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这个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悉心研究，并不只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更不是那种纯书斋式的研究，而是为了把握中国的特点，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比如，“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是有“民主性”的思想。但在“君以民为体”，“民者国之本”的民本思想中，民与君二者的价值和地位并不相等。这种民本思想基本上是地主士大夫的思想，他们提倡“君轻民贵”思想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把他所熟知的古代民本思想改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思想。马克思说：“只有人民对外完全独立并且组成自己的国家，才谈得上人民的主权。”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争得了人民民主。在思想上，他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生动而深刻的论述，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批判吸收，并在全新意义上加以解释，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捍卫和发展人民主权，跳出中国历史上“兴浡亡忽”的周期率，也就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常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谈话、文稿、批注中都留下了他对此思考的痕迹，其中，也有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吸收古代民本思想及历史经验的记录。例如，他不止一次提到西汉初贾谊的名文《治安策》，称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曾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他看到汉初社会奢侈之风已起，豪强掠夺造成社会不稳定，因而提出要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以求得长治久安。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点，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多读几遍《治安策》。毛泽东还很重视贾谊的另一篇论文《过秦论》，这是贾谊纵论秦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汉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会弊端提供历史借鉴。意思是说：秦王在统一六国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统一天下之后，就应该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而秦始皇对人民施以暴政，所以很快被人民起义所推翻。毛泽东很重视贾谊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结论，并专门在批注中加以引用。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向领导干部推荐《触龙说赵太后》一文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夺回去”。《触龙说赵太后》在论及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比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体现了古代民本思想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要观点，说明执政者要有功于民，有劳于民，并要教育子女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毛泽东是从防止和平演变、维护人民主权这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问题的高度，来批判地吸收上述民本思想的观点的。
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博引历史典故，谈论历史人物，而他关注的焦点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建国以后，他经常思考如何能够使党和国家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问题，他经常从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中引出新义，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忠诚地为群众办事，防止成为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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