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近代”概念
中国有一个“近代史”，欧洲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分期。如果勉强寻找的话，那么只有“early modern”这个概念。但“early modern”仍是“现代”的一部分，不同于“近代”。欧洲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三部分。这种三分法，始于17世纪的德国学者Christopher Cellarius。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是经过日本，源自欧洲。“modern”一般译作“现代”，有时也译作“近代”。“近代”是中国比欧洲“多出来”的一段历史。
质言之，“近代”是中国古代走向现代的一段过渡、转型、调整期。“近代”表示传统社会对现代的“不适应”，是震荡、曲折、反复的时期。西方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因为西方是自主型现代化，比较顺畅地从中世纪进入了现代，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一个痛苦的“近代”。
二、中国的近代周期没有终结
因为“近代”的两大任务并未完成。一大任务是应对西方挑战：
1、挑战包括军战和商战，军战即军事、政治较量，商战即产业、金融竞争。这两种挑战交替进行、混合进行，迄今仍未终止。
2、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西方强势、中国弱势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
3、相应的弱者战略也不应该改变。
应对西方挑战，这是民族主义史观看待“近代”的角度。
另一大任务是建立现代文明，即从农耕文明上升到工业文明，以及适应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升级换代。
建立现代文明，这是自由主义史观看待“近代”的角度。
上述两大任务不应偏废，尽管有时一个任务压倒了另一个，有时另一个又上升到主要位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的两个轮子。这两大任务目前都未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仍将延续。
三、理解辛亥也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辛亥革命可从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即主观政治理念的角度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王朝周期、王朝更迭规律的角度给予评价。王朝末期的共同特点是：中央政权衰朽+社会矛盾积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洗礼，重建中央政权+调整社会结构，于是新王朝建立。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满清入关已267年。从嘉道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开始，王朝后期的征兆已经出现，再加上太平天国、西北回民起义等，社会矛盾的积累和中央政权的衰落均非常明显。所以，辛亥的发生不只是一种激进革命的政治理念在起作用，同时也是王朝周期的自然过程。而这个自然过程，辛亥只是肇始，之后经过几十年战乱，一直到中共革命建国，这个王朝周期才真正完成，即中央政权重建，社会结构调整。所以，辛亥革命并非偶然，王朝崩溃不是在1911年，就是在之前之后的某年发生。所以，以历史的眼光看，“告别革命论”不能成立，王朝周期不是徐志摩的康桥，不是能够轻易告别的。
四、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这个结构性矛盾，就是“中体西用”：一方面是晚清的新军事、留学生、新工商业，另一方面是旧朝廷体制，裂隙日益扩大。例如，编练新军是清末新政的首要内容，但新军人多是国内武备学堂的学生或留日的士官生，带着新知识新观念进入军队，使新军不同于传统的湘淮军，或由绿营勇营演变过来的巡防营。由于“中体西用”的结构性矛盾，编练新军，变成了旧朝廷培养自己掘墓人的过程。辛亥之际，各省独立大多是新军所为。
五、我们仍处在“近代”之中
“近代”并未结束，一是应对西方挑战，二是建立现代文明。此外，中国仍然面临结构性的矛盾：一条腿已深深迈入21世纪，在经贸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如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外储国家、对非洲的深度开发、高铁建设、航天技术等，但另一条腿仍停留在传统时代，如管制型的社会体制、吏治腐败、贫富分化等。这是另一种分裂式的发展，成为未来最大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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