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一抺斜阳，二页远山。莽莽苍苍的古原之上，数个孩子戏耍、嬉笑。阳光为古原镀上金色的光芒，孩子为古原注入生命的灿烂。多么美丽的一幅画！年青的志愿者凌弈迅速地把它们收入自己的相机，他感受着“天堂”的完美。
女志愿者江群为小学生们讲解关于鱼游动的课，可是这里缺水，见不到活鱼，又怎么能够见到活鱼的游动呢？无论如何形容，孩子们都睁着诧异的眼睛。因为缺水，这里太贫困，这里太闭塞了，她感受着“天堂”的愁苦。
如何理解“天堂”？ 凌弈和江群有不同的看法。江群以为，只有让孩子们走出闭塞，走出“天堂”，才是出路；但是凌弈却认为“天堂”人可以建设他们的天堂，只要他们掌握了知识和文化。这种争论太普遍了，要不就不会数十年不绝的民工的流动，也不会有“三农”问题的震荡。
一部好的作品发人深思。《脚下天堂》是一个以志愿者为题材的影视剧，它通过几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一个现实：或者叫做城乡差别，或者称为“三农问题”。它没有对教条主义在农村的泛滥加以歌颂，也没有对横行于乡间的土豪劣绅报以诅咒，它以年青人特有的乐观、积极和向着光明的态度邀请观众进入“城乡”问题的思考。
“天堂”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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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神农尝百草始，中国即进入农耕时代，中华文明史的主体就是一部“三农”史。当然这不是一个平静的历史过程，其间王霸互用，治乱相杂，朝代更替，说尽一江春水向东流。
有人认为农耕文明体系遵行的是“ 人--地自然法则”。“人”依赖土地，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法则。此法则的特点是：“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 土地的无节制倾泻”。造成社会“人口超负荷”，导致流民剧增。 流民组合成为可怕的威胁，成为“ 脱秩序势力”与 “暴力源”。
因此中国走不出命定的怪圈：“流民群”与“ 脱秩序势力”增大，终于形成重大社会问题，农民暴动开始。 作为农民暴动产生的广义社会结果----- 封建威权进一步强大化，出现“ 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当 威权力量自我衰变，封建政权内部腐败，“ 人--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社会再次动乱。
这个观点正确之处在于说明了农耕文明体系中人和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当晋公子重耳忘记了饥馑和贵族的尊严，匍伏于地接受了农夫手中的土块和脸上的嘲讽时，他是把农夫假定为上苍的使者，他想得到的就是土地，所谓“分茅裂士”。土地把权力和贵族联接，土地也把饥饿和农民联接。
这个观点错误之处在于无视土地上承载着的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规律。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当这种不平等还在人们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国家承平，于是有了文景、贞观、康乾之治等等，让史学家们认可的盛世；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紧接着这一个美好景象之后的往往是执政者的昏庸、当道者的横蛮。土地兼并和横征暴敛把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民众推向赤贫，如果再出现灾荒，民众的痛苦也只能用水深火热来说明了。
郭沫若在他警世的《甲申三百年祭 》一文中这样这写到：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更惨的事还很多，例如 “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面对这样的惨状，社会矛盾却更加激烈。“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当然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土地问题了，而是统治者的腐败和残忍，是民众的无奈和垂死的挣扎。
中国史上的朝代更替其实是这样循环发生的。
中国史上的朝代更替是一个非常惨烈的过程，其结果更是灭顶之灾――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瘟疫流行。。。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新兴统治者和历代开明政治家的思考。唐宗李世民认识了民众与皇权是水与舟的关系，宋祖赵匡胤时代则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确立了主张“民重君轻” 的孟子以亚圣的地位。在具体措施上，朝廷废除了苛捐杂税，鼓励农耕，结束了田园荒尽的惨状。但是随着富足的景象，新一轮的骄奢淫侈、横征暴敛又重新出现，新一轮的朝代更替也开始酝酿。
历史上总有思考者，而且相延不绝。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黄宗羲。黄宗羲讨论的是历史上税费的改革，例如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是每一次变革、减轻税赋，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反而会涨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总结了这个过程，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现象，后人把它命名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内在的原因就是“兴衰周期率”。毕竟法是人制定的，法是人来执行的，在人治极权的时代，掌权者的行为决定一切。明确提出“兴衰周期率”的是民主人士黄炎培。１９４５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未来中国。
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黄炎培说：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确实是“天堂”的困惑，历代帝王都无法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则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到做到，他的后半生仍然坚持继续革命的理念和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挑战数千年困挠而义无反顾的人民英雄。于是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在这里讨论“三农”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否则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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