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在强调结构调整，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当然非常重要。但当我们更加重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这些微观结构调整之时，我们却忽视了宏观结构——这一经济发展的本质结构问题。比如，内需和外需、总量与结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货币供给和流动性、CPI结构差异等等，都属于宏观结构问题。甚至，把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问题混为一谈。
典型的案例非常多。我们说，为了降低实业企业的融资成本，必须适度增加货币供给，但马上就有人会说，货币投放会流向房地产领域，推高房价。这就是明显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混为一谈的案例。推高房价是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我们用紧缩的货币手段表面上看“可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收紧货币必然推高人民币汇率，而升值必然推高房价。所以，当中国市场已经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采取货币手段(总量政策)抑制房价的上涨不仅无效，而且适得其反。
再有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问题：为抑制投机泡沫而收缩货币，其结果是泡沫越发严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已经开放，资本流动越发趋向全球化。人民币紧缩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这必将导致两个结果：第一，“热钱”——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部分高利市场(必然房地产泡沫化);第二，实业资本生存艰难，它们会纷纷放弃实业转向投机，或到融资成本更低的国度寻找出路。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但却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宏观结构扭曲。
再比如，我们是要GDP还是要调整结构。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者而言，二者缺一不可。我们既不能无视GDP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也不能不顾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础结构，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我们许多经济学家只强调二者的对立性，而忽视其统一性。这是严重的认识性错误。
其实，我们无视宏观结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认识性错误，是我们的专家、学者、官员都没有认知到结构问题同样存在层次性问题。只是我们更加关注微观结构，不断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逼迫微观结构调整。其结果一定就是现状所表达的：由于宏观政策的错误，致使宏观经济结构越发扭曲，而使微观结构“调而不动”。
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确保宏观经济结构保持正常和良性循环。而微观结构调整必须采用微观政策手段予以调整，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两大手段：第一是税收手段，必须通过拉大税收差异体现有保有压，抑制“三高”行业投资，抑制产能过剩;第二是股市政策，赢利前景不好，税负较高的行业无法通过股市融资，而将低成本融资的利益倾斜于高成长行业。
债权融资很难体现“有保有压”。因为，其评价机制、定价机制和股权融资完全不同。但如果不同前景的公司在税收和股权融资通道方面存在差异，则债权融资的评价和定价也会出现巨大差异，从客观上呈现“有保有压”的效果。
现在，我们只实施了对新型战略产业的减税或免税，但并未对过剩产业和“三高”产业实施加税。而环境成本的上涨，也是一个“橡皮筋”，不具税收那样的刚性效果。其实，对我们希望抑制的行业无需非常严厉地加税，只要很小的幅度就完全可以构成警示作用。不是逼它们死，而是逼它们淘汰落后产能。
总之，中国政府必须有效区分不同层次的结构问题，而且对症下药。中国经济才有良性循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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