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毛主席的两件事
一九六六是中国当代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一个年份。曾有人歌颂它，更有人诅咒它；近四十年过去了，有人还是记忆犹新、青春无悔；也有人耿耿于怀，意犹未尽。那是一个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时代，也是一个山呼海啸、天塌地陷的时代。对于新中国第一号领导人的这个创举，有人认为它是反过来毁掉新中国，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把她建设得更好。也许，这是个永远无法统一的认识，是个永远难以弥合的伤口。但是谁都无法否定它的震撼：有如它结束那年发生的使二十四万生灵灰飞烟灭的唐山大地震，更像开始时一再宣扬的精神原子弹。如今，它已成为记忆，但不同的记忆又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段历史至今是活着的。它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遗产。
那是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但岁月的风蚀反使它变得清晰起来。然而，这并未改变它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人们永远无法去了解那位东方巨人离世时的心情，但这并不妨碍了解他那坚强无比的意志和永不泯灭的理想。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可如今被肯定的只有第一件，而且第二件事还被认为损害了第一件事，这恐怕是他本人永远无法接受的。虽然他承认过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困难，也承认过违心和失误，但绝不容否认他的本意和初衷。于是又有人把它称为乌托邦主义者，可试问:从圣西门到康帕内拉，从傅立叶到梅里，这些西方的圣人们，又有谁搞出过两弹一星、大庆，还有那山上凿出的红旗渠呢？
在人类现代史的黎明时分，有一件事总是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德国青年革命家乔治.毕希纳（他也是天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至今德国最高文学奖就以他命名），当初他把那永垂史册的“给宫廷以战争，给茅舍以和平”的革命传单散发给黑森大公国的农民时，不识字的农民竟然把他交给了警察局。然而比那位青年诗人幸运而且伟大的是，我们这位农民出身的东方巨人，由于毕希纳后人的启示，更由于自身的特质，却神奇地唤起了千百万农民，此后又再次点燃了亿万人的心火。因为人们都渴望共和国会在涅盘中再生。毕竟这是一道史无前例的大课题，社会前进的阻力不仅来自敌对者的顽抗、抵制，而且还来自革命者的局限和偏激。它自身有变形还很容易被歪曲，甚至被妖魔化。而最典型的就是把中国的1966，当成德国的1933。无论这些比喻者多么痛心疾首（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多么振振有词（后来的某些学者）但事实上都是想充当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掘墓人的角色。虽然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比喻。因为它不仅是否定1966，而且在否定1949，甚至1921。这样它就在把一个历史巨人等同于一个历史罪人的同时，还放肆的把当年千百万满怀理想的历史活动参加者，等同于五十年过后依然可以追究缉拿的纳粹党徒。比喻者陶醉在这个比喻中，觉得既显示了人文主义的激愤，又表明了历史家的深刻。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肤浅和偏狭。他们是长城的摧毁者。
当然，在这个牵动数亿人，绵延达十年的大运动中有曲折，有倒退，也有事与愿违；有血污，有破坏，有投机者，有野心家，还有发动者没有想到和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它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与其相似或是一脉相承的倒应是法兰西的1789——1794这个人类现代史上最壮观也仍有争议的一页。虽然砍下专制国王路易十六的头的断头台也砍下了化学家拉瓦锡那智慧的头颅，受害者中也有扎克.鲁这样的平民代表，但《人权宣言》的理念，共和国的构建和抗击欧洲封建主义的联合进犯，仍使它被历史定格为一面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旗帜。至于涉及到当今不少人的利益和观念，全面评价中国文革仍需要一段历史间隔，但据今也不应太远了吧。
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领袖失误（甚至权力之争）和奸佞得逞的说法，非常流行而且影响极大。其实这仍是一种“小原因造成大事件”的例子，不知持这种观念的历史学家是否还记得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黑格尔所抨击的把历史事变看成是“花大而梗细的阿拉伯图案”的幼稚比喻？
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当时无法通观全局，事后无法超越历史。但却能以真实的回忆和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明，当时中国到底有哪些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特别是下层），造成了这一事件的爆发。
——摘自本人自传作品《半截子记者的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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