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维特：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

乌尔里希·维特（Ulrich Witt）
张林 李青 译， 张林 校

发表于《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年总第六期。

摘要：自经济“演化”观提出以来，在其具体含义上一直有不同看法，一部分看法甚至是不相容的。通过阐明这些不同看法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导致了差异，本文明确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种主要方法。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关于演化的现实，以及如何将演化恰当地概念化方面的基本假设上的对立立场。在演化博弈论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差异。本文还通过同行调查评价了演化经济学的这些主要方法的绩效，以及他们对未来研究前景的态度。

关键词：演化 演化经济学 演化博弈论 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 普遍达尔文主义 制度经济学
JEL：F011  F069  F091
一、引言
自从19世纪末期“演化”这个名称被引入经济学语境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经济学的演化方法具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尽管如此，将演化思想应用到经济学中的兴趣近几年与日俱增。在对EconLit数据库论文目录的计量分析中，Silva and Teixeira (2006)发现，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把“演化”作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在1986年到2005年间大致呈指数增长。2005年，这类文章在Econlit数据库当年收录的所有期刊论文中占到1%。但是Silva and Teixeira也发现，虽然对演化这一术语越来越多的使用，但其含义却是越来越不一致。关于经济分析中的“演化”名称的具体特征还没有达成共识，更不要说像均衡连同最优化框架这种经典经济理论中公认的范式“硬核”了。
在这种条件下，似乎有必要去梳理一下演化经济学中的解释、主题和方法上的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这不只是为了探索调和不同立场的可能性。鉴于在这一领域最近的一些发展，这是尤其有必要做的工作。一方面，对演化经济学中进化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感兴趣（比如见Nelson 1995; Foster 1997; Witt 1999; Laurent and Nightingale 2001; Knudsen 2002; Andersen 2004）——这是由寻求一种统一的演化方法而驱使的兴趣。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各自为阵的迹象。例如，演化博弈论很少关注能更广泛地与演化经济学相联系的研究，反之亦然（比如一方面见Samuelson 2002，另一方面见Nelson and Winter 2002）。因此，本文试图在经济学背景下找出“演化”这个名称的分歧的主要源头。在这一尝试中，应该让一种统一的演化方法的前景或者限定清晰可见。这样一种澄清也应该有利于对这一领域的新发展进行评价。
科学方法在很多方面会有差异。最常发生的差异通常存在于科学推理的三个层面上。它们是本体论层面（作出关于现实结构的基本假设），启发式层面（如何表达问题以归纳出假说），以及方法论层面（用什么方法来表述和验证理论）。本文将指出，更好地理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在于在这三个层面之间以及相应的假设（通常是隐含的）之间作出区分。例如，不同作者对演化方法的特有考虑，很可能取决于他们如何在经济学背景下将“演化”概念化。这是在启发式层面上的一个判断，即用什么概念来表达问题以及对它们的解释。一个不同的问题是，这些作者如何界定演化经济学的议题。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形成了自己的现实领域，例如，一种主观爱好和信念的领域。这个议题从而区别于把经济活动视为（比如用达尔文主义的话来说）与自然的约束相互作用、以及由人类遗传禀赋所决定的结果这样一种议题。这是本体论层面的一种判断，在这种层面上，关于现实结构的假设塑造了对研究对象的看法以及学科的边界（见Dopfer 2005）。
在新熊彼特主义对演化经济学的很多贡献中，基于与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理论相类比的隐喻，在启发式层面（即作为将经济学领域中的演化概念化的手段）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同时，也存在来自自然主义的挑战，达尔文主义关于经济的世界观在本体论层面上常常是被忽视的（如果不是被拒绝的话）。反过来，像Veblen（1898）、Georgescu-Roegen（1971）、Hayek（1988）、North（2005）这样的作者，他们采用了演化经济学的一种自然主义方法——但他们彼此在其他很多方面截然不同——这在启发式层面上与达尔文主义概念的类比是不一致的。对比来看，普遍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这种新方法所倡导的恰恰是基于达尔文主义概念的抽象类比的启发式，与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立场的一种结合（Hodgson 2002; Hodgson and Knudsen 2006）。演化博弈论基本上忽略了演化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讨论和争论。然而，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解释的那样，在演化博弈论中，各种意见是严格按照相同的路线来划分的。
最后，在第三个层面——方法论层面上，可以作出引起争议的假设。这里的一个真正经久不衰的争论是关于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要说明、以及如何说明历史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不过本文将指出，这个问题在演化经济学中很少存在争议，这可能是因为在它所有不同的解释中，演化过程的历史偶然性是得到明确承认的。因此，在方法论层面的不同立场通常意味着，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历史维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方法的选择是由所考察的问题的特殊性来决定的。各种方法往往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因此，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判断更多地是务实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也不是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差异的原因。
因此，本文将指出，对演化经济学的不同解释，其源头在于（往往并非明确声明的）本体论和启发式立场上的分歧。为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论点，第二部分更深入地讨论了科学推理的每一个不同层面上的争论——本体论层面、启发式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第三部分表明，一旦承认了关于前两个层面的对立看法，那么就可以将其用于识别演化经济学的四种不通方法。这些方法在它们核心的研究主题上也是不同的。第四部分转向讨论演化博弈论，并且指出，尽管它与演化经济学几乎没有交流，但演化博弈论同样面临着本体论和启发式层面相同的争议。在第五部分用这些不同方法评价了演化经济学的成就和未来展望。为了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描述，这里的评价是基于同行调查的结果。第六部分提出了结论。

二、为什么与本体论和启发式有关，与方法论相对无关
正如在引言中提到的，关于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的问题有几个方面，分别对应于科学推理的不同层面：本体论、启发式和方法论层面。通过把演化经济学的各种解释回溯到在这三个层面上作出的不同假设，争议的原因就会更加清晰，而且在调和分歧意见时的难度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评估。
如果要从本体论层面开始，既从关于现实结构的基本假设开始，那么一个可能的立场是本体论的一元论。意思是假定经济的变化和自然的变化都属于相互联系的现实范围，从而可能是相互依赖的过程。这种本体论的连续性假设受到统一的科学这种理想的支持者的欢迎（见Wilson 1998），并且它包括了采纳一种人类领域的自然主义观。正如在其他地方所解释的那样（Witt 2004），这种本体论的连续性假设并不意味着经济中的演化和自然的演化是相似的，甚至是同一的。物种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在自然中的演化，以及不断进行的演化所遵循的机制，已经为包括人类经济演化在内的演化的人为的、文化的形式塑造了基础，而且还在不断影响着这种演化形式的约束条件。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出现的人为演化机制，与自然选择和遗传的机制是大不一样的。人类的创造力、洞察力、社会学习、以及模仿能力，已经确立了一些高速的、同一代人的（intra-generational）调整适应机制（Vromen 2004）。
本体论的连续性假设的含义——经济和经济变迁是与自然主义的基础联系在一起的——是常常被支持二元论本体论的人所忽略、忽视、甚至明确反对的一种思想。二元论本体论的倡导者把经济和生物演化过程视为属于不同的、分离的现实范围。结果，由于自然演化中的历史嵌入而导致的对经济演化的影响——比如人类遗传禀赋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一类现象——就被忽略了。因此，关于现实的这些基本假设是经不住检验的，它们有时被归为形而上学。它们是研究者的日常世界观（informal world view）的一部分，从而会被戏称为她或他的“本体论立场”。
第二个层面的争论与启发方法有关，这些方法引导了问题的表达，从而引导着人们在演化经济学中进行推理和假设的方式。在这个层面上，一些作者认为使用一些借之于演化生物学的特殊分析工具和方法，是“演化”经济学区别于经典经济学的具体特征。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与其他社会科学是同盟军，这些社会科学在生物选择模型和种群动态上的类似解释，同样为各自领域中的演化的概念化提供了启发式基础。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理论普遍被视为今天的一种演化理论的原型。
在把达尔文主义理论普遍化地扩展到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努力的支持下（Dawkins 1983），三个演化原理作为构建演化理论的一种启发法，如今越来越流行：盲目变异（blind variation）、选择（selection）、以及保持（retention）（Campbell 1965）。这些原理源于对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理论的一些关键元素的抽象归纳，并且已经应用到技术、科学、语言、人类社会、以及经济的演化这个概念的阐述中（Ziman 2000; Hull 2001; Hashimoto 2006; Hallpike 1985, 1986; Nelson 1995，他们各自在以上领域进行了阐述）。从其他学科借用这些具有学科特性的抽象，这意味着它们仍然要依赖一种类比解释，尽管这种类比是抽象的类比。类比解释和隐喻是在科学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启发方法，并且可能卓有成效。问题是，总会存在一种由于类比的偏见和不完整而导向歧途的风险。经典力学与经典经济学中的效用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类比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Mirowski 1989, 第五章）。演化经济学中的类比解释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Vromen 2006; Witt and Cordes 2007）。
还有其他一些用来形成演化概念的启发式策略，它们不是由类比产生，而是来自演化的一般概念。看看一些演化发展的事物，比如一个物种的基因库，一个人类群落使用的语言，一个经济的技术和制度，或者人的大脑产生的一系列思想。虽然这些实体会对外生的、原因不明的力量（“冲击”）作出反应而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但它们真正的演化特征是，它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生地自我转变。它们的内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创造新奇事物（novelty）的能力。发生变化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大为不同。比如在生物领域，决定性的过程是基因重组和突变。这与其他过程大为不同，比如在语言的演化中产生新语法规则或者新习语的文化过程。这两种情况又不同于经济中新生产技术的发明或者新制度的出现。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跨学科领域的一般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内生涌现。但这还不是全部。虽然新奇事物可能是演化中的实体发生性质上的变化的触发因素，但实际转变过程还取决于已产生的新奇事物是否以及如何得到传播，并且通过传播来转变实体。新奇事物的传播——说明演化的一般特征的一对概念——通常视很多因素而定，并以很多形式出现。它们之间是多层次的竞争扩散过程，就像生物领域的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思想、实践和人为现象的传播中经常见到的非选择性模仿行为带来的连续采用过程。“演化”的一般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特定领域的——因此可以归纳为一个自我转变的过程，其基本元素是新奇事物的内部产生，以及其视情况而发生的传播（Witt 2003, 第一章）。新奇事物涌现和传播的一般概念，为演化科学中的问题的解释和假设的归纳提供了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启发法。
因为一个人的本体论立场是独立于他用来形成经济学中的演化概念的启发式策略的，所以使用任何两两组合中的一个——一元论对二元论、一般化的达尔文主义的启发法对一般的演化启发法——在原则上来说都是可能的。的确，这些组合的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对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产生不同解释的根源。这些解释将在下一部分更详细地解释。但在此之前，需要稍加离题地涉及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以完成对争论的三个层面的讨论。这里的争论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如何解释在任何特定时点上的经济演化导致了那些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条件和事件。
这场争论始于凡勃伦，他采取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立场阐述他那种形式的演化经济学（Hodgson 2001,第一章）。这场争论的前奏因而就是19世纪末的方法论之争。这里不讨论这个前奏。可以说，如果按照流行的讽刺来理解历史学派的立场，将其视为一种完全是描述性的、反理论的历史主义，否认经济学中的一般假设和演绎推理的可能性，那么就难以理解凡勃伦的倾向。早期历史学派确实过于强调历史档案，以一种极具描述性特征的形式登记和复制不同制度下盛行的经济条件的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推导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派可以被看作19世纪流行的后启蒙运动经验主义的一部分。在科学中，这种经验主义——决心去揭示历史事实是什么，化石遗迹看起来像什么，去记录这些发现——具有与洪堡（Humboldt）、莱尔（Lyell）、赫歇尔（Herschel）、华莱士（Wallace）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自然主义运动的特征（Yeo 1993）。在周游世界后，研究者著书立说，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他们的观察和发现的报告。要了解自然，就意味着首先要掌握它的林林总总。一些类似于自然主义者的态度似乎吸引了凡勃伦，他想要将自然主义的视角扩展到经济演化。因此，他支持这样一种方法论：主要从重建历史习惯、制度、技术等等，以及它们历史上在其中得以发生的秩序开始的方法论。
当然，如果说在任何时候，历史描述都是说明自然状态或者经济具有历史独特性的唯一方法，那么演化生物学将会归纳自然史，而演化经济学将会归纳经济史。但并非如此。关于历史记录中表现出来的一般因果关系和机制的理论思考是可能的、富有成效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遗传规律，以及它们最近的生物物理学基础，都是关于历史记录如何发生的一般假说。同样，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特定经济条件和事件可能具有历史独特性。但这并不一定是它们得以产生的方式，以及在不同状态之间发生转变的模式。也许可以认为，这些变化机制是具有更一般的性质的机制，因此它们产生了经济史中可以通过一般性假设来解释的反复出现的特征。
经济现象表现出的历史偶然性在方法论上的挑战，留下了大量要作出回应的选择。这些选择在对演化经济学的不同贡献中得以实现，与它们特定的本体论和启发式立场无关。的确，似乎有一种所有本体论和启发式立场都接受的趋势，那就是不同的解释上的挑战需要不同的方法论回应。回应的一种方式是为已观察到的技术及其知识基础的变化建立历史的叙述，这种叙述识别、记录、澄清了事件的历史顺序。正如Mokyr（1998, 2000）的成果表明的那样，对这样的经济史定性的理论考察，可以建立在一种选择类比和隐喻的启发法基础之上。在同样的基础上，另一种方法论选择是，比如，用来解释一个产业生命周期中进入与退出动态的历史记录的成熟的定量生存模型（sophisticated quantitative survival models）的发展（Klepper,1997）。
与其他启发策略兼容的另一种历史重建方法，是“历史友好的、感激历史的”（history-friendly, appreciative）建模方法（Malerba et al.1999）。它使用了各种数值模型，通过这些模型的模拟，可以同一个观察到的历史事件或者经验时间序列相吻合（见Cowan and Foray 2002）。与启发式策略的选择无关，一种经常被采用的方法论形式是聚焦于解释演化过程的重复特征，而不是它的历史独特性的结果。这意味着进行理论解释，比如对变化的一些根本机制或者一些典型的转变模式的理论解释（假定它们本身不具有历史独特性，但包含在具有历史独特性的结果的产生之中）。大量建模方法是建立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描述作为创新结果的技术变革的扩散模型（Metcalfe 1988），模仿竞争性产业变迁的选择模型（Metcalfe 1994），技术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锁定、以及临界物质（critical masses）模型（Arthur 1994; David 1993; Witt 1989）。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它提出了关于演化本身的历史过程的解释性假说，比如哈耶克（Hayek 1988）的社会演化理论。
因此，演化经济学中有大量不同的方法论选择（Cantner and Hanusch 2002）。它们可以按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被用于处理演化过程中的历史偶然性，事实上也确实得到了应用。因此，或许可以断言，至少在演化经济学中，方法论之争不再是引起巨大争议的源头。在演化经济学中持续不断的争论分裂出这些选择，并且引发这个领域的一些新发展的，不是在方法论层面，而是在本体论和启发式层面。

三、演化经济学指南
上一节指出，与本体论立场和启发策略相关的差异对于理解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差异是决定性的。这可以方便地表现在一个2×2矩阵中，它描述了两种本体论立场以及与之相对照的两种启发策略，见图1。这种表现形式为演化的非正统学说以及这个领域的一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指南。当然，鉴于对演化经济学有大量的不同贡献，这里不会试图以概览的形式对它们详细加以讨论。这里较为有限的目的是搞清楚这些有差异的主要方法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有差异。

  本体论立场   
  一元论 二元论   
启发策略  一般化的达尔文主义概念

（变异，选择，保持） 普遍达尔文主义 新熊彼特主义
（纳尔逊和温特）
主题：创新、技术、研发、企业常规、产业动力学、竞争、增长、创新的制度基础   
  演化的一般概念

（新奇事物的涌现和传播） 自然主义方法
（凡勃伦、乔治斯库·罗金、哈耶克、诺斯）
主题：长期发展、制度演进、生产、消费、增长和可持续性 熊彼特
（1912） 
图1 演化经济学的解释

图1矩阵右下角方框表示的是结合了一种基于一般的演化概念的启发策略的二元论的、非自然主义的经济学本体论视角。这是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的立场。这是他对经济发展的独特解释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对演化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熊彼特并没有精确地使用“演化”和“演化的”这些词，因为他想避免与在他看来提出了演化这个词的一元论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有所联系。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他受到了这样的观念的引导，即经济转变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产生于它自身内部的”（同上，p.75）。他把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变革的源泉。如果创新成功，它们会通过模仿而在经济中传播，从而改变经济的结构。这完全是聚焦于新奇事物的内生涌现及其传播的一般性演化的启发法。
但是，熊彼特并没有充分开发他的独到见解。他用发明与创新的区别来贬低了新奇事物创造（发明）的作用，并以一种唯意志论的方式，反过来强调了企业家勇士般的特性的重要性，企业家似乎命中注定必然是为开展创新而生的。因此，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创新所依据的新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相应的搜寻和实验活动——新奇事物的源泉——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此外，熊彼特理论的灵感尤其来自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危机驱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争论，以及他自己经历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不平衡的增长和创造财富的工业化过程。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稳定理论，即经济周期理论而提出的。引发了创新和模仿浪潮的企业家“蜂拥”而起，由此导致经济以周期性的模式进入“繁荣与萧条”的阶段。
那个时候，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把他的经济发展理论表现为对发展中的经济周期研究的贡献，熊彼特就能赢得重要经济学家的声望。但是推销他的理论的这种方式，减损了人们对这种理论的非牛顿式的、演化的基础的关注。当熊彼特后来（1942年）修正了他的理论的一些重要部分的时候，这种演化的推动力被大大削弱了。他宣称，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推动者-企业家的作用将被大型官僚公司和托拉斯所代替（同上，第七、第十二章），因此删掉了他的企业家理论最初的心理学上和动机上的基础（很难与均衡-最优化范式相调和的那些基础）。他这时候强调的是与大托拉斯按照常规的创新相伴随的结果：一方面是空前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另一方面是保护创新投资所必需的垄断行为。通过指出这二者必然相伴出现，他挑战了完全竞争这种确定的理想。对竞争过程的这种解释——后来被称为“熊彼特假说”——激起了长期的争论，产生了大量经验和理论贡献（见Baldwin and Scott 1987）。然而，更广泛的、演化的涵义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
熊彼特（1912）提出的这种独特的启发式策略没有找到追随者。熊彼特杰出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没有哪个将其发扬光大，可能乔治斯库·罗金是个例外（后述）。对熊彼特在演化方面的先驱性贡献的兴趣的复苏，不得不一直等到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著作，以及他们的新熊彼特主义综合。但是这种综合却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启发式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经济自然选择”的争论中，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类比和隐喻的出现，使得它们成为经济学中一种可能的启发式策略。纳尔逊和温特引入这种启发法，使得对达尔文主义概念的隐喻使用成为他们描述企业和产业转变过程的概念时的核心元素。他们从而取代了熊彼特用来避免达尔文主义概念的那种一般的演化启发法。实际上，在新熊彼特主义阵营内，转向达尔文主义的选择隐喻并依赖这种隐喻，通常被认为是演化经济学的构成元素（比如Dosi and Nelson 1994; Nelson 1995; Zollo and Winter 2002）。熊彼特用来界定经济学学科界限的非一元论本体论立场实际上被保留下来（见Nelson 2001）。图1右上角方框中的组合表明了新熊彼特主义的方法。
在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研究中，基于达尔文主义隐喻的启发法是一种已经成为新熊彼特主义方法的核心概念的思想的灵感所在：在经济背景下作为一种选择单位的组织常规。熊彼特（1942）并没有用任何关于组织如何创新的假说来支持他的创新竞争假说的一个关键假设——即大托拉斯公司组织已经接管了经济中的创新过程。组织常规概念填补了这个空白。它源于企业的行为理论（March and Simon 1958; Cyert and March 1963）——纳尔逊和温特的新熊彼特主义综合的另一个构成要素。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纳尔逊和温特（1982，第五章）认为，在它们的内部相互作用中，企业组织要受到经验规则的使用与组织常规的发展的约束。生产、预测、定价、研发资金的分派等等，都表现为受规则约束的行为和组织常规。
根据一种基于选择隐喻的启发法，纳尔逊和温特把组织常规解释为同选择单位一样在功能上足够缺乏活力。据此，企业的常规就被当作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型。使常规得以应用的特定决策就被当作类似于生物表型。后者被设想为影响着企业的整体绩效。不同的常规和不同的决策导致了企业增长中的差异。在成功带来增长的企业常规不会被改变这个假设下，企业增长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提高了成功的“基因-常规”的相对频率。相反，导致绩效恶化的常规就不可能增加，从而它们在行业中的相对频率下降。
毫无疑问，根据在企业和产业的组织基础上发挥作用的选择过程，对熊彼特关于创新、产业变化和增长的猜想进行的重新表述，产生了重要的洞见。纳尔逊和温特表明，企业对变化中的市场条件进行的竞争性调整适应，不一定被理解为是在给定的选项之间作出的一种慎重的、最优的选择。相反，这种调整适应或许是由在这个产业使用的各种常规中发挥作用的选择过程的强迫下进行的。同时，纳尔逊和温特也能够解释创新活动的效应，以及一个产业对变化中的市场条件作出反应而对旧有常规的脱离。新的行事方式导致了搜寻过程，这些过程本身受到更高层次的常规的引导。通过将其模型化为从生产率增量的一种分配中的随机提取，创新提高了产业的平均绩效，重新产生了企业行为的多样性。选择因此淘汰了一些企业，同时剩下的企业会发展得更好。在创新竞争中，技术和产业结构从而是共同演化的，并且培育了一个非均衡的经济增长过程。
虽然面临选择的组织常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新熊彼特主义的演化经济学方法中的某种标志，但纳尔逊和温特的综合所引起的或许是其他更重要的结果。它为利用知识创造方面的丰富洞见（这是熊彼特所忽略的）打下了基础，这在创新研究中已经得到利用（见Dosi 1988）。实际上，创新研究与古典熊彼特主义的技术变革、产业动力学和经济增长论题的结合，曾经产生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但这些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极少使用（如果不是从不使用的话）常规观念和达尔文主义的隐喻（见Fagerberg 2003的一个综述）。
从方法论上来说，纳尔逊和温特（1982）非常依赖于对在企业常规群中发挥作用的选择过程的含义的一种基于模仿的分析——这是在新熊彼特主义阵营中有很多人使用的方法论（比如Andersen 1994; Malerba and Orsenigo 1995; Kwasnicki 1996）。Metcalfe（1994）提出了一种基于复制基因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的在分析上可以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法。这种方法把选择隐喻的启发法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类比解释的层次。与那种强调（典型）个体的行为及其动机的情境逻辑的经济学的模型化传统不同，复制基因动态——自然选择的一种抽象模型——主要关注的是变化种的群体构成元素，从而需要“群体意见”（population thinking）——这是Metcalfe非常强调的一点。在这里，基于类比的启发法从而甚至允许经济学与种群遗传学的主要定理相类比。
在新熊彼特主义的方法中，一种非一元论的本体论立场与一种用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来阐述经济演化概念的启发法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启发策略也与建议把科学的自然主义观扩展到经济行为和经济中的一元论本体论立场是相容的。这种组合见图1左上角的方框。它与“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所倡导的方法相一致（Hodgson 2002; Hodgson and Knudsen 2006）。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与Cambell（1965）所说的变异、选择和保持这些达尔文主义原理的一种抽象类比，而不是隐喻般地运用这些原理。正如前一节提到的那样，这些原理是通过对演化生物学中的现实过程的抽象简化而推导出来的，并且据称在所有现实领域都控制着演化过程。
关于经济中的演化过程，这些原理控制着所有现实领域的演化过程这种说法一直遭到怀疑（见Nelson 2006）。一些批评家反对在经济学理论阐述中被普遍达尔文主义在专门领域进行的抽象所误导的这种必然的风险（Buenstorf 2006;  Cordes 2006）。运用特定的启发策略的理由，与对这种策略的结果的预期有关。这里的问题从而就是：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能否通过证明他们的策略在经济领域的成果，来消除他们的批评者们的忧虑。直到现在，还没有在经济学领域基于普遍达尔文主义的足够具体的研究（不过请见Hodgson and Knudsen 2004）。所以还不可能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进行评价。
最后，图1左下角的方框表明了一种一元论本体论立场和一种聚焦于新奇事物这一演化的一般性概念的涌现和扩散的启发策略的组合。这种以对演化经济学的自然主义解释为特征的组合，一直为很多作者所倡导。由于这些作者来自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他们从而常常不被承认是遵循了一种共同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通常也不被视为对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立场的一种有力的替代。有很好的一些理由把凡勃伦与这种立场联系起来（见Cordes 2007）。凡勃伦（Veblen 1898）把真正的演化经济学观念引入了这个学科时的论据清楚地表明，在他心里的是一种基于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自然主义本体论。他的启发策略并不那么清晰。他没有为演化提供任何一般化的特征。但他反复强调人类的创造性和模仿是制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如图1左下角方框中的启发策略所表示的那样。
非常明确地坚持这种立场对演化经济学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来自乔治斯库·罗金（Georgescu-Roegen 1971）的研究。与他的本体论和启发法立场相一致，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是新奇事物在推动演化中的作用，以及熵在制约演化中的作用。他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方法论上的和概念上的讨论，并最终应用于改写经济生产理论。在对生产的条件和演化的反映中，他强烈地表达了这里称之为连续性假说的主旨。在他对与现代工业经济相对的小农经济的技术和制度的考察中，这一点可能更明显（见Georgescu-Roegen 1976, 第六章和第八章）。他所关注的事实是，自然资源代表着有限的储备，人类的生产活动使其衰变，这个事实引导着他去批评经典生产理论的抽象逻辑和主观价值，这些理论会淡化这种关注。
类似的批评也激发了按照乔治斯库·罗金的演化经济学自然主义解释传统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与浮现种的生态经济学运动相衔接，比如Gowdy (1994)和Faber and Proops (1998)。Gowdy、Faber和Proops强调新奇事物涌现的作用，他们以一种自然主义视角聚焦于生产过程，它们的时间结构，以及它们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Gowdy、Faber和Proops将实证的演化理论阐述与规范的环境思考相结合，还把对生态经济学核心问题的关注扩展到政策含义上，从而明确地把演化研究纲领与生态经济学联系起来。
明确坚持自然主义立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尽管动机和背景完全不同）是哈耶克的晚期作品对社会演化的研究（Hayek 1971, 1979, 1988, 第一章）。哈耶克区分了人类社会演化的三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生物进化，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行为、价值观和态度的原始形式逐渐在遗传上被固定为选择过程的结果。这些意味着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种秩序，社会生物学为其提供了解释模型。（一旦在遗传上固定下来，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就延续至今，成为了现代人类遗传禀赋的一部分，即便现在的生物选择压力已经大大减轻。）在演化的第二层次，即人类理性，演化受到那些产生了新知识及其传播的意念、理解力和人类创造力的推动。但哈耶克理论的关键点在于演化的这两个层次之间，即“本能和理性之间”（Hayek 1971），有一个演化的第三层次。在这个层次，行为规则在文化而不是遗传的传播中得到学习和传承。这个过程往往是不自觉地被认知。据此，那些形成了人类相互关系、创造了文明的有序形式的行为规则的产生和变化，就不是有意地计划或者受控制的。
尽管在第2节讨论了这些对应于本体论连续性假说的推测，不过哈耶克更进了一步，他增加了一个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假说。他声称，什么样的规则得到传播和保持，取决于它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群体在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方面的成功。人口增长可以由成功的生育而实现，也可以通过吸引和整合群体外的人口而实现。不断增加的人口促进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而且这样的情况越多，协调个体活动、防止进入社会困境的群体行为规则就越可靠。根据同样的逻辑，不采用适当规则的群体就有可能衰退。哈耶克从而解释了作为一种作用于由共同行为规则所界定的人类亚群体的有区别的成长过程的文化演化。这个过程的判断标准是——不一定是遗传的——群体的规则所导致的繁殖上的成功。哈耶克从这个假说引出了关于 “市场扩展秩序”的政治经济学的深远结论，他将此视为人类文化的主要成就（见Hayek 1988）。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的群体选择假说并不一定包括作用于基因层面的自然选择。它从而不同于人类学中的“双重遗传假说”（dual inheritance hypothesis）（见Henrich 2004; Richerson and Boyd 2005）。这个人类学假说认为，基于基因的自然选择过程和文化学习，在选择压力很大的人类早期发展阶段共同发展了对繁殖成功的一种影响。在这种双重遗传模型中，文化学习这个元素解释了为什么在自然选择唯一受到亲缘选择约束的地方，群体选择也是可能的。
不像哈耶克的（默示的）文化学习理论和双重遗传假说，诺斯（North 2005）最近提出的经济变迁理论强调了人类认知的作用。文化、制度和技术这些范畴，尤其是通过对交易成本这一衡量社会效率的标准的影响来对经济演化发生作用。但在诺斯看来，真正的推动力是人类的意向、信念、洞察力（即认知学习）和知识。这些使得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有意的过程。据此，诺斯把注意力转向了学到的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分享。他对人类的学习和知识创造——即新奇事物的涌现——和基于经验的知识的代际分享——即新奇事物的传播——的强调，表明一种启发法，类似于以演化的一般概念为基础的那种启发法。此外，不同于他早期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见Vromen 1995），诺斯（2005）明确地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更像哈耶克那样，他渴望界定他的经济演化解释框架与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做的时候采取的方式，是符合于本体论连续性假设的。因此，可以把诺斯（2005）视为对演化经济学的自然主义解释最近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里的讨论表明，图1中的本体论立场和启发策略的四种组合，对应着关于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四种不同解释。在这些解释中，新熊彼特主义的解释和自然主义的解释现今得到最为活跃的阐述，而且前者的解释比后者更清晰。这两个思想流派的差别主要在于它们关注的研究主题。简言之，新熊彼特主义的论题是创新、技术、研发、组织常规、产业动态、竞争、增长、以及创新和技术的制度基础。自然主义方法的论题是长期发展、文化演化和制度演化、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
这种观点的差异不是偶然的。自然主义的解释提供了大量新见解，尤其是在经济演化过程的比较分析、长期分析上，尽管它对比如短期产业动态和竞争的理论阐述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的方法就不能富有成效地扩展到新熊彼特主义的议题。例如，生产和消费是与新熊彼特主义的议题相关的重要领域，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新熊彼特主义所忽视。因此，把讨论这些主题的自然主义方法结合进来，可以预期将会大大增加对产业、经济和国际贸易模式的结构转变的理解。

四、演化博弈论中的本体论和启发法
在讨论他的社会演化理论的作品中，哈耶克引证的很多内容表明，他在相当大程度上利用了早期的社会生物学争论，在其中，博弈论观点的引入起到了一种根本性的作用（Caplan 1978）。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的社会如何演化的理论从而预示了后来在经济学的演化博弈论这个发展中的领域里，以更严格的形式表述出来的那些结果。事实上，他关于“本能与理性之间”这个层次上的文化学习假说，以及行为规则在协调和防止社会困境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的观点，可以用博弈论术语的阐述来再现（比如见Witt 2008）。在某种程度上，哈耶克的贡献从而可以被看作是自然主义方法对演化博弈论可能具有的含义的一个早期概要。关于本体论立场和启发式策略，经济学中的演化博弈论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分歧，的确与前一节对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是类似的。此外，就像演化经济学的情况那样，作者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隐含地作出的假设。
与理性博弈论相比，演化博弈论的显著特征在于对如何确定策略的特殊假设，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特殊的解决方案概念。这些假设是根据演化生物学、尤其是社会生物学的解释需要而得出的，并且作出这些假设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Trivers 1971; Wilson 1975; Maynard Smith 1982）。随着博弈论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而兴起，一些作者的兴趣也被演化博弈论所吸引。这种兴趣有时可能更多地要归于演化博弈论在形式上的特性，而不是寻求应用于经济问题的意图（比如见Weibull 1995）。由于建立在演化博弈论上的特殊假设，这样的应用确实不容易被找到（Friedman 1998）。当比如利他行为这样的遗传决定的社会行为如何能够在自然选择下出现这种争论发生的时候，这些假设就具有了社会生物学的意义。但并不明显的是，哪种经济行为被认为可以满足演化博弈论的这些假设。
演化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基本上遵循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从演化生物学中借用了相互影响的选择机制模型以及相应的算法，以为经济背景下的人类相互影响的学习过程建立模型（通常是像强化学习或者刺激-反应学习这样的非认知的学习行为，见Brenner 1999，第六章）。这并不意味着主张把生物学的机制直接应用于经济行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思想，因为人类的学习是一个非遗传的适应过程。这种解释或多或少是基于这样一种启发策略，即假设在遗传适应机制与非认知学习中的非遗传适应之间有一种类比。这种类比在形式上的基础是复制因子动力学，它覆盖了调整适应过程的相当广泛的类别（见Hofbauer and Sigmund 1988; Joosten 2006）。从本体论方面来说，那就是在关于现实结构的基本假设方面，这种类比结构典型地忽略了这个问题：按照那样建立模型的经济过程，是否以及如何与人类行为的自然主义基础相联系。因此，这种组合类似于图1右上角方框中的组合。
相比之下，对演化博弈论的第二种解释来说，演化博弈论最初从中发展起来的生物环境，是与这种解释所要处理的政治经济上的应用直接相关的。这种解释声称，诸如利他主义、道德行为、公正这样的人类经济行为，以及其他行为规则的基本特征，都具有一种遗传背景，并且从而可以最合适地被解释为自然选择的结果（比如见Güth and Yaari 1992; Binmore 1998; Gintis 2007）。与连续性假说类似，人类行为的这种特征的存在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发展史上据推测它们出现的时代，这时候自然选择对人类的压力仍然很高，足以根据可以推测已经提高了的遗传适应性来塑造行为。不像前一种解释，这种观点显然假定了一种一元论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其启发策略并没有得到明确论述，但有些类似于哈耶克的社会演化理论。在Binmore（1998）那里，这种博弈论观点被用于确立那些最初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行为规则的特定内容，比如就公平和观念而言的内容。由于它的遗传背景，这种内容仍然是有效的，并且被认为必然包括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协调机制：领导权和公平（也见Binmore 2001）。
从这两种解释马上想到的是，演化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对于“演化”特定含义的理解是如此的相似。它们有着相似的本体论立场和启发策略，甚至在这些方面产生了类似的流派分歧。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却很少彼此关注。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交叉引用文献，甚至在来自两个阵营的学者参加同一个研讨会或者学术会议的时候也是如此。在鲜有的对这种相互缺乏交流进行解释的尝试中，Nelson（2001）认为演化博弈论在两方面区别于演化经济学。第一，演化博弈论更倾向于均衡导向——即便是在探讨调整动态的时候，它也主要是用来理解由此产生的均衡形态。第二，演化博弈论较少是经验导向的，对于分析演化过程的历史记录几乎没有贡献。由于这些原因，Nelson认为，这两个研究群体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有共同之处。类似地，Dosi and Winter（2002）也认为演化博弈论主要是理论驱动的，而演化经济学更多地是经验驱动的，这使得二者几乎没有交流的共同基础。
但是，根据目前的讨论，可以在演化博弈论的以及演化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方法和非自然主义方法之间作出区分。非自然主义方法与依靠从演化生物学中借用概念的自然选择类比解释没有更多的共同点——在一种情况下有策略上的相互影响，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似乎很难有相互促进的机会。比较而言，自然主义方法通过借用遗传和行为倾向，在解释人类经济行为方面与自然选择类比是有共同点的。这带来了更多本质上的共同性（正如从哈耶克的社会演化理论到Binmore的社会契约理论这一思想主线可能表明的那样）。两个领域之所以缺乏交流，在这里或许可以简单地归因于少数研究者，他们一度在各自的领域遵循自然主义的方法。
 
五、演化议题最近的趋势——一个同行调查
前面已经指出，熊彼特最初的解释在今天已经没有许多追随者，而普遍达尔文主义则刚刚开始在经济学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图1中的演化经济学的四种不同解释，只有两种——新熊彼特主义和自然主义——在目前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二者在它们研究的主题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仅仅是研究兴趣上的分歧的话，那么二者可以被看作是互补的。但是，它们在对现实作出的基本假设上，在探讨经济演化过程的方式上，以及在对这个过程的理论阐述上，都存在差异。这是不容易调和的。在这一节，我们打算对与这两种主要解释有关的演化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研究的前景进行评估。
为了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作出这种评估，本节采用了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在一份问卷中，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世界149个学者询问他们的观点。这些学者的选择标准是看他们是否在自己的研究方向发表过至少一份陈果，而且明确地使用了演化经济学这个词。问卷包含许多问题。

表1 描述“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见解”的关键词列表
 
关键词  所有答卷人提及的百分比（）  排序 对于各研究议题的意义    
    按教授排序 按年轻学者排序     
创新和技术变革 26 第一 第三 新熊彼特主义   
制度和规范的演化 26 第一 第三 两种方法   
学习行为 21 第三 第二 两种方法   
知识的创造和使用 19 第五 第一 两种方法   
变异和选择机制 17 第二 第五 新熊彼特主义   
多样性和群体意见 17 第三 第六 新熊彼特主义   
产业演化与生命周期 17 第四 第一 新熊彼特主义   
路径依赖 17 第三 第四 两种方法   
非均衡市场动态学 15 第四 第四 不清楚   
新奇事物和发明 13 第七 第二 两种方法   
有限理性 11 第五 第五 两种方法   
制度/技术共同演化 11 第六 第四 新熊彼特主义   
演化的一般特征 9 第六 第五 两种方法   
常规 9 第六 第五 新熊彼特主义   
自发秩序 9 第七 第四 自然主义   
演化博弈论 9 第七 第四 不清楚 

第一个问题旨在让答卷人对演化经济学过去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价。问题如下：“请概述演化经济学的成就，你认为迄今为止得到的最重要的见解是什么？（请给出4-5个关键词或者贡献者的名字）”。为了从答案中获取调查数据，回收的问卷中所提到的关键词被分为具有代表性的同义词组和近义词组，并且记录落入关键词组的次数，可能的话，关键词的分类要与图1中的演化经济学的一种解释相一致，这个一致是通过作者的最熟悉的知识来判断的。鉴于熊彼特的地位的结果，以及普遍达尔文主义目前处于其初级阶段，所以新熊彼特主义的解释和自然主义方法最适合与这里的目的相适应的研究纲领。
在发出的149份问卷中，回收了53份（36%）。由于问卷中给出的一些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联系很小，所以最后分出了相对较多的48组关键词。限于篇幅，表1中只列出了至少五名答卷人提到过的16组关键词——即至少大约十分之一的答卷人提到的关键词——以及在53名答卷人提到过的（近似）同义词中所占的比例。表中还按答卷人的学术地位排列了不同关键词被提到的次数。另外，在表1的最后一列，列出了这些关键词与演化经济学的其中一种解释之间的联系。
在描述演化经济学取得的成就的特征方面，样本中被提到最多的两组关键词是：“创新和内生技术变革”和“制度和规范的演化”。由于只有四分之一的答卷人提到这两组关键词——提到其他组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关于什么是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见解，大家观点的一致性并不高。另外，教授和年轻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成就或者见解的评价有显著的差异。表1中两类排序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非常小（rs = 0.051），表明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考虑到“创新和内生技术变革”对于占支配地位的新熊彼特主义议题似乎是非常重要的，26%的比例让人吃惊。不过鉴于16组关键词中有6组与新熊彼特主义的研究议题有联系，这个议题还是有代表性的。相反，如果表1中的关键词与备选的研究纲领的一致性得到接受的话，也说明新熊彼特主义学派显然被答卷人视为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表中显示，7组关键词被认为与两种研究纲领都有联系，两组关键词似乎不清楚，只有一个关键词——“自发秩序”——多少有些正确地被认为与自然主义纲领相联系。
这份问卷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对于演化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来说有前途的主题方面的意见。问题如下：“你认为1990年以来演化经济学中最有前途的新发展是什么？（请给出4-5个关键词或者贡献者的名字”。同样的，接下来的程序是从近义词和同义词中归类关键词，衡量它们同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联系有多大。对于这个问题，最终一共产生了44组关键词，其中13组关键词有至少5个人提到。如表2所示，同样列出了提到这些关键词的答卷人所占的比例，也按答卷人的学术地位对被提及的次数进行排序，也列出了它们与不同的演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联系。

表2 描述“最有前途的新发展”的关键词列表
 
关键词  所有答卷人提及的百分比（）  排序 对于各研究议题的意义    
    按教授排序 按年轻学者排序     
制度方面的整合 23 第一 第三 新熊彼特主义   
基于主体的和计算的方法（Agent-based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 21 第二 第二 不确定   
认知方面 21 第三 第一 两种方法   
产业演化和生命周期 19 第四 第一 新熊彼特主义   
偏好演化 17 第三 第二 自然主义   
知识的创造和使用 13 第四 第三 两种方法   
演化博弈论 13 第五 第二 不确定   
企业演化理论 11 第四 第四 新熊彼特主义   
网络模型 9 第六 第三 不确定   
复杂经济动态学 9 第五 第四 不确定   
普遍达尔文主义 9 第五 第四 普遍达尔文主义   
政策制定的演化理论 9 第六 第三 不确定   
演化心理学 9 第四 第五 自然主义 

在描述最有前途的新发展方面，“制度方面的整合”这组关键词在样本中被提到的最多。这是目前在已经强烈地具有技术导向特征的新熊彼特主义阵营中唱主角的一个概念问题（比如见Nelson and Sampat 2001）。词频排在第二位的是“基于主体的建模工具和计算方法”和（经济学的演化方法的）“认知方面”——前者是一个方法论和技术问题，并不专属于哪个学派，后者再度是一个与两个学派都相关的概念问题。“产业演化和生命周期”这组关键词是接下来词频相对较高的关键词，在表1中已经作为主要见解而列出，并因此标为斜体字。“知识的创造和使用”和“演化博弈论”也是如此。斜体字的关键词似乎被认为是具有持续的高潜力的主题，而其他10组关键词则会随着从过去到将来的演变而发生研究兴趣和重点的转移。
从与两个学派的一致性来看，新熊彼特主义论题的相关性表现出比前面有所下降，而自然主义的主题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似乎得到支持的是在正式模型和相应的工具上的兴趣（“基于主体的建模工具和计算方法”，“网络模型”，“复杂经济动态学”）。教授同青年学者在他们所考虑的演化经济学有前途的新发展方面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尽管比表1中的差异小一些。（在表2中，斯皮尔曼系数是0.345，显著性水平是0.248）。
同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两种主要解释来说，与自然主义解释相比，新熊彼特主义方法被认为是更加重要的，其成就也得到更为广泛的赏识。这不足为奇，因为在今天，演化经济学的多数研究活动都聚焦于创新、技术、研发、组织常规、产业动态、竞争、增长、以及创新和技术的制度基础。这些主题反映了Nelson and Winter（1982）以及他们的新熊彼特主义综合在这一领域已经产生的、以及还将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许多为演化经济学做出贡献的学者的自我感受产生的强烈影响。如果用调查结果来判断，对自然主义解释的贡献——从凡勃伦（“演化”经济学一词的发明者）到乔治斯库-罗金、哈耶克、诺斯和其他人——在今天的演化经济学中似乎并未产生太多的共鸣。
在未来研究有前途的展望方面，情况就不是一边倒了。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形式化方法的较大影响。这些方法尤其吸引了调查中的年轻学者的兴趣，而他们与两个学派都没有特定的联系。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的这两种主要解释还没有出现趋同的迹象。自然主义解释的潜力仍然没有真正被演化经济学家所认识。它独特的主题——长期发展、文化和制度演化、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它们有助于避免今天演化经济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即它基本上是经典产业经济学的竞争者。通过将更广范的主题囊括进来，其中包括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传统论题，自然主义议题拓展了演化经济学的范围。另外，因为它的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它也可以挑战经典经济学，以及这种经济学的牛顿式思想和极端主观主义的混合。
 
六、结论
在判定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的时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很少能达成一致。正如本文表明的那样，演化经济学的一些解释认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理解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与技术的转变是相关的。其他解释则不接受这种思想，甚至是明确地反对。这本质上是在关于现实世界的基本（本体论的）假设上的争论。它与这个问题有关，即自然和经济的演化变迁是否表现为有关联的现实领域，从而使得它们有可能相互影响。
在另一种意义上，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也与第二种争论有关。这个争论是以如下问题为中心：从演化生物学中借用的分析工具是否有利于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阐述，比如选择过程模型和种群动态模型。我们已经解释过，有些作者把这种基于类比或隐喻的模型在经济过程中的应用，看作是经济学的演化方法的特殊特征。其他作者则有不同的看法。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建立类比关系，以及运用源于不同学科领域的隐喻，都是一种启发工具，也就是一种表达问题的方式，一种得到假说的方式。与前面的争论不同，关于是否从演化生物学借用分析工具的问题涉及的是启发式层面。这个问题的判定方式与所持的本体论立场无关，但对于演化经济学中的理论阐述的形式却是决定性的。
最后，还有一种与方法论层面有关的争论，特别是与如下问题有关，即经济演化是一个产生了历史上独特的条件和事件的历史进程：那么演化经济学中应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这个争论曾经被认为是与其他两个争论无关的。正如我们在本文中讨论过的那样，有些作者试图通过定性推理来解释这个问题。其他作者则通过发展一种“历史友好”的建模策略来作出回应。但也可以认为，尽管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演化的结果可能是历史唯一的，但它们得以产生的过程却不一定是历史唯一的。（实际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断言演化起作用的方式可以通过更为一般化的假设来解释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从而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关于选择其中哪一个的决策通常是实用主义的，所以方法论层面并不是在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主要的差异实际上源于本体论立场和启发策略的分歧。对于演化博弈论也是如此，它所面临的也是来自本体论和启发式的争论。我们把每个层面上的两种立场并置，得到了一个便于分析的2×2矩阵。文中，这个矩阵是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演化经济学的不同解释的一个指南。我们并没有同样地关注矩阵的四个方框对应的所有解释。近年来，启发式层面上的达尔文主义概念，与本体论层面上忽略或者拒绝自然主义一元论的这种组合最为常见。这种组合的就是新熊彼特主义方法的特征。但如前述，也并非总是如此。熊彼特自己的方法与新熊彼特主义的方法是不同的。还有一种演化经济学的自然主义解释，为凡勃伦、乔治斯库-罗金、哈耶克、诺斯这些不同的学者所倡导。最新的发展——普遍达尔文主义——已经被推荐为一种赞成另外的本体论立场和启发策略组合的演化经济学方法。
这些不同方法的科学价值要根据它们为经济转变过程提出的见解来衡量。为了评价这些不同解释的成效，我们用一次同行调查来鉴别演化经济学过去的研究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研究的前景。在问卷调查中表现出来的对过去成就的全面排序中，新熊彼特主义的立场最为突出。在对未来有前途的研究的评价中，情况有些不同。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然主义方法被演化经济学所接纳，或者对这种方法的兴趣真正有复苏。为了扩展演化经济学的论题，使其超越基本上是经典产业经济学理论和技术变革理论的竞争者这样的新熊彼特主义论题，这种复苏是似乎是令人想往的。这种复苏不仅让长期发展、文化和制度演化、生产、消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这些主题回归到演化议题，建立在达尔文主义（自然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也将在实质上挑战具有牛顿式思想和极端主观主义的混合这种特征的经典经济学。

致谢：我要感谢Guido Buenstorf, John Gowdy, Hardy Hanappi, Christian Schubert以及本刊的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有益建议。

参考文献
Alchian A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 Polit Econ 58:211–221
Andersen ES (1994) Evolutionary economics—post-Schumpeterian contributions. Pinter, London
Andersen ES (2004) Population thinking, Price’s eq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evolution.
Evol Inst Econ Rev 1:127–148
Arthur WB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Baldwin WL, Scott JT (1987) Market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Chur
Binmore K (1998) Just playing-game theor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I.MIT Press, Cambridge,MA
Binmore K (2001) Natur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7:133–151
Brenner T (1999) Modelling learning i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Buenstorf G (2006) How useful is generalized Darwinism as a framework to study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evolution? J Evol Econ 16:511–527
Campbell DT (1965)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In: Barringer
HR, Blankstein GI, Mack RW (eds)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areas: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olutionary theory. Schenkman, Cambridge, MA, pp 19–49
Cantner U, Hanusch H (2002)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ts basic concepts and methods. In: Lim H,
Park UK, Harcourt GC (eds) Edi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London, pp 182–207
Caplan AL (ed) (1978)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Harper, New York
Cordes C (2006)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continuity. J Evol Econ 16:529–541
Cordes C (2007) Turning economics into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Veblen, the selection metaphor,
and analogical thinking. J Econ Issues 41:135–154
Cowan R, Foray D (2002)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counterfactual threat: on the na-
ture and role of counterfactual history as an empirical tool in economics. J Evol Econ 12:
539–562
Cyert RM, March JG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Dawkins R (1983) Universal Darwinism. In: Bendall DS (ed) Evolution from molecules to 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403–425
David PA (1993) Path-dependence and predictability in dynamical systems with local network
externalities: a paradigm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In: Foray DG, Freeman C (eds)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inter, London, pp 208–231
Dopfer K (2005)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Dopfer K (ed) The evolu-
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3–55
Dopfer K, Potts J (2004) Evolutionary realism: a new ontology for economics. J Econ Methodol
11:195–212
Dosi G (1988) Sources, procedures, 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 J Econ Lit
26:1120–1171
Dosi G, Nelson RR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 J Evol Econ
4:153–172
Dosi G, Winter SG (2002) Interpreting economic change: evolution, structures and games. In:
Augier M, March JG (eds)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37–353
Faber M, Proops JLR (1998) Evolution, time,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Springer, Berlin
Fagerberg J (2003) Schumpeter and the reviv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 Evol Econ 13:125–159
Foster J (1997) The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biological analogy to
economic self-organization. Struct Chang Econ Dyn 8:427–451
Friedman D (1998) On economic applications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J Evol Econ 8:15–43
Friedman M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Friedman M (ed)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p 3–43
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Georgescu-Roegen N (1976) Energy and economic myths—institutional and analytical economic essays. Pergamon, New York
Gintis H (2007) A framework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Behav Brain Sci
30:1–61
Gowdy J (1994) Co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Kluwer,
Boston
Güth W, Yaari M (1992) Explaining reciprocal behavior in simple strategic games: an evolution-
ary approach. In: Witt U (ed) Explaining process and change—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pp 23–34
Hallpike CR (1985) Social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I. Darwinism and social evolution. J Soc Biol
Syst 8:129–146
Hallpike CR (1986) Social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II.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J Soc Biol Syst 9:5–31
Hashimoto T (2006)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vol Inst Econ Rev
3:27–46
Hayek FA (1971) Nature vs. nurture once again. Encounter 36:81–83
Hayek FA (197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vol 3.
Routledge, London
Hayek F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Routledge, London
Henrich J (2004) Cultural group selection, co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large-scale cooperation.
J Econ Behav Organ 53:3–35
Herrmann-Pillath C (2001) On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n: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program and scope. Kluwer, Boston, pp 89–139
Hodgson GM (2001)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Routledge, London
Hodgson GM (2002)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 Evol Econ 12:259–281
HodgsonGM,Knudsen T (2004) The firmas an interactor: firms as vehicles for habits and routines.
J Evol Econ 14:281–307
Hodgson GM, Knudsen T (2006) Why We need a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why generalized
Darwinism is not enough. J Econ Behav Organ 61:1–19
Hofbauer J, Sigmund K (1988)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dynamic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HullDL (2001) Science and selection: essays on 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Joosten R (2006) Walras and Darwin: an odd couple? J Evol Econ 16:561–573
Klepper S (1997) Industry life cycles. Ind Corp Change 6:145–181
Knudsen T (2002) Economic selection theory. J Evol Econ 12:443–470
KwasnickiW(1996)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economy—an evolutionary exploration. Edward
Elgar, Aldershot
Laurent J, Nightingale J (eds) (2001)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Malerba F, Orsenigo L (1995) Schumpeterian patterns of innovation. Camb J Econ 19:47–65
Malerba F, Nelson RR, Orsenigo L, Winter SG (1999) ‘History-friendly’ models of industry
evolution: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d Corp Change 8:3–41
March JG, Simon HA (1958) Organizations. Wiley, New York
Maynard Smith J (1982)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Mayr E (1991) One long argument.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ss
Metcalfe JS (1988)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n interpretative survey. In: Dosi G, Freeman
C, Nelson RR, Silverberg G, Soete L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pp 560–589
Metcalfe JS (1994) Competition, Fisher’s principl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J Evol Econ 4:327–346
Metcalfe JS (1998)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Routledge, London
Metcalfe S (2002) On the optimality of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Kimura’s theorem and market
dynamics. J Bioecon 4:109–133
Mirowski P (1989) More heat than light—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
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okyr J (1998) Induced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medical histo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J Evol Econ 8:119–137
Mokyr J (2000) Evolutionary phenomena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Ziman J (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pp 52–65
Moore JR (1979) The post-Darwinian controversie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Nelson RR (1995) Recent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 J Econ Lit 33:48–90
Nelson RR (2001)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economic change. In: Nicita A, Pagano U (ed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 London, pp 199–215
Nelson RR (2006) Evolutionary social science and universal Darwinism. J Evol Econ 16:491–510
Nelson RR, Sampat B (2001) Making sense of institutions as a factor shaping economic perfor-
mance. J Econ Behav Organ 44:31–54
Nelson RR, Winter S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Nelson RR,Winter SG (2002)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 J Econ Perspect 16:23–46
Nicita A, Pagano U (eds) (2001)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 London
NorthDC (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Univ. Press, Princeton
Penrose ET (1952) 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m Econ Rev 42:804–819
Richerson P, Boyd R (2005)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Samuelson L (2002) Evolution and game theory. J Econ Perspect 16:47–66
Schumpeter JA (1912)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st edn. Duncker & Humblot,
Leipzig (English translation 1934: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MA)
Schumpeter J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New York
Schumpeter JA (2002) The economy as a whole. (7th Chapter of Schumpeter 1912, translation by
Backhaus U)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9:93–145
Silva ST, Teixeira AC (2006) On the divergence of research path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account. Papers on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0624: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conomics, Jena
Tooby J, Cosmides L (1992)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Barkow JH, Cosmides
L,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p 19–136
Trivers R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 Rev Biol 46:35–57
Veblen T (1898) 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 J Econ 12:373–397
Vromen J (1995) Economic evol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
nomics. Routledge, London
Vromen J (2004) Conjectural revisionary economic ontology: outline of an ambitious research
agenda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 Econ Methodol 11:213–247
Vromen J (2006) Routines, genes, and program-based behavior. J Evol Econ 16:543–560
Weibull JW(1995)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Wilson EO (1975) 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 Belknap Press, Cambridge, MA
Wilson EO (1998) 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 Knopf, New York
Winter SG (1964) Economic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Yale Econ Essays 4:
225–272
Witt U (1989)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a propagation process. Public Choice
62:155–172
Witt U (1999) Bioeconomics as economics from a Darwinian perspective. J Bioecon 1:19–34
Witt U (2003) The evolving economy.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Witt U (2004) O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on theory. J Econ Methodol 11:125–146
Witt U (2008) Observational learning, group selection, and societal evolution. J Inst Econ 4:1–24
Witt U, Cordes C (2007) Selection, learning, and Schumpeterian dynamics—a conceptual debate.
In: Hanusch H, PykaA(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16–328
Yeo R (1993) Defining science: William Whewell, natural knowledge and public debate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Ziman J (ed) (2000)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Zollo M, Winter SG (2002)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Organ
Sci 13:33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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