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 > 历史 > 历史视野

天若有情天易老:悲情二二八

匣中剑 · 2007-03-02 · 来源:博客网

天若有情天易老:悲情二二八(上)
  
  1947年,到今年,是六十年了,六十年是一甲子,天干地支转了一轮。如果说连长生天都老了一轮,那么,在这如梦如幻的尘世上还有什么能不老?还有什么能不消磨?岁月无敌啊……
  可是,我不知道:像二二八这样的事情,这样浸透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事情,是否有一天也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一个无法看清的迷案?是否有一天,那些淋漓的鲜血和生命将只不过是一个枯燥的数字?
  我们海峡这边的中国人,对于海峡那边的同胞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既亲近又陌生,既心疼又受伤。从1895年起,我们聚少离多。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骨肉分离。我们所知甚少,我们相互隔阂,我们不很清楚,这些年,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他们还好吗?
  二二八就是一件比较糊涂的事情。虽然我们从小就从教科书上看到这样的介绍,“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专卖局缉私员殴打女商贩…开枪打死一名不平群众,造成「缉私血案」,成为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线,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起义群众,台湾各地尸横遍野…,群众三万多人被杀害。”可是这件事对于我们仍然是比较糊涂的,对于三万条生命的消失来说,教科书的这两三行字当然不够。而教科书之外,有关二二八起义的材料,我们能看到的材料,又显然太少了。
  ×××
  我对二二八的了解起始于一部电影,准确地说,起始于这部电源的音乐。这部电影就是《悲情城市》。其实我长着驴子耳朵,对于音乐一窍不通。不过声色犬马醇酒妇人,我总是喜欢的,是人都喜欢,除非太监。
  《悲情城市》的音乐是丁当介绍给我听的。丁当是金币在口袋里碰撞的声音,我喜欢。丁当也是一个人,是一个爱爬山爱旅游爱音乐的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我也喜欢。丁当告诉大家,《悲情城市》“用极其简洁的手法刻画出人民劳苦大众的下层生活,平凡、劳碌、无为和悲苦,但同样的伟大、不平凡。听了音乐,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且一股寒意从心头窜出来。”并热情地组织音乐活动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好碟。我听了,我同意。
  不过有点不同,丁当是纯音乐迷,他听了,他满足了,至于影片,丁当说“没看过”。可我却想看看,于是留了心。03年借到了,看了,震撼了。我原来以为这大概是一部台湾底层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没想到竟是一部史诗片!
  ×××
  《悲情城市》是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的,主要演员有陈松勇(饰大哥林文雄),梁朝伟(饰四弟林文清)。此外的主要演员还有辛树芬(饰文清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吴宽美)、吴义芳(饰文清的好友吴宽荣,宽美的哥哥),不过这两位的名气显然不能和前两位比。
  《悲情城市》故事的背景是台湾九份的一个背山的海港小镇,叫田寮港;和附近的金瓜石矿区。九份和金瓜石这两个地方都在台湾基隆港附近。
  林家四兄弟,大哥文雄子承父业做流氓,日据时期为了镇民的利益出头反抗日本人,被抓了多次。二哥被日本人征到吕宋当军医,后来杳无音讯。三哥文良被征兵到上海做翻译,战后回来时却已发疯。四弟文清是个与世无争的摄影师。
  战争结束了,台湾光复了,大家都以为苦难过去了,可没有想到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生活却是那么艰难。国民党大官们把烟土带进来,米糖带出去,不管台湾人有没有的吃,导致米价大涨,不到一年涨了52倍。政府里一切任用大陆来的私人,台湾人,不论知识分子,还是南洋的复员兵,都没有出路,大量失业。台湾人怒骂国民党政府就是一个公司。
  三哥文良的疯病治好了,以前认识的上海流氓,一个老头子,还有当地的另外一个流氓金泉,找到文良,想合伙做走私生意,用林家六条船运送大米白糖去上海发大财,再弄点私货进来。文良称要问大哥,老头子说自己做,都可以摆平的。
  但终于还是被大哥发现了,并发现运进的私货是白粉。大哥训斥文良。文良发现自己的朋友红猴被杀了,凶手是金泉,于是扭打起来。老爹训斥文良。专门结交了乱七八糟的人、说他们父子在田寮港是做流氓。可那是和日本政府作对。是为了这个庄内的事情打拼,不会拿别人的沾别人的,所以才能各地方兄弟拥护。
  两边流氓的火并虽然暂时在阿捡婆的调解下停止。但是上海流氓却勾结官府,密报林家是汉奸,文雄逃走,文良被抓。林家被迫送钱,终于把文良救出来,可是却被毒打得彻底疯了。
  四弟文清是一个很静的人,闲时和朋友一起看点书,默默地爱着宽荣的妹妹,做护士的宽美。二二八起义爆发,台北台湾人和外省人相杀,宽荣却和文清去了台北,帮助宽荣的前辈,参议员林老师做事。林老师每天去公会堂开会。暴徒在车站围殴外省人,文清聋哑,差点也被当作外省人打死。幸亏宽荣搭救。金瓜石也是一片混乱,伤员被抬到医院,暴徒明火执仗地追到医院,在医院门前殴打伤员,伤员在地上爬着躲。医生们赶出来阻止了暴徒的暴行。
  陈仪调兵镇压,一路走一路杀,林老师失踪,处理委员会的人都被抓走了。宽荣也被打伤。文清护送宽荣兄妹回乡躲避。几天后,文清被抓。宽荣在警察来抓之前跑到更深的山里,不知去向。
  文清终于回来了,但是一起坐牢的难友们却都死了。文清在将难友的遗物转交其兄的时候,意外找到了宽荣,宽荣正在给山民上课,原来宽荣准备在山里发动人民,宽荣告诉文清,“不要告诉家人,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文清回来遭到大哥文雄的训斥,“不要到处乱跑”,大哥要文清和宽美结婚,要给文清开个摄影店,安稳过日子。两派流氓再次火并,文雄一把刀所向无敌,上海老流氓拿出手枪打死了文雄。
  文清和宽美结婚,开了个摄影店,宽荣有时派人来向文清拿钱做经费,说要印东西教育民众。某一天,有人来敲门,告知宽荣已被军队抓走了。文清和宽美带着孩子来到站台。可是又能逃到哪去呢?文清回到家里,梳妆打扮,给一家人留下最后一个合影。三天后,军队从店铺里抓走了文清。从此杳无音信。台北无消息。
  49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逃台。
  这些就是《悲情城市》的梗概。
  ×××
  我是个感情比较冲动的人,不过我想,就算心如铁石的人,看了这片子,也不能不落泪。在经历了五十年残酷的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台湾同胞是怀着怎样的爱国热忱来庆祝光复。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仅仅一年多的统治,就弄到全家家破人亡,这该是怎样的悲情啊!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二二八,从那以后,二二八就已经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几行墨字,而成了一幅幅跳动在眼前的影像,一个个活生生的消失在黑夜里的人。我只希望,能尽我的力量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都更清楚地了解这次起义,人是不能白死的。
  ×××
  今天,60年后的今天,二二八起义的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各派政治力量都从不同的方面描述,或者,歪曲,二二八。好在还是有些资料可查的。1988年台湾当局终于调查和讨论“二二八”后,成立了“二二八纪念基金会”,从这个基金会的网页我收集了大量资料,此外从网络上,从文史资料库里也搜集了部分资料。
  下面就所收集的材料,我将尽量地加以分析。
  ×××
  首先是二二八起义爆发的原因。
  事变爆发后,台湾省主席陈仪3月2日报告说,“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3月6日,陈仪在呈蒋介石的详细报告中,说是“奸党(即共产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在鼓动闹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胞,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而且昨日又有袭击机关、抢夺武器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这以后就成了国民党官方给起义定性的一个基调。按照这个调调,二二八起义是共产党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进行的一次暴乱,把共产党和坚决反共的法西斯残余势力放在一起,硬说他们勾结,这实在是有点滑稽的说。然而,正是这个基调给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借口。
  事变50年后的1997年,“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受台湾官方委托,负责起草碑文,历时一年,拟出了642字的“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碑文”,在这个碑文里,是这样写的:“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菸,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这个碑文承认了二二八起义是官逼民反,但是,第一,这个碑文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陈仪这个死人的头上,一套天子圣明奸佞蒙蔽的老路子。第二,把台湾人民的抗争的领导者说成是各地士绅。
  而台独败类们也借二二八起义大做文章,陈水扁在今天就说,“二二八”三个字代表超过半世纪台湾人民承受的苦难,这是外来独裁政权对自由民主的全面否定,党国威权体制对基本人权的彻底戕害。一些台独历史学家,如李筱峰之流,则进一步发挥,把台湾历史上的统一歪曲成是中国对台湾的吞并,把台湾人民反抗倭寇殖民统治的斗争,把台湾人民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暴政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说成是所谓台湾意识的觉醒,鼓吹台湾和中国的所谓两个民族集团论,更篡改历史直接为台独的政治目的服务,恫吓道,“台湾若被「统一」,真令人担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
  我毫不怀疑,正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逼反了台湾人民,是二二八的根源。这一点,虽然今天的国民党还遮遮掩掩,企图维护祸首蒋介石,企图仅仅把罪责算在陈仪一人头上,但也是承认。马英九也不得不当众向二二八死难者道歉。但是企图把台湾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英勇抗争歪曲成是所谓台湾民族的意识,企图把台湾回归祖国说成是二二八的根源,这当然是扯淡。
  什么叫台湾意识?
  当年腐败的清政府卖国投降,割让台湾之时,台湾仅仅四百万人口,光复时也不过六百万人口。可就是这么区区小岛,这么寥寥有限的人口,在五十年里先后进行了几十次武装起义,其中大的起义十二次,此外还进行了其他领域的斗争,捍卫中华文化抵制皇民化的激烈斗争,在五十年里,在各种斗争中为国捐躯的台湾同胞,多达65万人(《誓不臣倭——台湾人民抗日史》)。在反抗倭寇的战斗中,台湾同胞为最后胜利所做的巨大牺牲,以其占人口的比例来说,居于全国各省同胞之冠,他们的血管里和我们一样流着炎黄子孙对自由执着而热切的渴望。如果说,真有什么台湾意识的话,那也是坚决捍卫祖国统一,捍卫民族自由独立,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绝不能混淆于舔着太君主子和美国主子屁眼,制造台独分裂祖国的汉奸意识。
  事实上,在《悲情城市》里重现了台湾人民爱国情操的不少具体证据。
  证据之一:当台湾光复之时,整个台湾,处处都在祭祖,台胞祭祖做什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台胞们是在告慰先人,告慰那些为了这一天流血牺牲英勇战斗,而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先人,台湾光复了,你们瞑目吧!影片里,鞭炮震耳欲聋。
  证据之二: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被剥夺了使用祖先语言文字的权利,当光复后,他们自发地学习国语,影片里,当文良疯病就医时,边上的小房间里,医生护士们学习国语的声音清晰可闻。“发烧头痛肚子痛你哪里痛啊……”
  证据之三:宽荣和同事招待自己的前辈林老师和大陆来的何记者,这时窗外传来大街上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的声音,刚才还在怒骂陈仪,针砭时弊的教师们同声合唱。
  证据之四:和文清同狱被杀害的难友黄先生的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生死天命,无想无念”。
  这些情节并不是随便杜撰的,而是真实的历史。比如学习国语和那个遗言,是取材于二二八死难者郭章垣的事迹。郭章垣是嘉义人,任省立宜兰病院院长。“郭章垣对于台湾的「回归祖国」十分兴奋,对于被派任医院院长一职,也充满着憧憬。他曾请来教师,教全体职员及眷属学习「国语」(北京话),于此可见他对新时代来临的期待。”因为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社会福利经费没有保证,医院“惨淡经营”,于是郭章垣就破家来维持。“二二八事件发生,被选为宜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席。”“为了不想连累别人”,而且“自认为没有犯罪”,郭章垣没有躲避,结果被捕活埋。“郭章垣遇难后,郭妻发现一张他亲笔用毛笔写在宣纸的遗书,上书:「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摘录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这个事例尤其感人,郭章垣烈士甚至在即将被国民党法西斯杀害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对祖国的忠诚,在他看来,虽然生在日据时期,生在台湾脱离祖国版图的时期,可是死的时候,终于能够死在祖国的怀抱里。生死那是天命,没有什么好想的,这不能怪在台湾回归祖国头上。
  我很奇怪台独历史学家李筱峰在收录了这些事迹,在收录了那么多这样的事迹之后,还能恬不知耻地把这些人歪曲成是在为台湾民族意识而奋斗。他怎么能把这样的赤子之心给说成是台独呢?
  李筱峰是这样诡辩的,他说,“当时〔按指日治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民族派」的前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主要干部,不但不把这点认识清楚,反把现实的台湾社会及台湾人大众(多数者)的心理动向(台湾人意识),跟他们自己在脑筋里所幻想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等抽象观念混淆在一起,结果,不知不觉之间,却以「祖国中国」的幻想为基本观念来从事台湾民族解放运动。”
  在李筱峰之流的脑积水患者看来,台湾同胞为了争取回归祖国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这些具体的真情流露,这种即使在国民党法西斯暴政底下仍然不改爱国初衷的情怀,这些只是“幻想”,只是“抽象观念”,反而他凭空杜撰的无从考证的所谓“台湾人意识”是“现实”。
  能把现实的白纸黑字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硬说成是“幻想”,这已经够令人吃惊了。而居然还能进一步从这个“幻想”里分析出“台湾人意识”的“现实”!这样的能耐,这样的语言逻辑水平,的确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的。
  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李筱峰使用的日语英语或者别的什么鸟语犬吠里有这种语言逻辑,不过显然不是汉语的逻辑,不是台湾同胞的逻辑,我们中国人不是狗,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没有这种犬吠的语言逻辑。
  我不得不大喝一声,打住!强奸是可耻的,而强奸一个死人的意识,那就加倍无耻!死人不是这样利用的!
  显然,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暴政,以及改不了吃屎的台独败类,才能把二二八起义歪曲成是倭寇残渣余孽分裂祖国的活动。
  ×××
  当然,如果说二二八起义的洪流里没有台独的逆流,那也是错误。逆流是有的,当时确实存在着廖文毅等一帮汉奸和日寇余孽。
  蒋介石当年派赴台湾进行调查的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就指出,这一小撮败类“在驻台北美国总领事馆的包庇下,想乘机把事情扩大,引进美国出面干涉,来扮演‘台湾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把戏。当时台北的美领馆已经公开成为这帮家伙隐藏集合、发号施令的托庇所。”
  与此相配合,“当时美国借口护侨,把许多军舰都集中到基隆、高雄附近,陆战队准备随时登陆。当时美国想把台湾乘机从国民党手中抢过去的阴谋,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
  何汉文指出台独败类的社会基础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由海南岛和南洋各地日军中集中的台籍官兵共有4万多人,他们大都深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毒素。陈仪竟也同样不择手段地想利用他们作为他统治台湾的驯服工具,当他们被遣返回台后,都被分派各县、市,担任基层工作。”“这两种人被陈仪安排到各地方工作后,逐渐和过去各地方的‘皇民奉公会’、‘台湾青少年团’、‘台湾产业奉公会’、‘奉公壮年团’、‘实践推进队’等反动、黑帮组织分子自然地串通一气”,“利用台湾局势,大肆宣传‘皇军比中央军好’、‘总督比长官好’‘皇军顶多在十年以后将再回台湾’等以挑拨台湾人民与祖国的关系,主张‘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从台湾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各种驻台机构,到廖文毅的‘台湾民族独立党’—台籍日人和日军台籍军人—地方反动黑帮分子之间构成一条黑线。”
  事变发生后,“许多反动黑帮分子也都乘机混入群众队伍,别有用心地高喊‘打支那猪’、‘打阿山’、‘打豚军’一类口号,煽动群众殴打外省人。”
  这种逆流,《悲情城市》同样也有反映。《悲情城市》真实反映了,台独败类煽动部分群众追打,乃至追杀外省人(台语里称大陆为“唐山”,所以有“打阿山”等等口号)的悲剧。
  但是这不是二二八起义的主流。《悲情城市》里同样反映了台湾同胞挺身而出,从暴徒的棍棒底下抢救被打的大陆同胞。
  当年台湾善后救济分署署长钱履周也回忆说,“起义爆发的次日,我送棉被去某医院,快到时,突有八九个人边喊着‘打阿山’边围拢过来。眼看就要动手了,对面的十几个台胞飞步跑来喊道:‘好人咧!打不得咧!’他们问明了我的去路,就帮着搬车上的棉被,本想打我的那儿个人也跟着搬了起来。”
  陈仪在报告二二八伤亡情况时也说,“在这次事变中死亡的,共计有3000人左右,其中除了400多人是军警,800多人是公职人员外,本地人民死者约1800人。”
  非常清楚被打的“阿山”主要是军警和外省籍公职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外省籍的公职人员(总共近两万),在很多时候也仅仅是被监押监视而已,并不是说一概打杀。在台中,共产党员谢雪红领导的起义,提出的三原则,第一条就是“不要杀伤外省人”。
  ×××
  台胞的愤怒为什么会集中指向外省籍的公职人员呢?
  因为除了低级公职有台胞外,中高级公职基本为国民党官僚们从大陆带来的私人所垄断,正如《悲情城市》里反映的,教师们在谈论国事时提到的,“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法院工作,国民党来了后台湾人一律不用,结果谁的阿姨,侄子,外甥都进法院了,都变成一家人开的了。”
  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排挤台湾知识分子担任公职,任用私人所找的借口是,“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湾人受了日本50年的奴化教育,要收到重新教育的效果,至少得经20年的‘训政’才行。”这在《悲情城市》里同样有反映,教师们愤怒地谈到,“那当然咯,怎么能让你们这些受过奴化教育的人继续工作呢?”
  总之按照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的逻辑,知识越多越反动,你受过教育,那一定被奴化了。
  而这一切借口都是为了掩盖国民党官僚们到处安插亲信,好上下其手,进行大规模的公开贪污腐败的需要,“不少贪污超过千万元以上”(《二二八纪念基金会报告》)。“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这些勾当,只有把自己的“阿姨,侄子,外甥”都安排进来才方便做的。领头这么做的,正是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仪,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陈仪不仅安插了大量自己过去的心腹,学生,甚至把自己的内兄沈铭训也安排为政府顾问。
  当然,这些“阿姨,侄子,外甥”和内兄,当然不能和担任公职的台湾本地人平等。何汉文指出,“在薪给待遇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台籍人员与内地人员间也采取歧视政策,对台籍人员都是以台币为工资标准,而对派出的内地人员,除了给予安家费和各种照顾补贴之外,还另给以实物或法币的工资补贴。因此,即使属于同一级的公职人员,也因台籍与外省籍的不同,其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知道了这些肮脏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指责台湾同胞将仇恨的拳头挥向这样一些外省籍的公职人员呢?对于台湾同胞来说,这些外省籍的公职人员,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的具体化。
  毫无疑问,由于二二八起义起于偶然,起义中也缺乏一个明确的领导,因此在倭寇余孽台独渣滓的煽动下,出现了不少暴行,可能一些外省人,不是公职人员也受害了。可能被打杀打伤的公职人员,未必都有罪,或者虽然有罪未必都罪至死。
  这是一个悲剧。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台湾同胞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政的起义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理解为台湾同胞企图分裂祖国,制造台独,这是两回事。
  ×××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
  即使是台独势力的社会基础,那些“深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毒素”的台籍日军士兵,他们之所以被卷入台独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的。
  何汉文认为陈仪把四万多台籍日军士兵安排在基层是一个失策。不过需要指出,这种安排方法,是自日据时期就一直这样做的。在另外一部台湾影片《稻草人》里就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台籍日军士兵,被征兵当了炮灰,被送回来时,双腿从根部以下都截肢了,他就被安排在村公所里。事实上,一般来说,退伍军人因为在军队里受过“教育”,或者说“洗脑”,只要安排妥当给以出路,一般都可以成为现体制的支持力量。日本、美国,乃至我国,都是这么做的。
  陈仪这么做,不过是沿用旧例,只是,受过倭寇忠君法西斯皇民化洗脑的台籍士兵,支持哪个体制的确是成问题。
  陈仪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十余万台籍日军士兵,即使这样安排了四万,仍然有大量失业,如果陈仪不这样安排,那又有更多的失业。
  从陈仪的立场,既然国民党法西斯顽固地非要在抗战之后紧接着发动反人民内战,从而造成经济崩溃,到处失业,陈仪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安置这些台籍日军呢?
  造成这些台籍日军倒向台独势力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国民党的汉奸检肃条例。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劫收的过程中,各级官僚,尤其是军统中统,莫不热衷于惩办汉奸,目的当然不是为了除奸,而是为了趁机拷打逼供,通过没收汉奸财产而发财。即使是真汉奸,本来他们的财产也应该没收入国库,而不是官僚们的个人腰包。更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官僚们丧心病狂地罗织罪名,千方百计陷人于罪的地步,甚至于不是汉奸也打成汉奸。
  如果说,在大陆沦陷区,这样的行径还要罗织的话,那么在台湾,罪名就太容易制造了。台籍日军士兵们就面临着被打成汉奸的危险。尽管,他们之当兵并非自愿,在《悲情城市》的原始剧本里,三哥文良就曾经逃避兵役只是最后仍被抓到。当文良被倭寇摧残发疯归台之后,好不容易把疯病治好了,却又因为卷入了上海老流氓的走私活动,被老流氓勾结国民党政府,将其打成汉奸,林家被迫以重金求和,打通关节,最后文良被释放时已经被毒打到彻底发疯,从此不治的地步!
  这样的倒行逆施,为了一小撮官僚的发财,就把广大台胞当作汉奸,当作奴才,自视为征服者的态度,又怎么可能不为渊驱鱼,把本来思想上就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台籍日军士兵驱赶到台独势力一边?!如果没有这样的倒行逆施,就凭几个倭寇的御用绅士,又怎么可能掀得起大浪?
  可以说,台独势力的嚣张一时,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是有责任的,是有罪的!
  然而,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不但不改悔,反而在镇压了二二八起义之后,进一步打起了这些台籍日军士兵的主意,蒋介石很满意地从何汉文那里了解到,这些台籍日军士兵深受法西斯毒害,反共很坚决,于是大量征兵,将他们驱赶上反人民内战前线,使这些在二战中侥幸没有丧命的台籍士兵,又成了国民党法西斯的内战杀人工具和炮灰。
  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的罪行是不能宽恕的!

天若有情天易老:悲情二二八(中)
  
  正如上面指出的,虽然台独分子混入二二八起义的洪流里企图扩张势力,达到“台湾独立”或“台湾托管”的目的,但是二二八起义的主流并不是为了台独。事实是,在台北二二八事件处委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里面,并没有包括台独诉求。何汉文回忆里提到,“在提出的各项要求中,据说在最初还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台湾实行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要求,也一并提出,旋又由处理委员会声明取消。”
  谁企图把台独诉求混入要求之中呢?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廖文毅等台独分子,一种是混入的中统和CC分子。
  因为处理委员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是事件之后,由陈仪为了欺骗台湾同胞而施展的一个缓兵之计。这里面成分复杂。
  中统和CC分子之所以企图把一些明显有问题的东西混入要求之中,目的在于为今后的血腥镇压制造借口。
  不管那种可能,处委会并没有容纳这种台独诉求。而且处委会3月6日正式召开时,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也清清楚楚地说明:“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这都表明,台独绝非二二八起义的主流,台湾人民并不是因为要台独而起义的。
  二二八起义的根源不是如蒋介石国民党所污蔑的是共产党和倭寇渣滓勾结的结果,而恰恰要在蒋介石国民党暴政身上找!
  ×××
  要了解二二八起义的根源,二二八处委会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各项条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处委会在3月6日曾电蒋介石提出五项要求:1.重用台湾人,省府处长以上及各机关负责人由台籍人员担任;2.各级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尽先用台籍人员;3.日产处理委员会必须考虑人民正当利益;4.请速派大员来台处理本案;5.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
  这个里面显然没有台独的意思,相反,倒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正如《悲情城市》里反映的,教师们虽然怒骂陈仪是“土匪”,置疑国民政府怎么能用这样的土匪,但这个怒骂本身也表明在当时的台湾同胞看来,以为只是陈仪不好,还指望蒋介石国民党能主持公道,还希望蒋介石能“速派大员来台处理”。
  此外就是希望在政府系统和法院系统能重要台湾的知识分子,不要借着接收敌产的旗号来掠夺台湾人财产。希望政府和平解决事态。
  ×××
  处理委员会还汇集各方意见,向陈仪提出对目前处理和根本善后的要求。
  这些要求我目前看到两个版本,何汉文的回忆里是三十四项要求,而在《二二八大事记》里是三十二项要求。两个版本在内容略有差异,而且有些在这个版本里是两项要求的,在另外一个版本里合并为一项。可能后来有添加整合过。不过其实质是差不多的,并不存在大的矛盾。因此下面就综合两个版本来讲述。
  作为“目前处理意见”的前七条或者前九条,包括几个中心意思:1、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武力镇压,不要“再移动兵力”。2、“地方之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及民众组织共同负担”。(这里宪兵和警察仍然是政府方面的武力)3、要求民众冷静,不要使用暴力,即使贪官污吏,也只是“检举”,“依法严办”。4、要求民众向处委会提出“政治改革之意见”(这是唯恐发生革命,唯恐民众自行改变政治制度),也希望政府能采纳处委会转达的民意。5、希望政府不要秋后算帐。
  ×××
  而作为“根本善后”的二十五项条件,则内容相当广泛,一方面表明了处委会的成分相当复杂,一方面也充分表明起义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军事方面三条,一条是“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报告里对此有详细说明,“驻台军队军纪欠佳,军人并常向「民众强买勒借,乃至奸污妇女,动辄开枪伤人。给一块钱硬要买五个鸡蛋(值五元),市场上纠纷司空见惯。」至于抢劫、偷窃的事,更时有所闻(页二三)”。国民党军纪败坏,纵兵祸民是逼反台湾同胞酿成二二八起义的一个因素。后面两条是拒绝强征台湾同胞当兵参加反人民内战,表示台湾征兵只应用于守卫台湾。这表明台湾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痛恨。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反征兵的运动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要求,这一时期其他各省同胞也有同样的要求,也在进行同样的抗争。一些地方实力派,乃至部分国民党军政上层,从保护乡土的目的出发,如云南卢汉湖南程潜都在背地里支持过这种抗争。反人民内战不得人心,那是全国各省人民的一致要求,不独台湾同胞如此。
  在何汉文的版本里还提到,“驻本省的陆海空军军官由台湾人担任。”这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军队镇压人民的“赫赫战果”,给台湾人民造成了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
  何汉文版本里还有一条,“撤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当时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陈仪兼总司令),叫嚣着“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这使人想起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时的口号“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犯下累累血债,甚至丧心病狂地诱杀百余青年学生,制造了圆山事件,企图以人血博取军功。可是这样的“战果”,就连国民党自己内部都知道那是屠杀,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对他的跟随人透露:仓库附近并没有战斗过的迹象,死者都是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又没有携带武器”。这样的行径,这样的“警备总司令部”,台湾同胞要求撤销,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呢?
  ×××
  政治制度方面的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民主化,二是自治。
  民主化方面,一、要求“撤销长官公署,成立省政府。”,所谓长官公署,就是变相的总督府,和日据时期的土皇帝总督没有两样。二、要求县市长“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改变由长官公署指定的不正常现象。三、“省各处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後为省议会)之同意”,“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票办法”,“改正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 在何汉文版本也提到,“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核定办法。”这些都是要求以民意机关来控制行政权,而不允许行政权来反控制民意机关,这些都是为了避免行政权不受限制而形成独裁以维护民主。
  自治方面,则是要求,一、“制定省自治法”,“实行国父建国大纲”;二、“省处长三分之一(何汉文版本为三分二)以上须由在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上以省民充任。”
  这些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即使站在国民党统治的角度,国民党难道就愚蠢到不想招揽一批台湾本土士绅和本土知识分子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吗?这难道不更有利于加强对台湾的统治和控制?难道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暴政竟狭隘到连这都容不下,竟真的要把台湾视为殖民地不成?
  我不能不慨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肤浅短视和残暴无能。
  ×××
  民权民主方面,包括“禁止政治性的逮捕”,禁止非法逮捕,“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罢工自由”,言论自由,“废止新闻杂志发行登记检查”,“撤销宣传委员会”。这些要求也是无可非议的。这些被列入要求,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是不是独裁暴政了。
  何汉文版本里还有“释放战犯及汉奸嫌疑犯”,“保障高山族同胞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权利”,释放汉奸嫌疑犯,显然是为了制止国民党官僚拿着汉奸帽子到处扣残害台湾同胞,没收财产发汉奸财。不过何汉文指出,提出这一条的时候,受到了潜伏在处委会里的特务和CC分子的支持,他们的目的是以此为镇压的借口。高山族同胞因为居住台东深山里,得到消息较迟,参加起义较迟,这条估计是后来加入的。这显然是国民党继承倭寇压制高山族同胞的政策实施民族歧视的一个抗议。
  ×××
  经济方面,《二二八大事记》版本里有一、“实行所得统一累进税,除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这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竭泽而渔的苛捐杂税。二、“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这显然是对于蒋介石国民党高度腐败的反弹。三、“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 权处理,各接收工厂矿应置经营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之。”这是反对国民党官僚的“劫收”。台湾的日本人留下的产业,根本上来说,是五十年里,日本法西斯残酷掠夺台湾人民财产,虐使台湾人民为奴工,血腥压榨剥削积累起来的,台湾人民对其如何处理,当然具有绝对的发言权,绝没有说,给你国民党官僚腐败劫收的。这种反劫收的要求,同样是全国其他各省同胞的要求。四、“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撤销贸易局”,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买办资本的予取予求,要求发展民族资本。第二是要求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和其他各省同胞反对官僚资本,反饥饿的运动也是一致的。
  在何汉文的版本里还补充了一条,“无偿送与中央的15万吨糖,应照价偿还台湾。今后不得再以无偿方式征取台湾物资。”这是因为在“1946年中,单以糖、煤两项而论,资源委员会就用1300元一吨的最低价格掠取了台煤4000万吨,完全无偿地掠夺了台糖15万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提出在1947年内要台湾供应15万吨无偿的台糖,3000万至4000万吨台煤和50万吨大米等任务,加紧对台湾经济资源的掠夺。”
  对于米糖的掠夺直接关系到民生。这在《悲情城市》里也有反映。教师们甚至认为日本人的统制配给制度还比国民党的这样的掠夺强。
  归根结底,进行这样的掠夺,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发动反人民内战之后,经济上迅速走向最后崩溃的反映。而蒋介石国民党不是改弦易辙,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反而不顾一切地加强独裁暴政,加紧掠夺,在大陆以滥发法币来掠夺人民财产,百业萧条,唯印钞机加班加点狂印,甚至还要由外国帮助印制钞票。而在台湾则直接掠夺物资。不论何种伎俩,都直接造成了通货膨胀,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相比大陆各省的几百万饥民饿死的惨状,稻米产区的台湾已经算是幸运了。
  关于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暴政在台湾挖空心思进行掠夺的种种情况,何汉文先生的回忆写得很清楚了,还请大家参阅,我不打算多说了。我只想说,这绝不能歪曲成是外省同胞对台湾同胞的压迫!
  同样的苦难,同样的敌人,海峡两岸的同胞是同根的,我们都是暴政的受害者,我们是同命鸟啊,为什么有些人处心积虑,非要从中挑拨,把我们对于暴政共同的仇恨转嫁为我们之间的相互仇视呢?
  ×××
  非常清楚,处委会提出的这些条件,充分表明了,二二八是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暴政压迫人民,迫使人民从死里求生的一次伟大的起义。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的暴政是起义的根源。
  也充分表明了台湾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为自由而战,维护人权,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这个起义和全国其他各省同胞反对蒋家王朝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牵制了蒋家王朝用于进行反人民内战的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内地各省同胞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二二八起义是1946年至1950年第一次人民革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二二八起义虽然不幸失败,但是台湾人民热爱自由不畏强暴的英勇战斗将永远彪炳中华民族的历史!

天有情天易老:悲情二二八(下)
 

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继续分析二二八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分析起义中各个利益集团的态度和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笼罩在二二八之上的一些迷雾,而且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利于我们未来的战斗。自由引导人民,革命绝不会就此止步!
  ×××
  《悲情城市》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梁朝伟,虽然伟哥确实很帅,而是陈松勇饰演的大哥文雄。陈松勇确实很适合这个角色,他那副粗胖满脸横肉的样子,太适合演流氓了。但是这个流氓却是《悲情城市》里最值得称道的。这个流氓,不但没有使我们觉得厌恶恐惧,反而是一个侠义英雄。侯孝贤导演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流氓形象?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义侠流氓吗?
  如果我们回头看,流氓阶层在二二八起义中确实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台湾《联合报》去年今天发表的杨渡先生的《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史实》里,指出二二八起义之所以肇端于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因为这里是酒家。就像今天酒家外面都有人卖香烟—样,妇人林江迈在那里卖香烟。而酒家外面,也有各种保镖、弟兄。所以,当那个烟警拿走林江迈的烟,她苦苦哀求,去被打得流血的时候,兄弟就看不下去了,在旁边起哄喊打。—般百姓碰到这种事,不—定会出头,但兄弟血气义气比较强,就敢出来骂。结果,这个烟警开了两枪,打死了—个当地人陈文溪,为了追凶手,所有人群起追赶。就这样变成群众暴动。”
  这里流氓阶层的出头,引发了二二八大起义,事实上,被打死的那个陈文溪,据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其实也是当地的一个流氓。二二八大起义竟由流氓阶层率先挺身而出,也难怪侯孝贤先生塑造了这样一个义侠流氓来纪念这次起义了。
  当然,流氓的骚动,那是每天都有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难免的,而之所以没有到处演变为大起义,最多只是麻烦警察先生们,充其量防暴警察们动动手脚,那当然是因为,当时的台湾,在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暴政的统治下,已经到处弥漫着起义的气氛,一点火星就能引发爆炸。
  杨渡先生认为,流氓之所以敢出头,是因为“血气义气比较强”。我不这么认为。流氓之所以敢出头,是因为他们抱团,有个帮派组织在背后支撑,这是最关键的。假如没有流氓黑帮的支撑,流氓的气焰首先就少了一大半,不见得有多勇敢了。这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结社自由呢?因为我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个社团一个组织在背后的支持。对希特勒纳粹史进行研究的人发现,在纳粹时代,敢于进行反抗的人,多离不开一些组织的支持,比如教会,比如军官团。希特勒上台之前一天,德国工人还在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可是因为德国社会党人不敢举行大罢工,害怕被共产党掌握了工运的主导权,企图向统治阶级妥协投降以苟活,结果是工会被希特勒解散,工人失去了组织,以至于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斗争。
  流氓相比我们一般人来说,他们有一个组织,虽然是非法的黑道的组织。而在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暴政底下,人民并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来依托,也就难怪起义被流氓阶层抢了风头了。
  正如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系列所揭示的,当人们在白社会里走投无路,找不到公正的时候,黑社会就有了存在的土壤,因为人们自然会转入黑社会寻找公正,尽管这种公正是扭曲的公正,是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公正。
  因为流氓的出头引发了起义,也就难怪陈仪咬牙切齿地向蒋介石报告“奸党(即共产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三月十三日陈仪呈报蒋介石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的二十名要犯当中就有一名张光祖系台北大流氓首领,“罪名是「策动杀害外省人首要」与「领导爪牙,协助暴乱」”。蒋军在台湾进行屠杀时,更搞了一个极其荒唐的所谓指认流氓的政策,“如规定里长或头人必须报出里中一定数目的流氓,否则严惩,导致胆怯者乱点名,平添不少冤魂。如北投区即有数人因此丧命。(页三O三) 有些不愿昧着良心乱点名者,本人却遭殃,如瑞芳镇金瓜石一里长游竹根。国军进驻金瓜石后,强迫他交出枪械与流氓名单。他答称:「本乡民风纯朴,不曾参与事件」,而不肯屈从,结果被拷打得奄奄一息后再枪决。(页三O六)”(《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报告》)。
  这一方面说明了蒋家王朝对出头的流氓阶层的恼怒,一方面也是蒋家王朝的又一罪证,这种“规定里长或头人必须报出里中一定数目的流氓”的玩法,我们其实并不陌生,这种法西斯告密手段将会引发怎样的血腥和残酷,将会使得人与人之间陷入怎样一种猜疑的恐怖气氛中,我们都是清楚的。
  “金瓜石”这个地名,那个英勇正直的里长,也使我们想起了《悲情城市》和大哥文雄,那也是以金瓜石为背景的。
  需要指出的是,流氓阶层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阶层。流氓阶层其经济基础是寄生于社会之中,因此他们是没有自己独立利益的,他们是容易被收买经常也是乐于被收买的。事实上,在《悲情城市》的原剧本里,大哥文雄(原剧本名字是焕雄)并没有拒绝参加走私,尽管台湾米价飞涨,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可是大哥仍然和上海流氓(背后是国民党官僚)达成合作,共同将台湾的米糖走私到上海牟取暴利,仅仅是因为比较老派不愿贩毒,于是才最终散伙闹翻。
  流氓阶层既然可以被收买,也没有什么坚决要维护的利益,也不可能成为起义的中心,那么这个阶层之不能过高估计其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另外这个阶层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并没有收敛其打砸抢烧杀淫掠的流氓本性,这是大家清楚的。
  ×××
  第二个需要点出的阶层,是所谓的“日据时代御用绅士”。这个帽子是很大的,再直接点就可以直斥为汉奸、贬为倭寇余孽了。
  当然,御用绅士们确实有一些是铁杆汉奸,比如著名的辜氏家族,就是那个辜振甫的家族,他父亲辜显荣,正是台湾汉奸之首,早在1895年就做了汉奸,正是他去基隆迎接鬼子,然后给鬼子带路进占台北的。辜显荣因为效忠太君主子有功,因此“从彰化鹿港辜显荣的茶叶、糖、烟草、樟脑等农产品专卖进而在全台取得的广大土地,奠定辜家雄厚的资本实力;其后台泥、台纸、工矿、农林等4大公司转移民营,以4大公司股票和实物债券抵付地主,此时辜家以广大的土地和政府换取台泥股票,往后40年在辜振甫经营下,台泥辜家成为岛内传统产业龙头。”可见真正的汉奸御用绅士们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下也是活得好好的。不论是太君主子的暴政,还是蒋家王朝的暴政,看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总是不错的!
  不过陈仪所指的御用绅士们是否都是辜显荣类型的铁杆汉奸呢?
  陈仪呈报的二十要犯名单里,除了徐征(私立延平学院教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外省籍)、艾璐生(大明报发行人,外省籍,据说文章有煽动性,被活埋)、大流氓张光祖和两个日本人之外,就是以下15人:“王添灯(省参议员)、李仁贵(台北市参议员)、徐春卿(台北市参议员)、陈炘、林茂生(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吴金炼(台湾新生报编辑)、廖进平、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林连宗(省参议员)、王名朝(台湾省铁路管理委员会职员)、施江南、李瑞汉(律师)、李瑞峰(律师)”。(《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报告》)
  我们来一个个看看这些“御用绅士”吧!(资料来自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站)
  王添灯,祖父务医,父亲茶农,本人做茶叶进出口生意。“1930年6月「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王天灯担任台北支部的主干(即支部负责人),后来并膺选为自治联盟的理事。”从此一直热心于自治活动。大家应该清楚在日据时代争取台湾自治这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战后“活跃于政坛和新闻界;1946年当选省参议员,问政期间,十分认真,曾在省参议会中,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宜付民选,绝不可使外省人为本省国大代表」等十二项政见。在省议会两次大会期间,发言八十一次,单独提案十三件,联名提案五件,议事踊跃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他对省参议会仅是咨询机构而非议决机构,感到失望,提出〈省参议会的千万言〉质询中国国民党流亡政权接收台湾,贪污舞弊层出不穷,官员多从中中饱私囊。除折冲于政坛外,王参议员也驰骋于新闻界,「人民导报」曾聘请其为社长;又与蔡庆荣等人创刊「自由报」,勇于批评时政,关心台湾地方自治。还因之遭受台湾警备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二二八起义期间,他主笔草拟三十二项条件,后扩充为四十二项。“在台北,王添灯(他是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旁边有苏新、吴克泰、蔡子民等中共地下党人,后来著名的‘三十二条’,就是这些人的手笔。”(杨渡《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史实》)“据闻,他被抓后,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审讯,却因大声抗辩不屈不挠,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令人不胜欷嘘。”
  李仁贵,“台北县人,公校毕业,经营「御成轩」、台北商工协会理事、株式会社广福洋行社长、冰贩卖组合理事、台北市警察署御成联合壮丁团团长、南邦电气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台北电气广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洋行”二字来说,可能系买办性质资本。需要指出的是“台北市警察署御成联合壮丁团团长”这个职务不见得就是汉奸的证据,由商会或商店组织男员工维持秩序,这是当时的惯例,《土肥原秘录》里提到九一八倭寇占领沈阳后,臧式毅曾向土肥原献此计。
  徐春卿,台北松山人,日据时期在教育界服务九年,随后在松山充当公职,曾任“松山庄协议会副议长”,获日寇银杯奖励。后“独立自营炭矿业”,战后加入国民党,“1946年以第二高票当选台北市参议员。时为弊端,批评政府,又为保障人权及反对日产标售政策,得罪官僚财阀”。
  陈炘,台湾本土金融业的先驱,其创办的“大东信托株氏会社”在年被倭寇以《信托法》的法律手段强行吞并到台湾信托株氏会社之前,“当年完全由台湾人民主持的金融机构,只有一个大东信托株氏会社”,但是“这一会社的设立及其营业,银行业者(即日本人支配下的金融势力)及政府,曾予「阻止的干涉」。”(周宪文《台湾经济史》918页)此外还参与林献堂、蒋渭川等人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早期)的一些民族文化启蒙运动。“陈炘在本土金融业方面的努力,是台湾金融界的先驱者,同时也奠定了他的社会地位,1930年被遴选为台中州协议会会员,到了1941年,日本大肆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时,陈炘亦被日政当局指派出任「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的委员,并担任皇民奉公会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长。”“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受难者因前「接收台湾信托公司」及设立「大公企业」两案,损及浙江财阀利益,并与陈仪政府多所龃龉。同年三月十一日凌晨,在被台北警察局刑警大队带走,罗织「阴谋叛乱首要」罪名径行处死。”
  林茂生,“1916年,林茂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学位,成为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第一个文学士。”“当时是台湾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蒋渭水与林献堂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是岛内民族运动与文化启蒙的核心组织。”“台南的「文协」干部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举办讲习会,每周六以林茂生为讲师,举办西洋历史讲习会,一连讲了9次,日本便衣警混于听众之中监听,林茂生以台湾话演说,照讲不误。”“以当时林茂生的社会地位,子女上小学校,当无问题,但他坚决让自己的子女上台湾人子弟念的公学校。”“日本当局为了对对这位台湾的菁英加以怀柔拉拢,曾赠勋三等,加以表扬。”“和其它的台籍社会领导人物一样,林茂生也被强拉参加「皇民奉公会」,担任文化部长。”“林茂生虽然被迫征召为皇民奉公会文化部长,但他始终为改汉姓,与家人也以台语交谈,不讲日语。”
  宋斐如,则根本是一个自1921年就回到祖国求学,并从此开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者。他不但积极参加抗战,而且还是重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三个常委之一。一度得到陈仪信任,“被派任为教育处副处长,为公署高级官员唯一的台籍人士。”由于他坚持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甚至刊登了些国共和谈等犯忌的新闻,于是竟在二二八事件中被一并杀害。其妻区严华系广东人,1948年1月以参加共产党罪名被国民党枪决。
  阮朝日,屏东望族,不仅“经营阮家家族企业「长福商事株式会社」”,还和他人一起办了些金融、汽车等等企业,还经营报纸《新生报》。从简单介绍看,阮为人相当灵活,日据时期,和,国民党时期,都试图和当局搞好关系。是个商人的样子。“惟新生报继续报导二二八消息,引发当局借机清除报社异己分子。因此阮朝日遂被罗织「阴谋叛乱首要」罪名。”
  吴金炼,“1934年回台后在当时台湾民族运动、政治运动的机关报《台湾新民报社》工作”,二二八起义中,群众以火烧报社威胁,强迫《新生报》刊载事变消息。报社屈服,“以后连续数天,《台湾新生报》都有大篇幅关于各地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并且中、日文对照。”因此遭当局嫉恨而罹难。
  廖进平,“是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宣传部长。民众党于一九二七年成立,原党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青下红中白日),因模仿中华民国国旗遭禁,后改为青天三星满地红,将中华民国国旗的白日换成三星。三星者,三民主义也。蒋渭水固有「台湾孙中山」之称,而台湾民众党党员也皆为信仰三民主义坚持民族气节的台湾志士。” (2005年8月25日台湾《联合报》王晓波文章)廖曾经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募款六万元,孙中山先生赠以一瓶威士忌酒,成为廖家的传家宝。廖子德雄后将该酒转赠马英九,马亦为之流涕。
  黄朝生,医生,“他并与王添灯、王万得、杨元丁、蒋渭川、张邦杰等人组成「台湾民众协会」,后来改组成立「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1946年当选参议员。政治建设协会在二二八中活跃,黄积极参与,因此遇害。
  林连宗,“在台中开业,执业律师,并被选为台中州律师公会会长,另外,并担任台湾新闻社法律顾问。”“终战后,半山李友邦、张士德等人奉国民政府之命回台,纠合台湾各地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林连宗则被派认为分团辖下的第一区区队长。”“在短短参议会任内两次会期中(共28天),林连宗对于警政、教育、司法,曾提出不客气的质询,此外又提案主张拟以省县市参议员组织地方监察委员会,也提案要求中央撤销垄断经济的贸易局。这些质询与提案内容,都显示林连宗对于战后陈仪政府的贪污腐化及垄断操控的不放心。”
  王名朝,事迹不详。
  施江南,医学博士,“除了在医学尚有其成就外,施江南在社会上的名望,也使得日本当局想拉拢他。1940年,他被遴派担任台北州会议员,翌年6月,又被日政当局拉去担任「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1942年,担任「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终战后,施江南担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并担任「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二二八事件时被推为处委会委员,但非其中的要角,也无任何激烈的言行,当时因患疟疾大多卧病在床。”
  李瑞汉,“出身竹南地主家庭,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通过司法科高考后,返台在台北永乐町开业当律师。李瑞汉平日为人豪爽、富正义感,日本人要求他改日本名字,仍不为所动,为了不改日本姓名,他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屡遭欺侮,李瑞汉曾经替长老教会与日本官方的财务纠纷打官司,惹得日本当局视他为美国的间谍。”“对于新的政局,和一般台湾知识分子一样,抱持着希望与期待,曾经与一批社会领导人士一同发起出资修建介寿馆(今总统府),以便国府的接收。”“二二八事起,李瑞汉并无任何暴动行为。只是在三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师公会会员开会,检讨时局,提出改革建议(当时行政院长官陈仪对外表示欢迎各界提出兴革意见)。李瑞汉他们提出之建议书内容,不外「司法独立」、「起用本省人」之意见,并无什么激越言论。”李瑞峰,李瑞汉胞弟。
  综观上述这十五人的大致情况,我实在很难用所谓“日据时代御用绅士”来概括他们。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反抗过日本统治,甚至有的是多年的反日志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事实上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台湾本土的资本家,因为在日产处理、专卖等等利益问题上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有矛盾,第二类是台湾本土的知识分子,因为对当局进行了批评而罹难。不论哪一种,包括周围据说围绕着许多共产党员的王添灯,都并没有推翻国民党政府进行革命的意向。他们,代表着台湾本土的地方头面人物,他们只是希望改良,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范围内,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实行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已。
  花莲处委会宣布遵守的“不流血、不独立、不共产化”等三原则,可以看作这些人的政治倾向。这些人并没有发动工农进行武装革命的打算,把工农武装起来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直到被害前,他们还想着上京向蒋介石陈情请愿。
  这在已经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形势的地区表现地特别明显。二二八起义爆发后,台中地区的议员们只是开会,派林连宗北上连络。3月1日,台中人民在台中车站发动起义,共产党人谢雪红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 组织「人民大队」(人民军)。3月2日上午,人民军战胜蒋军进攻,将市区蒋军缴械。3月3日迫降第三机场的蒋军。到了3月3日下午,他们就搞了个「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推选吴振武任人民军总指挥,以牵制谢雪红。结果谢雪红另组二七部队。
  蒋介石如果够聪明,够远见,本来是不会和这些人闹翻的,可是蒋介石国民党硬是被窝里放屁。非要独吞一切利益。非但政府,法院等有油水的各系统排斥本地的头面人物,就连仅仅是咨询机关的民意代表的选举,一般来说由本省人选举本省人当选的民意代表,国民党政府都要千方百计地控制,以至于王添灯要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宜付民选,绝不可使外省人为本省国大代表”,这简直就是笑话!某种意义上,蒋帮连倭寇的智商都比不上,倭寇还懂得强拉几个台湾人作为掩护。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民意代表,因为差不多是台籍人物出头露面的唯一途径,所以,尽管这样,台籍士绅们还是趋之若骛地去参选。在《悲情城市》里林老师正是一个参议员。
  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二二八起义的领导机关的各级处委会里就塞着这样一些人,代表着一种中间路线,幻想着和蒋帮妥协的人,在人民的武力和蒋帮的屠杀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二二八起义能胜利?能推翻蒋帮的统治呢?
  而对这些人都要加以杀害,连这些体制内的人物都要杀害,只不过一点批评意见都不能接受,这也充分暴露了蒋帮的虚荣、愚蠢和残暴。事实上,对于这些人的镇压,只会导致人们放弃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向更激进的革命。
  ×××
  第三个需要简单评点的是二二八起义中共产党的影响。
  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了二二八起义,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在《悲情城市》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几个朋友陪着大陆的何记者来,宽荣正在看书,他的朋友翻他的书,说:“噢,看马克思啊,好进步!”。这里暗示了二二八起义的共产党色彩。而后来宽荣在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进入深山,和农民一起耕作,发动民众的情节,更使人确认宽荣是个共产党人。
  在杨渡先生的《二二八事件的六个最基本史实》里提供更多的证据。比如王添灯周围的共产党人(正如《悲情城市》里为参议员林老师做事的宽荣);比如台中谢雪红领导的起义;比如嘉义地区,“云嘉南一带,在二二八之前,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武装部长张志忠,就与日据时代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在这里活动。简吉品格高洁,一心为农民做事,在农民中,有非常高的声望。等到二二八发生,他们迅速组织起来,与陈纂地成立‘嘉南纵队’(从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见它的“红色性质”了)。”
  但是,从谢雪红在台中起义中被排挤的经历等看,从共产党人只是在王添灯的周围进行活动看,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有限的。假如处委会里不是塞满了那些最多只是希望改良的士绅,而真正是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核心的话,二二八起义不会那么快就被蒋帮镇压下去,二二八起义也不会出现错误的“打阿山”的倾向。
  我提醒大家回忆一下谢雪红领导起义之初就宣布的“不要杀伤外省人”的原则,我再提醒大家,当蒋军登陆开始屠杀时,其他的派系其他的游杂武装都迅速作鸟兽散,只有谢雪红的二七部队和陈纂地的嘉南纵队这两支共产党领导的义军还敢于迎击,并取得一定的胜利,还一度准备坚持游击战争。
  我们可以说二二八起义里有一层浓厚的红色,但却很难说共产党掌握了二二八起义的领导权。如果共产党真正掌握了领导权,那结果将完全不同。事实是,处委会成分复杂,态度软弱卑怯,领而不导,是起义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二八起义的失败,一度塞满了处委会的本土绅士遭到蒋帮的镇压,宣告了中间妥协路线的失败,使得更多的人转向红色革命。在《悲情城市》里,文清目睹难友的死,当他在山里碰到宽荣时,就想加入宽荣的行列,表示“狱中已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地我都能做”宽荣说,“这里不适合你,只要信念不灭,真正为人民,什么地方什么方式都可以做,还有宽美,家中有人提亲,但我知她属意于你。”把他劝阻了。宽荣自己以身许国“不要告诉家人,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但是他希望文清能平安地活下去来照顾自己的妹妹。
  在杨渡先生的文章里提到,在二二八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因投身共产革命而被杀害的台湾有四五千人。至于外省同胞牺牲的根本无法统计,杨渡先生写道,“而这并不包括随国民当局来台后遭到逮捕枪决的外省人,他们无亲无故,在台湾死去,连尸首都无法寻找。一个大陆来台的退伍军官曾说过,他在白色恐怖时期服役于南部军区,当时军中枪决的外省人,集体被埋在军营后方一个偏僻的墙边角落,无人认领,无人敢说出去。隔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树,竟异常地结满累累果实,全军营无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围墙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还拿着长竹杆,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台湾白花花的阳光下,饱满累累的木瓜挂在孤挺树干上,橙黄橙黄得透亮,却是地下的人血与骨肉所荣养出来的……那是何等诡异而森然的感觉。”
  上文提到宋斐如先生的遗孀,区女士的死难。宋先生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一直追随着国民党。而他死后一年,区女士以参加共产党的罪行被杀害。这也是一个二二八起义后,随着中间路线的破产,人群向左右两翼分化的例子。
  写到这里我不由热泪盈眶,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同胞,并不是因为你是台湾人而遭到迫害,法西斯暴政是施加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全中国都在哭泣!不知道有多少外省同胞在和你们一起战斗一起流血!为什么你们要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愚弄呢?
  ×××
  第四个要评点的是陈仪。
  陈仪对二二八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有罪。
  陈仪的一些好友,包括一些研究文章,为陈仪辩护。李敖先生也为陈仪辩护。认为陈仪是爱台湾人的,只是方法不对云云。
  主要是两点理由:
  第一点,陈仪的统制经济,发展国有资本,节制私人资本,这说明陈仪有一定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进步。李敖说陈仪受三民主义毒太深,所以这样做。
  但这个辩护是有问题的,国有资本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公有制和国有制是两个概念。公有制是指劳动者占有资本,为劳动者的利益来使用资本,从而消除了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而国有制只是国家占有资本,而国家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这个阶级就会使用国家名义下的资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国有制下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只有当存在民主,存在基于自治工会农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下,只有当人民能够通过民主掌握国家政权,从而掌握集中在国家名义下的资本的时候,国有制才能等同于公有制。否则,完全就是两回事。
  在蒋家王朝下,掌握政权的四大家族是英美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样的国有资本,其性质只能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专卖局贸易局等所谓发展国有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制度,其实是买办资本排挤民族资本。这是蒋家王朝在台湾构成的阶级矛盾的一个方面。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使用国有资本,当然不会为了人民的利益,陈仪在台湾进行的国有资本的操作,只是达到了残酷榨取台湾同胞的劳动果实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内战的目的,而老百姓的福利则根本谈不上。前文提到爱国者郭章垣,消耗自己的家财来维持宜兰省立医院的运营;老百姓们吃着高价米,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些都说明这根本不是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资本,而只能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买办资本。
  不管陈仪打着什么幌子,他实际就是起了这个作用,忠实执行蒋家王朝的指令,摧残民族资本,残酷压榨人民劳动剩余价值。
  第二点,认为陈仪是想宽大处理的,但是警备司令部、军队和特务机构,陈仪并不能真正指挥得动,认为很多人是他们背着陈仪杀的。
  我相信陈仪虽然名为台湾最高长官,但并不能真正指挥军队和特务。蒋介石是集中国数千年独裁术于一身的集大成者。虽然陈仪是蒋的亲信心腹,但蒋绝不会把全权交给陈仪。蒋介石的学生贺衷寒一次酒后,就说蒋介石是“暴而不昏”,不但把军队、政治、财政三大块分别划开,而且每一块里面都有三个派系在互相争夺钩心斗角,蒋介石则从中操纵,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个人以至威胁自己大独裁者的地位。蒋介石对于陈仪也不会例外。
  不要说陈仪的权力,李宗仁作为北平行营主任,在其辖区内,理论上是代蒋介石行使权力,又如何呢?军统北平站长马汉三李宗仁就指挥不动。李气急败坏之余,把马汉三叫来威胁说要枪毙他!结果呢,马汉三的大老板,蒋介石的亲信,戴笠就飞到北平,当着李宗仁的面把马汉三叫来,把马汉三臭骂一顿,并且说要枪毙他。这骂的是马汉三,其实是骂给李宗仁看的,意思是说:你看清楚了,马汉三是我的人,是我养的一条狗,你会杀他我也会杀他,看他听谁的!
  陈仪指挥不动军队和特务是可以理解的,某些具体的人物的被杀害,或者陈仪没有直接责任。但是二二八起义中,陈仪一边广播欺骗人民说解除戒严,答应不会秋后算帐,一边却密报是奸匪叛乱,要求蒋介石派兵进行镇压,这种行径可为寒心!这样的罪行如何能掩盖!这个情节在《悲情城市》也有反映。
  而且我还要指出一点,就算陈仪没有这样的行径,他一样有罪。陈仪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一个统治集团总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红脸白脸总是相互配合,一起来愚弄人民杀害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陈仪唱了几句红脸,就认为他无罪呢?
  如果陈仪真的无罪,真的也只是被蒋介石愚弄,那么陈仪在知道真相后应该自杀向被害的人民谢罪,至少应该辞职公开道歉和蒋帮决裂。可陈仪有吗?没有。陈仪在和监察何汉文等谈话时,“他很傲慢地对我们说:‘人家攻击我在台湾不该实行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其实这是主席(按:指蒋介石)交代我的两项根本政策,非如此,不足以安定这块新回祖国的领土,不能防止它免于国内时局动荡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假使不是断然这样作,恐怕台湾早已成为东北第二,不止是今天这一点小乱子了。’”他不但不以为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
  当然,这个交代也同时指明了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整个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在二二八这个事件上都是有罪的!
  陈仪在二二八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这使陈仪很沮丧。而且1947年形势巨变。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随后陈谢兵团,陈粟大军也相继转入外线作战,从而拉开了共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就连反应迟钝的美蒋方面,也认识到1947年共军胜利击退政府向山东共区的重点进攻,标志着战略的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共军手中。丧尽民心,依仗美国主子刺刀和金元,依靠军事镇压和特务暗杀来维持其暴政的蒋家王朝,一旦军事失利,结果必然是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陈仪在1947年底在和好友谈话中,认为蒋家王朝估计只能再维持一年。在这种情况下,陈仪转向人民,和共产党秘密联系,准备策动汤恩伯起义立功赎罪。但是汤告密,陈仪被杀。
  陈仪虽然在二二八事件中有罪,但是他在最后关头愿意转向,以减少内战的损害,这还是要肯定的。
  ×××
  最后一个需要评点的问题是二二八起义中死难人数问题。
  关于外省人的死伤数目,没有什么争议。陈仪当时对何汉文说:“在这次事变中死亡的,共计有3000人左右,其中除了400多人是军警,800多人是公职人员外,本地人民死者约1800人。”外省人差不多死了800多人。
  但是台湾本地人死伤数争议极大。大陆官方教科书里的数字是三万,但是不知何本。而其他方面的数字,甚至有十几万的。
  蒋帮在镇压起义中进行的大屠杀是骇人听闻的。以前形容官威,那叫“下车伊始”,可是蒋帮在台湾进行的屠杀,竟至于还未下船就开始了。当蒋军船只靠拢码头时,台湾人民聚集在那边进行抗议,阻止船只靠岸。蒋军于是就开始进行屠杀,连孕妇也不能幸免。在后来的屠杀中,竟出现了杀人竞赛,相邻的两个哨位的蒋军士兵互相打手势来比今天已经杀了多少人!这些事实都为当年的记者所目睹所记录。更有柯远芬这样的警备参谋长,不但叫嚣宁可枉杀九十九,诱杀中学生以图军功,而且还陷人于罪,敲诈勒索。种种行径,只能用骇人听闻来形容。
  倭寇的残暴,大家还有心理准备,毕竟那是异族侵略者,可是蒋帮好歹还披着中国人的皮啊,就算要维护独裁暴政,对同胞也不至于非要下手这么黑吧?这样的行径,杀人怎么可能少?!
  而李敖先生则认为不过八百多人。
  李敖先生说:
  “
  用什么的方法证明死亡数字的准确的呢?我告诉大家,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一年,它留下很好的户口制度,户口很严密,这个户口呢,在国民党政府来的时候呢同样的接收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啊用人口同一样的户口,跟这一年的户口去减嘛,生育率不谈去减嘛,减的话一减多少人就出来了嘛,户口可以查出来。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户口去核对。
  在台湾有国民党的军头郝柏村做行政院长的时候,采取了这个方法去核对,结果发现啊八百人祗有这么少的数目,根本不是什么两万多人,也不是十万人,祗是八百人,翻来覆去都是八百人。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啊,后来怎么办呢?后来用悬赏的办法,就是说你小舅子当时死了,忽然你姐夫死了,病死的也算,被杀掉的都算,我们都算,大家然后凑在一起,看看这到底是死多少人,发现误差祗是八百人。后来呢用悬赏的办法,就是如果死了,有人证明你家死人了,好,赔六百万台币,合到一百五十万的人民币,这个数字很大呢,你祗要有人证,说你家死人了就够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冒领,冒领到现在多少人呢?我告诉大家多少人,我们现在查的很清楚,就是死亡人数,看到没有在九十三年二月二号,由这个董事会在审查的结果,发现了死亡了六百八十个人,失踪了一百七十六个人,加在一起是八百五十六个人,就是正好从户口里面去核对,就是这么多人。
  ”
  李敖先生的依据是,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对二二八死难者有进行补偿,其统计如下“收件:至93年10月6日总计收件 2756件。截至第110次董事会已审:2710件。成立2247件,死亡681件,失踪177,羁押1389,不成立463件。”
  但是李敖先生这样说话是很不严肃的。这可能是因为李敖先生是外省籍,同时李敖先生对于台独败类十分厌恶,因此带着情绪说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说真的是冒领,台湾当时近6百万人口,按人口年自然死亡率千分五计算(偏低),一年就会自然死亡3万人。从二二八至五月清乡结束,这个区间段的死亡人数,至少是大几千人。如果冒领的话,绝不会只有八百桩这么少的数目。
  这只能证明一点,即只有八百多个受害者的家属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因为这个事情而死的。而在蒋帮长期的白色恐怖统治下,长达四十年的超级大戒严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下,是不是每个受害者的亲人都敢把受害的真实情况告诉给自己的后代呢?万一孩子说漏嘴,被特务盯上怎么办?万一孩子长大,怀着仇恨,加入反抗政府的行列怎么办?每个父母都会掂量一下的。因此八百桩的数目是不能代表全部的。应该说,大量的死难事实已经湮没在时间的灰烬之中了。
  还有,户籍同样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算是被击毙的,家属为了避祸,害怕被牵连,又怎么敢公然写上真实原因呢?当然是写病死或者事故死以掩饰。恐怕从户籍中能发现的只有那些全家死绝的记录吧!
  何汉文先生在台湾进行调查时,就发现这样的情况,“在起义斗争中受伤的人数,更是无法统计,因为当时受伤的人.为了怕被军警发现逮捕,大都是忍痛藏在家里,不敢出来,也不敢就医。甚至重伤倒在路上的人,家人邻舍,恐遭连累,不敢抬救,以至在军警清除尸首血迹时,就惨遭活埋了。在台中有人告诉我,事变平息以后,在街道要冲地方,许多人家是全家人死尽,绝了人烟。”
  如果说在这场大屠杀中有些家庭被杀绝,人数八百人,那还差不多。
  至于陈仪给蒋介石的报告说八百人,也是不能作为充分依据的。根据何汉文的回忆,陈仪跟何汉文说的是1800人,怎么到了跟蒋介石报告就抹去了一千人?只能说,陈仪因为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对于起义爆发再怎么解释,都无法摆脱“激成民变”的责任,因此陈仪他的立场是在于缩小死亡人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此我们只能说,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本地人死亡人数当在1800人以上。这是下限。
  那么上限在哪里呢?
  何汉文先生的回忆是这样的。
  “
  当时被屠杀得最惨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义、屏东等处,据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对我说:“从3月2日到13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2500人以上。”据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说:“基隆大约死了1000人左右。”台中、嘉义的起义人民和军警战斗了3天,据台中市长黄克立、嘉义市长陈东生的报告,单在市区城郊收埋的尸首,在台中有500多具,嘉义有700多具。台北市除了2月28日一昼夜间被屠杀的人民有300多人外,以后每天陆续都有死亡。8日国民党军赶到后,陈仪对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实行大捕杀,在8、9两日中被枪决的就有四五十人。据杨亮功和台湾监察使署人员的调查估计,台北市民死亡在500人以上。屏东市民因为和宪兵队几天的战斗,据市长龚履端的报告,市民共计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县市在武装起义斗争中,死亡大都在百数以上。在军事大屠杀以后,接着由党、政、军、宪、警联合实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杀害,这样被杀害的人民当不下千数。
  ”
  何汉文先生总结认为,“所以总计台湾同胞在这次起义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连同受伤的,估计当在1万人以上。”
  但是这个结论也有一个问题,因为这里不能说“最少”。彭孟缉、柯远芬、史宏熹等刽子手,他们是单纯的军事责任,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责任只在于杀人镇压,杀人越多“功勋”越大,柯远芬甚至诱杀青年中学生以增加自己的战功。这些刽子手事后都因为大屠杀,而被其蒋介石主子加官进爵。像柯远芬之流即使在老了之后,仍然毫不改悔,根本不认为自己杀人有罪,不以为耻。因此他们对于杀人数目不可能去缩小去隐瞒,反而有扩大的倾向,因为这个“赫赫战果武运长久”越大越能博取蒋主子的欢心。
  因此这里不能说“最少”,而应该说“最多”。
  我个人认为,二二八起义的台湾本地死难者数目绝不止八百五十人,而应该是下限1800,上限8000之间。无论如何,是一次极其惨酷的屠杀暴行。这且还不算后来白色恐怖下的捕杀。
  ×××
  自2003年看了《悲情城市》以来,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那些消失在黑夜里的人,不写,心里就沉甸甸的,觉得欠了什么似的。今天我算是获得暂时的解脱了。我大概可以对宽荣们对文清们有个小小的交代了。
  1946年7月11日晚10时许,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伟大的爱国者,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在最黑暗的雨夜里,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暗杀。其挚友闻一多先生面对特务的“李公朴第二”的露骨恐吓,明知自己已经被列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黑名单,随时也会被暗杀,仍然不顾安危地继续奔走,继续谴责暴政,为李公朴先生治丧。四天之后的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再次谴责法西斯暴政,怒斥特务,“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闻一多最后说:“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果然,在演讲完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致以战士的敬礼!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蟋蟀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wyzxwk0856)

收藏

心情表态

文章评论

今日头条

点击排行

  • 两日热点
  • 一周热点
  • 一月热点
  • 心情
  1. 向东:透过《软埋》看世界  方知改革藏玄机
  2. 救了一个女孩,却毁了两个国家
  3. 戚本禹:《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4. 夕照明:金一南新作《相信,所以看见》原文摘要点评
  5. 王诚:接收难民?商女不知亡国恨 戏子干政更误国
  6. 耿来意:晚年毛泽东如何引领中国过“社会主义关”?
  7. 李北方:“刺死辱母者者”二审改判五年,南方系治国的又一胜利
  8. 对朝鲜动武,美国真的想好了吗?
  9. 张志坤:沙特的王室政治还能支撑多久
  10. 鹿野:谈谈列宁与斯大林时代的“反共文学三巨头”
  1. 丑牛:美国中情局狠掴了方方一嘴巴
  2. 莫言——一个赤裸裸的当代汉奸
  3. 老田:呼吁蒋正华先生和某些自由派学者放弃鸵鸟策略--从孙教授开展学术批评的遭遇看学术自律问题
  4. 孙经先教授致蒋正华教授的公开信:希望就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展开对话
  5. 向东:透过《软埋》看世界  方知改革藏玄机
  6. 老田:文革各时期的批判会内容及其性质大有不同——文革批判会照片集读后感
  7. 郭松民|抗美援越:毛泽东的双重胜利—— 新中国的五次战争系列
  8. 中国巴拿马迟迟建交,跟这位毛泽东粉丝神秘身亡有很大关系
  9. 王小石:造势“中国应接收难民”的都是些什么人?
  10. 遥远的1975
  1. 老田:我也要揭发——文革到底是怎么复辟的
  2. 鹿野:赵上将对决方方主席,结局难料——警惕方方成为另一个莫言
  3. 给刘文彩翻案文章被删 作家不服 大邑县调查真相惊人
  4. 戚本禹: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5. 丑牛:美国中情局狠掴了方方一嘴巴
  6. 老田:对照《白鹿原》与《软埋》,革命到底坏在哪里——兼评单仁平文章
  7. 鲁太光: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8. 开国将军齐勇之女齐小明声明:网传《为什么恨毛泽东?》非陶勇将军之女所写
  9. 宪之:为戴旭几位讲句公道话 ——读乔良将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鹰派?》
  10. 鉴明:“美国把中国攥在手里”——单仁平添加新证明
  1. 师伟:毛门六烈士
  2. 急需用钱时40%的美国人居然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
  3. 莫言——一个赤裸裸的当代汉奸
  4. 王小石:造势“中国应接收难民”的都是些什么人?
  5. 师伟:毛门六烈士
  6. 农业部放量批准16个转基因产品进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产品进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