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兴是一家在中国注册经营的公司，其经营活动与范围只要不违反中国相关法律，其合法权益就应该不受任何侵犯。
可以确认，美国政府或者法律对中兴公司没有合法的管辖权，美国法律也不适用于评判中兴经营的合法性。美国政府以自己的规则或者法律延伸于中兴公司，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越界行为，其作出的任何判决或者处罚均不具法律效力，中兴公司也无遵守义务。
美国政府对于中兴的审查和判罚，是在没有管辖权和合法依据情况下完成的，近似于黑社会的绑票勒索行为。
美国对于中兴的所谓调查判罚，是基于市场上的技术垄断地位来完成的，是一种以政府公权力去破坏市场契约的黑社会模式。中兴之所以求告无门，是因为中国政府卸责带来的，中兴是中国的公司并尊重中国法律开展合法经营，与伊朗的合同不违背中国法律，中国政府就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去保护其合法权益。
显然，中国政府从未承诺美国政府拥有在中国的越界执法权力，如果中国政府有对美承诺帮助其实施对外制裁，美国政府的唯一合法渠道——也只能够透过中国政府之手去完成对中兴的调查和判罚。由美国政府进行的单边勒索行动推断：中国政府并未对美国承诺帮助实施其制裁措施，以此而论，中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违规或应被处罚的法理依据。
二
在中兴公司被美国政府公权力实施“绑票勒索”过程中间，网络舆论往往强调没有自主技术而受制于人的窘境，这固然是美国政府绑票成功勒索的关键依仗，但是，以政府公权力行使越界绑票敲诈勒索的不合法性，却被遮蔽过去了。
网络言论往往强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的负面影响，但是问题却比这个要严重得多。从世界历史看，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某个部分，往往与国外的技术优势阶级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德国的容克地主和美国奴隶主阶级，都曾经拥护过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过全面开放政策，这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状况。
所以，依附性发展的技术战略选择，并不仅仅是个人错误认识的恶果，而是具体地体现了一个阶级或者群体的共同利益所在，由此，每一个相似的历史情境中间同一个政策主张都会被复制出来。依据拉美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看法，拉美许多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把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参阅《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这个选择成为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惯常的优先选项。
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以林毅夫为首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卖力地鼓吹“比较优势战略”，还说这个就是“四小龙”成功的奥秘，说白了，这只不过是对特殊阶级利益和“优先模仿高消费”战略选项的一个理论包装罢了。要不然，林毅夫一个“国民党十大反共救国英雄”作为投诚过来的人员，怎么就成了主流中的主流，权威中的权威呢?无他，他最为理想地包装了特殊阶层的利益和需要，为此得到了最优奖赏而已。
假如林毅夫不是为特殊阶层利益服务和包装，而是一个真正的面向实际的学者，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他出来走两步了：比较优势战略在经历过特朗普的过滤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合理性和现实性可言?假如林毅夫真的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某种代言人，想必我们很快就可以读到他的理论反思文章了。
三
很多人都谈到美国的“软实力”，软实力起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摩罗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算是不拿刀子威胁你，你一样跪着叫爷爷。
美国的软实力在中国的具体实现，需要经过很多传递链条，才能够对中国政府和民众起作用。前述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美国软实力在中国兑现的强有力机制之一。
同时，各路大小公知也无不以传递美国的软实力为能事。诸如受到美国多次奖励的茅于轼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宣讲美国对中国无害，由此，就极大地鼓励和助长了各种美国道义地位的建构。
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各种公知，都成为美国软实力起作用的关键二传手。由于这些二传手的巨大作用，反过来能够促进中国长期坚持错误的“造不如买”战略选择的依据，同时也成为特朗普等人敢于越界选择公权力绑票作为的基础。
因为软实力通过二传手起作用，特朗普政权的公权力绑票，以及由此带来的道义损失极为有限，这当然会助长其进一步作此选择。绑票能够带来巨大收益，连道义损失都极其微小，特朗普恐怕找不到为什么不这么干的理由。
四
很多人讨论中国的不对等开放问题，强调贸易战的种种策略，诸如征收大豆关税什么的，说到底，这些设计都是在美国划定的圈圈内跳舞。
美国是基于美国优势去确立自身的利益以及捍卫利益的方式，那么中国的优势和利益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很显然，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垄断性的技术优势和金融优势。而中国的优势则在于中特资本社会创造的各种低积累成本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制造业集中于中国的现实。如果从对等开放要求和从优势出发选定竞争策略入手，中国的对等报复策略，应该参照美国封锁高技术的选项，在中国的优势产业逐步美国资本禁止其染指，直至美国对中国开放高技术的那一天。
同时，美国政府一贯禁止中国属于资本投资美国的优质资产，只保持垃圾资产对中国资金的开放性，这一点也应该抄袭过来。中国一切有竞争力的行业和资产，都禁止美国资本进入，直到美国放弃该项选择的那一天为止。
由于美国的软实力跨越了国界在中国起作用，同时很多中国资产低价贱卖过程中间，存在着内部人参与的非法情节，依据全世界通行的合同法条款，此一类内部人被收买的交易存在着损害合同法基本立法原理——等价有偿——的至高规则，此种合同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中国政府应该就此展开调查，由于美国政府选择公权力绑票和贸易战，中国政府应该先行调查美资收买过程的合规性，在必要条件下可以采取冻结其资产和经营活动，避免各种跨越国界的非法资产转移。
五
很多人关注高技术方面的依附性不利地位，其实，中国的非对等开放还带来很多其他问题。这个方面郎咸平关于产业链阴谋的分析，最值得重视。
马克思说竞争的结果是垄断，垄断在市场上往往体现除了极少数的技术垄断地位之外，更多的常规技术产品会逐步地收敛为“名牌”产品和明星企业。试问：为什么中国很少自己的名牌产品和明星企业?很简单，中国的过度开发导致垄断地位集中于外资控制手里，阻断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垄断和名牌化渠道。
在改革初期，轻工业部等多个部委组织评选的“国优”和“部优”产品，至今还有几个依然活着的?这个状况之所以出现，就在于过度开发的结果，外资企业在中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掐尖”战略，迫使中国本土资本和企业长期处于低下的恶性竞争地位，无法成长和上升为具有较高市场地位的名牌。在市场价格补偿水平上，竞争性企业永远只能够得到低价，而外资企业却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高端地位和高补偿水平。在日化行业，宝洁和联合利华两家公司就占据同行业利润的大头，这种状况在中国是普遍的。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谷歌的非法操作失误，今天中国的百度，能否与搜狗能否相比都不无疑问。而没有了谷歌，百度才得到一个潜在的巨大成长空间，发展到今天的地位。
在这个方面，也是中国优势之所在，对于美资的开放性，要参照美国对中国资本开放性限制，来进行重新审查。
六
中兴的遭遇，是美国公权力违法越界进行绑票勒索的结果，同时，应对这个案例过程中间，来自美国的软实力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和公知的二传手作用，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头脑，结果是应对无力。
而且，当今中国制造在数量上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显然，中国的产业资本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但是，在中国的国内政策中间却毫无声音。难道是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丧失了事业心了吗?他们不想要完成从竞争走向垄断地位创造名牌企业吗?为什么单方面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不照顾本土资本的做大做强呢?这说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过度受制于类似于容克地主或美国奴隶主那样的阶层手里，也正是由此，林毅夫那样的主流经济学和茅于轼那样的公知，才能够占据舆论场的显要地位，这是优先需要进行反思的不合理状况。这说明，中国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占优的阶层，始终停留在腐朽的“前资本主义”状况中间，四十年来依然如此。
美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很值得中国人民认真反思由主流经济学和公知们传播的那些承载着美国软实力的理论，认真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利益，认真思考中国自身的优势和合适的竞争方略。
在吃亏数十年之后，在美国已经有了软硬实力无视各种规则敢于绑票勒索的时候，终于认识到“核心技术靠乞讨是讨不来的”，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即便这个领悟是迟到的，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剩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和民间如何携起手来，把这个关键领悟的相关后续对策做实。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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