与之相伴的则是强有力的对任何技术机会搜寻的约束。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商业机会。在对经济变迁型态的解释中，创造力约束和创造力激励同样重要，许多约束根植于诸如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信念（profession）等制度之中。
第二个起点是在创新体系思想上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Freeman, 1987；Nelson，1993；Carlsson，1995；Edquist，1996）。这些思想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和他的真知灼见：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反映了劳动分工，“哲学家和专业化者”之间的分工特别重要。在现代创新体系中，它反映为实践知识生产中日益增加的迂回过程，组织专业化、学科专业化和知识类型的日益多样化。这种系统观要求在不同分析范围上对活动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结（connections）做出区分。然而，劳动分工隐含协调之意，而知识市场并没有为其提供协调；这不是一般规则。知识生成和组织使用间的交互作用典型地围绕网络而建构，网络内相互的利益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协调。现在，这些相互联结（interconnection）型态不仅对于新奇出现的速率和方向是决定性的，而且它们自身也被更高秩序的制度化过程所解释。人们不禁要问：创新体系是如何出现、发展和陷入衰落的？
下面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回答。在一个经济体内，国家的和产业的专业化组织及其形成科学技术基础的能力，并不是靠其自身单独形成一个创新体系的。它们通过对新知识的积累、储存和传播而形成创新体系，但这并不能单独的生成新奇的创新。在这种情境中，正是企业扮演着从相关的科学和技术体系中获取能力进而形成创新体系的角色。创新体系由地方构建，用于加强特定企业的竞争优势，而在单独的企业或企业群对竞争优势的搜寻中，创新体系得到积聚和拆分。创新体系中各种组织间的联系型态是流动的，这使企业在创新过程的联结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们是唯一拥有创新意图和战略利益的组织，是唯一能将如此之多的分散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市场和组织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它们的创造力在于这种组合作用。这一系列论证的明显结果是市场过程与创新体系过程的共演（Nelson and Sampat，1999），它们彼此相互渗透，一起出现、增长和衰落。这里，我们再次给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形成中选择和发展过程交互作用的不同的理论视野。
总结性思考
总之，上面的讨论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强调新奇、创造过程和交互作用行为者之间协调的重要性，进而确认为什么经济学必须要远离均衡。均衡资本主义在术语上是完全矛盾的，我已在上文简要说明为什么我这么认为。这一系列论断显然已经开辟了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促使我们去探索以行为者为基础的模型的模拟。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为什么这是一条研究经济学的好方法，我在前文已就此做出了回答：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形成选择和发展的组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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