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正如火如荼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淡马锡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不少政府官员、学者和国企管理者都提出，国企改革应当向淡马锡学习。
“淡马锡”是马来语“Temasek”的音译。淡马锡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控股公司。淡马锡成立后，此前的新加坡“国联企业”(相当于中国的国企)都由新加坡政府授权淡马锡进行经营管理，其主要业务为资产经营和管理，集中于投资和财务管理。
作为新加坡政府出资代表，淡马锡的治理结构清晰有效，股权关系简单，下属企业运营的自主化、市场化程度较高。因 此，在过去十年间，国内经常有人提议国企改革学习淡马锡的做法。部分省市也成立了资产经营公司，试图学习淡马锡的模式，对所属国企进行股东化管理，以使之 更加市场化。但由于国资委成立后对国企保值增值要求较高，对国企的管理也逐步形成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的“三管”模式，因此淡马锡模式并未全面推开。
今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有所阐述，很有代表性。彭建国说：
有人提出，未来国资国企改革方向是淡马锡模式或者汇金模式。但这两个模式是否可行，我觉得关键是能否符合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大方向和大原则。
第一个大方向是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国资改革如何借鉴新加坡经验时要强调是否符合中国特色。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成立时管理资产才合16亿元人民币，目前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我们一个央企的资产就可能达两三万亿元。考虑到国资委所监管央企的资产近40万亿，全国除金融国企之外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00万亿，汇金公司监管的金融资产总额目前是70多万亿，中国这么庞大的国有经济规模、如此多样性的国有企业结构，难以像新加坡那样仅靠淡马锡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来管理。
第二个大方向是市场化。要让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就要坚持三个改革原则，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但淡马锡和汇金模式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中国的国企改革在这三条改革原则上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绝对不能开改革的倒车。
第三，汇金公司以我国的外汇储备为基础，实际上是一个金融系统国有资产的监管模式。这同国资委监管的实业国有资产有很大不同，所以也不可能采取同样的模式。
汇金和淡马锡这两个模式在中国作为国资管理的总体模式是行不通的，但大家的观点并不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中央批准我们试，哪些对，哪些问题还没有考虑到，都可以在试点中总结、在实践中完善。
彭建国在这里提出的三点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淡马锡模式的局限，值得关注国企改革的政商学界人士注意。
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到，淡马锡模式在中国所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淡马锡控股的企业和中国国企所承担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
相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国，其人口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下，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可以依附于其它政治经济体系生存，国家战略利益较小，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即使愿意依附于别人，别人也未必愿意接纳，所以中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
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企发挥着一些无可替代的作用。比 如媒体经常指责的两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也不可否认，正是他们这些年来在国外的积极开拓，才保证了国内油价的总体稳定，没有随着国 际油价的起起伏伏剧烈动荡，从而影响到实体经济。还有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所需的铁矿石，实际上也是主要由国企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得。在国内土地资源日趋紧张 的背景下，到国外寻找土地种粮以保证国内供应的，也是国企。
中国的国家体量决定了中国一方面要对外开放，但无论何时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独立自主的前提就是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在目前的条件下，必须承认，中国这方面的能力主要仍然由国企提供。
媒体经常批评国企的政治化。不可否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确实有一些弊端，但在批评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国企的政治化并不完全是坏事，在许多时候，国企的这种政治化属性使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比 如国家电网，媒体经常批评煤炭已经市场化的条件下，电网仍然保持其垄断体制是计划经济参与，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正是国家电网的存在，煤价的波动没有直接反 映到居民电价上。而且，在汶川、玉树、雅安等几次重大灾难中，政府一声令下，国家电网都毫不犹豫、不计代价地抢修线路，恢复灾区用电，以支持救援行动。在 援藏、援疆过程中，国企也同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力作用。
相对于央企承担的国家战略功能，地方国企虽然没有那么重要的战略功能，但对地方上来说，也同样发挥着重要功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现在各地仍然保持着的国有资产，除了少数保留下来的制造业和资源性的优势企业之外，相当大的部分是诸如路桥、地铁、水电煤等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企业，虽然他们的存在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当没有他们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他们原来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主要由国企发挥主力军作用。比如上海的出租车管理很规范，服务质量在全国数一数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家主要的出租车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试想，如果国企改革的最后结果是作为政府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变成淡马锡，只做股东，坐等分红，国企也不再政治化，而变成自主化、市场化的市场主体，他们还会 不会不计代价地按照政府要求忍受亏损保持供应，在重大灾难中不顾危险地抢修保供?在地方上，如果没有了国企，政府就缺了很多城市管理的杠杆。
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性改革。这里所谓的系统性改革，不仅是指国企本身要改革，政府自身也要改革。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政府的治理很多时候还必须依赖于国企才能实现。虽然理论上说，国企改革可以倒逼政府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但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可能比国企改革还需要时间。政府还没准备好，就“壮士断腕”，未免有些危险。
对中国来说，正如彭建国所言，淡马锡直到现在规模也不过一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国企的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如果只用一个淡马锡来控股，肯定不现实，如果有许多个淡马锡，那么谁来做淡马锡，这些淡马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国资委又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国企改革过程中需要警惕“一刀切”的政策取向，应当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来制定改革方案，淡马锡模式也不可盲目地向全国各地推广。不要自以为学习淡马锡模式就是与国际接轨，到最后却不过是与一个城邦小国接轨，让人有邯郸学步之感。
当然，这不是说淡马锡模式不能学习，它成功的经验仍然值得中国国企改革借鉴和学习，但是在学习的同时，也必须要注意中国自身情况，尤其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不应该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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