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诧论“知青上山下乡”

唐尧 · 2010-03-26 · 来源:乌有之乡
弘扬知青精神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诧论“知青上山下乡”

似乎我们这代曾经的知青,进入了一个“大彻大悟”的年代。退休的和接近退休的都在思考与记忆着那个曾经刻骨铭心的青年时代,这也很正常和自然的。“大彻大悟”是个佛学的词语,自然是觉悟。那么,在什么基点上去觉悟呢?佛学的觉悟是在一个“空”的基础上的觉悟,是在一个没有私心杂念上的觉悟。

问题就出在“悟”的出发点上了。在经历了一段较为漫长的“伤痕反思”时期后,社会布满着“天下为私”而不是“天下为公”的空气中,有些知青牢骚满腹,“吃亏了”、“犯傻了”,“上当了”…… 大有人贵有反思的精神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大有与时俱进的气势。有些知青,提出要共产党和政府赔偿,还真有点对右派平凡的架子。境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没有闲着,大力资助此类“伤痕”文学作品,为反思摇旗呐喊。

如果,今天我们仍然高举“天下为公”的大旗,我想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悔悟。当初,怎么没有反叛呢?何苦等老了再来否定自己,再来悔悟自己呢?知青哎,肠子悔青又有何用呢?这一切只有境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拍手称快!如何对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争论的问题呢?我觉得应该回归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既实事求是又是粗线条的作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所谓粗线条的正是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不同,环境不同、群体不同等所造成。

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两个层面,即推行者和参与者。推行者无疑是党和政府,参与者是谁?那就不一定说清楚了。只是城里的应届毕业生?有没有社会青年呢?那么比这群体更大的回乡知青算不算呢?狭义上说是,吃商品粮的知识青年。那么,你为何有商品粮吃?所以也就有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呼声?原因是社会还存在“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私有制社会中表现为较为对立关系,那么在现在私有化浪潮中这一对立正在加剧,而在这种加剧过程的反思,就不应该反思吗?

我以为,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归根结底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思。加上境外势力的渗透,这一过程就显得异常复杂。社会主义革命本质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三大差别,这一历史进程是漫长的。如同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百年以上复辟与反复辟的历史过程。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争论放在一个封建资本主义体制思维中争论,那将得出什么样结果呢?如果放在社会主义社会变革中探讨又将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不少知青是无悔派,但跟着有悔派在争论,却不知道其背后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变革深层本质问题。

在中国的百余年历史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有成功也有失败;毛泽东领导的两场革命基本是成功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逝世后,小平提出四个坚持,而现在实际上只坚持了一个。这一状态对认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段历史同样带有片面的理解。补资本主义的课,连同封建主义的课也补了进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质上是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举措,总要有人积极参与的。如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总要有人上前线和保障供给的后勤服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产党的理论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理论重要部分。

从共产党的多数先驱者,都是搞工运和农运出生的。大革命时期喊出“工农兵联合起来!”国共分裂是依靠什么人的问题的分裂。共产党的党旗为何是“斧头和镰刀”?共产党的军队为和称“工农红军”?在中国对这一问题解决最好的是毛泽东。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实现这一过程最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最好的回答是他两篇有代表意义讲话。一篇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一篇是《青年运动的方向》。如果将我们的思考坐标从这里开始,那么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就不会钻到牛角尖了,意见分歧是肯定的,如同大革命后期的国共分道扬镳那样。

毛泽东在延安清楚地告诉斯诺,共产党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上篇是新民主义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但问题是只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树立“工农立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加了共产党几项重要内容,就是“缩小三大差别,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那么在党内的高级干部对此时是理解的,因为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个。否则也只能算党的同路人而已。剩下的问题才是方法。其理论没有大的错误,方法上主要是急躁的错误。

我是公社小镇上的知青,我所见到的是:第一个看到农村的扫盲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小学普及(当时只能做到这点),随后是防疫、防病及其城里医生下乡来,同时也看到城镇知青奔赴边疆。在这期间我还看到知青双向流动,即大量的农村优秀青年参加城里的各项建设,也看到了城里的知青下乡务农,这一流向之比是 1:4 ~ 5。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只看到1而看不到 4 ~ 5 是片面,免不了带着自己个人的感情色彩。这种双向流都关联着“缩小三大差别,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和“为边疆筑起铁壁铜墙”!

从新中国成立起没有停止过这样双向流,也符合“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这项工作始终都得到领袖们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难得为自己过生日,过生日还请了邢燕子、董家耕坐在自己左右两边;周恩来亲自领导这项工作,自己的侄女、侄子也不例外,经常询问知青代表了解知青工作。这足以说明这是党领导国家的基本国策。然而,工作中的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毕竟是局部的和不被倡导的,高举的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否则也就“周期率”了。

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五七指示”一整套倡导甚至运动,都贯穿着“缩小三大差别,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个基本理念。而今天我们却看到了“私有化思潮”、“两极化浪潮”和“科举选拔制度”思路,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归根结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错误是在于“死板”、“急躁”等方法上错误,而不在理念。

当然,有人会说,“文革”作为政治运动就是否定了的。那么,“文革”的政治动机能否定呢?这一点有些模糊,这个模糊涉及到更多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另外,“文革”的十年历史进程能否定吗?有一种说法叫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实际并非如此。在新中国开始的廿多年里,农业翻了一番,工业翻了三番还不止。既无内债也无外债,黄金储备600吨,美元储备好几个亿,粮库储备达到一个安全水平历史上最高的水准(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政策),1973年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那一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按人均水平达到温饱水平!由于当年还是统购统销,没有放开粮食供应,还是按照原来政策执行的。穿衣问题,由于七十年代初投入的化纤工业全线开工,不仅解决了穿衣问题,而且缓解了棉花与粮食争地的局面,也是的多种经营的副食品基地成为可能。市场供应正常、物价稳定。这样的状态凭什么说“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呢?不就是76年三位伟人去世,唐山大地震和揭批清算“四人帮”,生产有些耽误和国家财政支出有些赤字。“文革”的错误是存在的,毛本人对“文革”也有过其“两个错误”的说法。对“文革”的政治动机能否定,也必然滑向封建、官僚和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点人们也在思考,甚至比前者思考更多……

那么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推行者的权利问题思考来看。这个推行者是党和政府,那么有没有号召的权利呢?在当年这个权力不仅有,而且号召力很强大。当年都称“响应号召”或“积极响应号召”等,不够积极和消极的,方方面面都会出来做工作的,有没有强迫呢?有些地区与有些具体推行者还是存在的,但不是全局的。所以,这些是建立在党和国家有这个权力动员与号召,如同“保家卫国”、“屯垦戍边”一样。

如我上述表述的,一个新型国家,这些举措多也是正常的,不破不立!中国农村和边疆在历史上的文化进步,恰恰在这一过程中大踏步前进。说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个立场问题,但其作用不仅仅是知青向农民学习,学习为民服务的情感,但毕竟对农村的移风易俗和砸碎宗族制度的农村带了新鲜文化氛围。现在的农村像赌博现象比较普遍,四旧也逐渐泛滥起来,基督文化对农村影响急剧加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农村基督教信仰者近亿人。社会主义文化精髓是集体主义,是天下为公,虽然道路漫长,但比旧思想回潮和基督文化渗透总要强得多。知青虽然单纯,但无疑对农村是新鲜血液。中国一盘散沙问题与中国吃饱饭问题同样重要,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物质的。事实证明,农村新文化和新理念更新是极其巨大的。几年后,知青开始活跃在农村最基层领导岗位上和各个专业技术岗位上,要不了多久他们将出现在社、县各级领导和专业岗位上。记得那时工农兵学员分配是哪来哪去的,周总理的侄女就是一个例子。农村招工也向知青倾斜。按照以往数据,每年向农村吸纳千万农村青年人参加城市、工矿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还有数百万半农半工(工、商、教、医)的队伍,适当时候转正,如同今天的两亿农民工,他们怎么办呢?哈哈,只要有钱在城里买得起房子的。当然过去的岁月里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问题也不少,能不能带着对历史的宽容眼光对待呢?其实现在的问题比起当年还要多。比如,现在人数超过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现代“性工作者”呢?又将如何评价呢?哪个是社会的进步,哪个又是社会的倒退呢?我们可以“回望青春”,而她们呢?

似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用现在的感受、现在的观点去解释曾经故事。其实是,积极进取的和颓废没落的,必须放在历史的长河中鉴别。凡好的历史进程也必然会有对这一历史进程作出无私贡献的人群。在中国的“屯垦戍边”历史中可以找到这一精神溯源。一旦这一精神被遗弃,中国无异回到一盘散沙的境地,那么中国离危难境地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倒是想另一个相同的问题,在今天党和政府还有没有这个号召力呢???

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背后是因为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在我的经历中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知青,我的小学同学还是邻居,可是比我大四岁,66年就到了新疆兵团,大批的农村同学69年就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还有继续该教改读了两年书的,这些有68年插队落户的,两年后又回自己的生产队,我们分成两个方向,去了云南和内蒙兵团的,而与我一起上学的农村同学还是回乡了,作为最一届工农兵学员,全班36名学员,清一色是上山下乡的,且共度过了三年的同窗学习生活。然而珍惜自己那段历史的是绝大多数,甚至将她看成是自己的精神财富。对于小镇的知青来说,并没有太多生活落差,生活落差比较大的其中一小部分,才会牢骚满腹,才会变本加厉地控诉。记得返城的恰恰是我们一小部分领导干部“解放”后所兴起的,似乎“走后门”还与此事紧密相连的。在那些“追悔莫及”、“自我否定”和“控诉”上山下乡的主力恰恰来自部分干部队伍的子女和部分知识精英的子女。他们是失败者,尽管他们最先得到照顾。

看看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吧: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党对社会的革命与再造。这个理念从延安这个小社会就开始了的,包括其后的文革。文革的错误是“打击一大片和全面内战”,其他未必都是个错误,给与全面的否定。后来的改革,如果是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那么无可非议。但从国营企业改造到MBO,和小岗村模式到土地批租,确实没有看到退一步进两步的奇迹发生。农村是“多雨就涝少雨旱,百年不遇叫扯淡,有机耕种无机化,水利命脉在瘫痪”。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进程中的问题,好在知青吃过苦,更应该懂得宽容的。那么,剩下的唯有对党在不同时期工作缺点和错误的不宽容了。这些是什么样的知青呢?他们又是怀着怎样心态不想宽容呢?这些知青恰恰是现在“精英知青”居多,这一点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吗?不就是他们与境外渗透势力打得火热吗?他们其实仅仅是利用曾经的知青群体想达到他们想达到目的而已。

现在更重要的是,知青历史中断,即有“前因”,那么必然带来现实的“后果”,不是“有悔”与“无悔”那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在于后来回城发生的种种困难,参差不齐的就业,随即很多知青加入了下岗失业队伍(如同没娘的孩子)、再就业、经历了一个什么都要掏自己腰包的年代,现在又面临、看病难、养老难的问题!俗话说,“老来苦是真的苦”!再说了,整个社会面临着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本身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国家业正面着只剩卖苦力、卖资源、卖土地上升势头(一句话,中国不差钱!),还能找到新的社会增长点吗?因为我们对于国家的历史积累,事实上是在原有发展中消耗已尽,唯有需要新的增长点。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差钱!那是对外和政府的开销(圈地就是钱),但是地方财政的赤字数已越7万亿!养老缺口近万亿;中央财政每年发放货币增速超过20%,这些对于解决我们这代人养老问题都将是大的难题,最难的还是为民的观念是不是转念过来,说一套、做一套见的太多了,问题也都在“说一套、做一套”中形成和加剧。经济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是 1+1>2 ,计划经济只能是 1+1=2 的财富守恒定律,然而 1+1>2 的那部分恰恰是弱势国家和群体被剥夺的那部分。曾经的知青的大多数,无疑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这才是知青的主流问题!

有些人总把“知识青年与蒙昧主义”连在一起。曾经的知青是当代最有时代责任的社会群体之一。所谓的蒙昧主义与现时的利己主义是连在一起的。用现在的状态可以把曾经的知青简单分为“精英知青”、“普通知青”和“遗忘知青”。“精英知青”是与时代接轨的那一群体,“普通知青”是现实社会被边缘化的群体,“遗忘知青”是几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回乡知青”)。这三个知青群体的比例大概是,1 : 50 : 250,而今日在网上能冒口气的是“精英知青”和少量“普通知青”。如果没有这个估计,窃以为那就是蒙昧!

然而“精英主义”却是高举反“蒙昧主义”旗帜的,直捣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蒙昧主义”的恶果,恰似“人本主义”的回归。在前期的共和国革命和建设中,是包括知青在内的几代人的“蒙昧”?在下看来,那些“人本主义”的高论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说,知青回乡是适时的和人性的,那么城里知青上山下乡是高尚的。改造旧中国的农村和屯垦戍边更是时代的和伟大的,何来“蒙昧”呢?真正蒙昧的是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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