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近日国内主流经济学圈内围绕“产业政策”开火不断，以张维迎、林毅夫两位为代表的的正反方辩手各持己见，然热闹之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成双方共同攻击的靶心。本文作者跳脱此次产业政策之争，在旁观中质疑辩论中林、张二人的前提预设，并指出，我们不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否实行所谓的产业政策，我们支持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土逗思于昨日发布该文上半部分，主要针对张维迎进行回应，可点击链接前情回顾。今天展开对林毅夫观点的反驳，尤其对林所提的“新结构经济学”加以分析。
作者 |达瓦里希
编辑 |屐松松
相对于张维迎等的拜市场教，林毅夫的很多论述看似更为客观严谨，但恰恰相反，他的观点更具迷惑性和危害性。
为了证明其产业政策药方的药效，林毅夫列举了几个他认为采用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暂且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因为采用林毅夫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而成功，至少林毅夫（故意）忽略了二十世纪另外两个使用“产业政策”而成功的国家，即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而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已经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它也是在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74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远远超过同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31%，1983年提高到了67%，1985年苏联的石油、生铁、钢、铁矿石和天然气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而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根据数据可见，与教科书上“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描述相去甚远，实际上是完成了相当可观的积累。
然而这两个国家发展的逆袭不是依靠时间积累的逆袭(相比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长度)，而完全是方法的逆袭，其比起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为简单，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重）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抓住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与之相配套的最优的制度体系。
重工业与计划协调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Clark教授曾在他的量化历史研究成果中指出:“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它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 GDP 在 1800 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变化，是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
而从微观方面看，工业革命之后和之前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所以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对于工业革命的论述早已卷帙浩繁，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强调两点：一是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二是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计划协调。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多的相关工序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
而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又提供了人类社会各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重工业相当于基干，其他工业部门只是基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更为重要而抽象的是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消耗负熵才能运转，所以重工业部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重工业体系的发展条件也是苛刻的，投资量大、资金周转周期长以及需要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研发，而且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除非把生产能力降低到接近农业时代的水平，所有的工业部门都不可能独立运行、发展，只有和上下游产业部门相配合才能体现其效率。所以，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做出真正独立的经济决策，不依赖于上下游部门扩大生产规模或改变生产方式，这就要求更紧密的计划、协调与合作。
而且从历史来看，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托拉斯、康采恩等大规模垄断组织的出现正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体系的发展。所以马恩早就指出这些垄断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即使如此，重工业体系的发展仍然受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是受限于市场空间，二是由于重工业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且投资大、周期长，资本主义企业很少愿意对重工业进行投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除了在洋务运动中若干官办企业投资于重工业以外，数十年间民族资本主义几乎完全没有投资于重工业的发展，更不用说投资于基础科学的研发。林毅夫也利用这一点反驳张维迎“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前苏联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则正好克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极大和极快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
但林毅夫却认为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认定“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成功，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推行计划经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不成功”。
在简单否定了计划经济体系之后，林毅夫又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直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甚至指出“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在把左右各批判了一番之后，林毅夫开出了其貌似超越左右的“新结构经济学”药方。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按照林毅夫自己的定义 “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这才叫新结构经济学”， 简单来说林的观点认为经济体应该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改变时应当适时进行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这样就可以由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发展到高收入的工业甚至后工业经济，虽然在每一个阶段“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要发挥其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作用。
乍一看会觉得林的观点非常理客中，“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但除了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猛烈抨击的“有为政府”概念以外，更为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一定能够不断实现产(da)业(guai)升级从而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吗?以及所谓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真的只存在所谓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信息不足的问题吗?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的结尾满怀信心和豪情地憧憬“我确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将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梦想”。
然而按照林的新结构经济学，真的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因为其发展模式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无论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沃勒斯坦甚至可以到皮凯蒂，从理论阐述到历史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化（趋势），而一直呈现的都是相反的趋势，即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创造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中心”国家。
按照沃勒斯坦等的看法，“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首先，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仿佛一经一纬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地区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须臾不可脱离。一体化的经济体使人类历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
其次，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中心”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只要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更遑论进入高收入国家。
就连林毅夫也不得不承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里面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180个发展中经济体，跟非洲一样，跟南亚的一些国家一样，一直处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我们还可以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采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实现了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后经济的发展，那么哪个国家来进行工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呢?难道都吃都用华尔街的股票就可以了?
当然林先生的这套高论倒也不是百无一用，对于“中特帝国主义”就很有用。刚刚就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不久的林先生，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叫《超越发展援助》并做了主题演讲，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明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援助不成功，怎么样让传统的发展援助内涵能够有所拓宽，让发展能够真正的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核心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解决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设立工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将我国的劳动密集加工企业吸引过去”，“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收入才能不断增长”。
最后还不忘给别人画一个大饼“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来做发展政策和援助政策，我相信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像东亚经济那样实现快速发展，实现它们自己国家的现代化梦想，实现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样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果真是“世界大同”啊，中国自己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血汗工厂现在有点钱了，那自然是想自己当老板找别人替自己干活咯。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而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学!
产业升级与失业问题
林先生这招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为苦于国内资本利润率不断下滑的资本家找到了可以获得更高利润的地方，另一方面又给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人口和劳动力供给而言，非洲现在有11亿人口，大量是富余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和我国80年代初的状况一样，目前的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是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最合适的地方”。
不过林先生似乎没有考虑他自己提到的“我们中国内地这一部分，在整个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1.25亿，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有8500万人”这上亿人未来的就业生活问题，而这也是笔者的第二个问题，所谓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真的只存在所谓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信息不足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因为产业升级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今年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里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况：
老刀问：“他们今天说起垃圾自动处理的事儿。你说以后会改造吗?”
“这事儿啊，不好说，”老葛砸了口酒，打了个嗝，“我看够呛。关键是，你得知道当初为啥弄人工处理。其实当初的情况就跟欧洲二十世纪末差不多，经济发展，但失业率上升，印钱也不管用，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合。”
他看老刀一脸茫然，呵呵笑了起来：“算了，这些东西你也不懂。”
他跟老刀碰了碰杯子，两人一齐喝了又斟上。
“反正就说失业吧，这你肯定懂。”老葛接着说，“人工成本往上涨，机器成本往下降，到一定时候就是机器便宜，生产力一改造，升级了，GDP上去了，失业也上去了。怎么办?政策保护?福利?越保护工厂越不雇人。你现在上城外看看，那几公里的厂区就没几个人。农场不也是吗。大农场一搞几千亩地，全设备耕种，根本要不了几个人。咱们当时怎么搞过欧美的，不就是这么规模化搞的吗。但问题是，地都腾出来了，人都省出来了，这些人干嘛去呢。欧洲那边是强行减少每人工作时间，增加就业机会，可是这样没活力你明白吗。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减少一些人的生活时间，再给他们找到活儿干。你明白了吧?就是塞到夜里。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次通货膨胀几乎传不到底层去，印钞票、花钞票都是能贷款的人消化了，GDP涨了，底下的物价却不涨。人们根本不知道。”
——《北京折叠》
这里点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非常要害的地方，即生产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人只是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所以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必须以劳动为资本挣得利润才有资格获得维持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工资。
所以原本进行产业升级、以机器替代人类劳动对于把人类从繁重枯燥的谋生劳动中解放出来是有利的且是必须的，但是这样的好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却成了普通劳动者的噩梦，机器不是解放人的手段而成了进一步压迫人的工具，所以从卢德运动至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通劳动者(包括今天的中产阶级)对于机器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恐惧和敌视的。
而机器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是不可逆的，但是如果太多的劳动者失业又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所以就像小说中老刀听到秘书的那句话“您以为这种技术以前就没人做吗?”，有人做，但是不敢用不能用。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的批判不是在于其不人道，而是指出其要害在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必将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蓝图
明确地说，我们不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其是否实行所谓的产业政策，我们支持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但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一样“复苏”，而是已经逐步演变为资本主义政治危机。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仅仅是开始而非结束。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兴起既需要历史的行程，也需要个人的奋斗，我们要为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世界提供另一种关于未来的选择，而不仅仅是选择有或者没有产业政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今天左翼的朋友当接过马克思和列宁、兰格以及罗默、科克肖特等的接力棒，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思考和设计属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蓝图。
这张蓝图应当是充分吸取了社会主义前辈们的智慧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是吸取了有益的批评意见。虽然前文大篇幅批判奥地利学派，但他们的部分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如哈耶克对于斯大林模式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的批评就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社会主义应当赋予人们更大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所以这样的批评和争论是有益的，就像当年兰格当年所说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还应当广泛吸取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如交易费用学派对交易费用问题的研究、产权学派对产权的研究、合约理论对委托-代理和激励问题的分析以及信息经济学对信息的不完备不对称情况的研究，而不是一味斥其为意识形态。
我们更要重视西方经济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方向和成果，如行为经济学对人行为偏好的研究，实验经济学对经济过程的模拟，神经经济学对“价值”“效用”的神经元基础分析，以及复杂演化经济学对复杂的经济系统演化规律的认识，合理地吸取它们的有益成果将能够使我们的蓝图更清晰也更现实。
比起马克思、兰格的时代，今天我们拥有大数据、云技术和初步成熟的区块链技术，互联网移动端的普及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已经呼之欲出，可控核聚变很可能在本世纪得到实现，我们甚至可以畅想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有可能实现《三体》中的“思维钢印”修改人的偏好，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使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人类完全摆脱劳动生产的时代……在技术加速发展甚至有可能发生技术爆炸的情况下，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能见证恩格斯的预言：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自由王国，在这个自由王国中，人类才真正地获得了解放。”
当然这样的未来需要我们的“个人奋斗”，否则“历史的行程”将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参考刘慈欣《赡养人类》)，所以让我们重申那个让全世界统治阶级发抖的口号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注：本文参考许多文献，文中诸多观点非笔者原创，笔者只是整理综合左翼观点以针对林、张观点作出回应。由于写作时间、篇幅问题，不在此列参考文献，在此对文献作者表示感谢并致歉。
参考阅读：产业政策之争所遗忘的（上）：回应张维迎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6/11/373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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