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这是去年六月份国内在讨论TPP时笔者撰写的短文，始报内参，不被采纳;后投稿两家报纸，遭拒;原因就是我的观点“很可能”不符合中央领导人的意图。当时，商务部等国家职能部门正在研究我国是否加入TPP的问题，我知道，商务部基本上被美国战略家洗脑了，这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要反映我的看法，希望他们能警觉，但没有达到目的。由此可见，揣摩领导意图，阻碍逆耳忠言上达决策层的“唯上”在目前的中国仍是多么严重，我们的媒体也是这样。这种“偏听则暗”正在把中国的一些改革开放政策引向歧路。然而，《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对我的观点很感兴趣，当时向我约稿，该杂志2013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见本博客该文)，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这样，我的这篇短文就没有再发表的必要了，上传于此，聊做纪念。此外，决策层决定加入TPP的巨大危险仍然存在，这篇文章仍有其重要价值。
一、不加入TPP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内有人从中国不加入TPP将丧失对美日一部分出口市场的角度建议我国加入TPP，按照这种观点，如果TPP在中国不加入的情况下成功地签署实施，那么，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企业将受到直接影响，因为它们将直接面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生产商的不平等竞争。日本人斋藤德彦在分析中国缘何改变对TPP置之不理的态度时，甚至把这一因素看作是关键性的：“中国开始谈及此前从未涉及的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问题。这一动向的背景是，中国对本国可能被排除于世界贸易秩序之外感到焦虑。‘中国模式’就是作为‘世界工厂’而大量出口产品，但这一模式并非坚如磐石。中国国内的人力费用正在急剧上升，在“廉价”这一领域已被东南亚赶超。如果越南加入TPP并获得关税减免，今后中国在竞争中还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见新华国际：《外媒分析：中国缘何对TPP改变姿态》，2013年6月2日)
确实，TPP由于越南等低端产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将减少我国低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我国没有必要为这种贸易量的减少而担心，因为这正是我国结构调整所要压缩的出口。赞成加入TPP的人之所以对这种贸易量的减少大惊失色，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试想，如果要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到“进口低端产品、出口高端产品”的历史性转变，不压缩这种出口怎么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既然这种低端产品出口的减少是与我国压缩这种出口的目标不谋而合的，我们还有必要对TPP恐惧吗?如果从我国转型升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我们恰恰可以得出与赞成加入TPP的相反的结论：为了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争夺对美日低端产品出口而加入TPP，无疑将阻碍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这种贸易转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加入TPP将压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
经济史研究说明，美国和英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崛起的。继英美崛起之后，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后发工业化之所以获得成功还得益于一些新的措施，例如，兴建国有企业、对农业保护和政府通过银行业分配和协调工业信贷等。在目前的WTO框架下，虽然这些先发工业化国家曾经采取过的一些措施被禁止了，但仍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上述国有企业、农业保护和金融业问题具有自主权，允许未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使用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因此，在WTO框架下，虽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经济追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但仍存在着追赶的可能。
然而，在美国主导的所谓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中，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下对国有企业、农业保护和金融业等方面的自主权被禁止了，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追赶所能采取的政策空间极大地被压缩了，这对中国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的努力非常不利。
首先，工农业产品贸易零关税。TPP的零关税将为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全面占领我国市场创造条件，我国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将彻底地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我国将完全丧失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到高端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加入 TPP与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既定战略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知识产权问题。奥巴马已经把《反仿冒贸易协定》秘密编入遏制我国的TPP之中，《反仿冒贸易协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开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性仲裁机构，并捏造理由来查封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甚至无须确凿的仿冒证据，只需宣称有“合理理由”怀疑。所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发展中大国都不考虑加入。
再次，国有企业问题。TPP提出了全新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提案，该议题要求消除政府通过国有企业采取措施支持产业升级的做法，其目的就是扼杀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按照格申克隆的理论，一国经济越落后，它就越没有现代企业组织与发达国家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企业相竞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创造比较优势，引导私人经济进入报酬递增的高端经济活动之中，在这方面它发挥着特殊企业家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和先进组织的引导者，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新加坡的GDP中仍占20%的原因。
最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美国拒绝在TPP中采用WTO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主张当外资企业遭遇争端时，诉诸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方式，直接委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解决。由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企业起诉国家的权利，弱化了东道国对外来投资及其投资者的控制权，而且ICSID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机构，受到美国支配，其裁决有利于美国及其公司在所难免，所以该条款遭到澳大利亚的坚决反对。
三、不加入TPP、中国可走的路很宽
赞成加入TPP的另一主要观点认为，替代TPP的思路不可行、早日加入TPP可以提高中国对新一代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这种观点是天真的和草率的，它既不考虑TPP的性质，也不考虑加入TPP有害还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而是天生地相信强者设定的规则范围是不可挑战的，中国只能在美国划得圈中讨价还价。如果TPP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不符合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入它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而且，在美国主导、美日联盟的情况下，所谓提高中国对贸易新规则制定话语权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排除美国和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在亚太地区显然是替代TPP的一种思路，而且是比TPP更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我国还可以实施比RCEP更有发展空间的“亚欧大陆发展战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体”提出与拉丁美洲33国建立33+1自由贸易区的动议。中国并不是除了TPP无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很宽广。从这个角度来看，企图以TPP围堵中国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TPP的根本措施
我们认为，美国在TPP上对中国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战略，故意不邀请中国，使中国产生在国际贸易中被孤立、将丧失海外市场的焦虑感，美国经济战略家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按会照其理论不断地渲染和夸大不加入TPP的严重后果，最终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诱使中国政府在较长时期犹豫、观望之后，下决心加入到TPP谈判中。然而，一旦中国介入TPP谈判，就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陷入到再也无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陷阱之中，最终使美国经济战略家达到“请君入瓮”的目的。最近国内舆论上在加入TPP谈判上的呼声高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加入的时机不成熟，现在已经开始转变为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加入。
正如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正确认识TPP的指导思想，按照这种精神，我国在推进上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应对TPP战略措施的同时，应该通过国内经济一体化、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从而加快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应对全球化形势的新变化。否则，一旦TPP国家谈判完成，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通过TPP围堵中国产品海外市场的目的将有可能得逞。因此，笔者希望我国政府明察秋毫，不要被赞成加入TPP的错误观点所误导，不要做出重大决策失误，坚定地拒绝加入TPP，把精力完全集中到加快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的战略布局上，否则，我国将彻底丧失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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