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中国共产党推行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的土地政策时，基于现实的土地分配不均，农民容易受到感召和吸引，这是有些地权相对分散、以自耕农为主的乡村社会，土地改革仍能顺利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乡村地权分配的结构性不均，是近代华北乡村危机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基础。
近代乡村地权问题的讨论对于修正权威认识、探求历史事实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贯穿地权研究的主要问题却未能摆脱，即地主、富农占地比例高似乎成了地权集中的同名词，而没有地主富农或地主富农很少、自耕农占有较高比例就意味着地权分散。研究者在讨论地权集中、分散的同时，还考察地权分配的平均与不均，但对地权平均程度的考察缺乏精确的指标。近代华北地权分配的不均度是多少?如何认识近代华北地权分配的不均度?显然还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利用国际公认的衡量不均度的基尼系数，对已有的家户土地分配调查资料进行统计，以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来判断近代华北农村地权分配不均度。
乡村地权分配存在结构性不均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测量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已有学者利用该系数考察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表示绝对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很不平均，0.6以上表示非常不均。运用基尼系数，对农户地权分配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其重要性在于把过去一些文字性表述的认识或结论，通过数字上的统计加以明确表达，可以揭示出乡村地权分配的结构性特征。
研究表明，地权相对分散、自耕农比例较高，并不等同于地权分配平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晋、冀、鲁三省乡村农户地权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笔者对现有中外调查资料进一步计算，得出三省的农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分别为0.556、0.493、0.495，充分说明农户地权分配很不平均，这体现了晋、冀、鲁三省乡村经济社会共同的结构性特征。另外，根据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调查资料计算，晋、冀、鲁三省农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分别为0.515、0.519、0.499。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调查资料中缺失无地户信息，因此，实际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应该还更高。
晋、冀、鲁三省地权分配不均的原因是复杂的，同样是基尼系数较高，但背后存在地权分配的差异性。地权分配基尼系数高的共同原因是，处于地权分配的两端，占地多的少数家户，其占地规模远超过该村的户平均面积，而占地少的多数家户在水平线之下。乡村地权分配的差异性在于，有些村庄占地规模大的家户，其占地面积在百亩、数百亩以上，而有些村庄占地面积大的家户却在百亩以下。另外，自耕农内部也有分层和差别，在同一村庄，一个占地5亩的家户与一个占地20亩的家户，两者占有土地面积也相差4倍。可见，单纯以占地面积的大小来衡量土地分配的集中与否是不全面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晋、冀、鲁三省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在0.5上下，说明三省乡村农户地权分配很不平均。这个特点是认识20世纪乡村危机问题的重要基础。
地权不均导致近代华北乡村危机
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晋、冀、鲁三省农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是一个静态的数据，受资料限制，对地权分配的动态变化的考察是困难的，但这些数据对于理解此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分配基尼系数同样高、地权集中的背后是不同的地权分配结构，根据革命话语的标准来衡量，有的村庄地权集中于占地规模大的家户，也就是地主、富农占有较高比例的土地，从而导致土地分配不均;有的村庄地权相对分散，虽然占地多的家户其土地面积相对较小，似乎不属于地主、富农，其他家户占有大小不一的土地，但这些家户所占有的土地远在平均线之下。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同时还存在较高比例的无地户、少地户，会进一步加剧地权不均，从而形成土地占有两极分化。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推行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的土地政策时，基于现实的土地分配不均，农民容易受到感召和吸引，这是有些地权相对分散、以自耕农为主的乡村社会，土地改革仍能顺利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乡村地权分配的结构性不均，是近代华北乡村危机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基础。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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