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那个周一，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英国宣战。几乎在不到一个小时后，英国派出割缆船进入英吉利海峡。黎明时分，在狂风暴雨中，英国船员割断了德国最重要的5条大西洋海底电缆。一战期间，德国与海外、甚至是其许多驻外使馆之间的通信能力都遭到了削弱。
今天，不论是扰乱别国的计算机系统还是监听公民电话，抑或侦察恐怖主义威胁乃至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外国态度，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信息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这些手段(以及有关它们在民主国家的合适限度的争论)因受到新技术的推动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些手段的所有关注都能在一战中找到根源，尤其是在手持斧头的英国船员开始行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
参战国抢占宣传高地
在当今战争中经常讨论的赢取当地人“心理”的概念早在100年前就在海外得到了应用，在国内也是如此。一战前所未有的规模需要在国内大力开展动员工作。政府必须说服人们参军，待在家里的人则要保护珍贵资源、缴纳高额税款、购买战争债券，并在血腥的战争面前以爱国之心坚持到底。
虽然英国赶在前头破坏了通信设施，但所有参战国都试图尽快占领宣传战的高地。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当天，德国人发布了一本旨在向全世界证明其行为正当性的“白皮书”。其他国家也随即发布了各种颜色的宣言书，如英国在8月6日发布了“蓝皮书”，而非常不善于省略和伪造事实的法国人直到12月1日才发布了“黄皮书”。
参战国都清楚，宣传是一项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工作。德国政府第一份媒体指南的禁止清单里就包括禁止提及任何有关自我审查的内容;法国禁止提及一名提倡外交解决问题而不要与德国人闹翻的前财政部长;至于英国，尽管这里的民主传统由来已久，但英国政府还是隐瞒了创立战时宣传局的行为。
美国是主要的宣传对象。德国不想让美国涉足战争，并希望美国政府向英国施压要求其放松海军封锁。英国则希望获取一切可能的物质支援，并且有人能主动出手帮助遏制德国。英国实施的海军封锁再加上其对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控制，让它得以窃听包括领事信函在内的美国通信信息，他们也厚着脸皮这么做了。这是将华盛顿惹恼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德国人对美国窃听总理默克尔手机而感到不悦一样。
德国人极力讨好德裔美国人及代表他们的议员。为走近广大读者，他们购买美国报纸，甚至一度考虑买下《华盛顿邮报》。但德国人太笨了。其派驻美国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口无遮拦，特别是对“卢西塔尼亚”客轮沉没一事作出了荒谬的辩护，最终不得不返回德国。隶属德国军方的两个部门在美国一边承担着宣传任务一边又奉命暗中破坏向协约国提供供给的美国工厂。后来他们被曝出图谋煽动罢工并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出言不逊而遭到驱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吉尔伯特·帕克爵士，他所做的工作仿佛是社交媒体的先驱。帕克的夫人是美国人，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读者。身为小说家的帕克负责实施了一个秘密项目，与英国其他知名人物联手在写给美国重要人物的信件中力陈协约国的看法。
美设专门机构搞宣传
美国加入一战较晚。但在1917年4月参战不到一周后，威尔逊总统就率先启动了系统性地影响公众态度的工作——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主任、激进派记者乔治·克里尔被视为一战期间最富影响力的六位华盛顿政治人物之一。
公共信息委员会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报章杂志的文章、漫画和广告中、学校课堂上、大学教科书中、周日教堂的布道中、建筑物和商场店面的海报上、分发给数百万人的小册子中等等。
在国外，克里尔的手下组建了阅览室，测试在敌区空投传单的技巧，成立了有线新闻服务台，并传播有宣传价值的电影。公共信息委员会在海外成功推广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论调，对总统的宣传之辞而言，此前从未取得过如此好的效果。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揭丑者、妇女权益者、市政改革者和进步教育人士。他们的遗产包括负责在海外解读美国价值观的使馆公共事务官员以及《联邦政府纪事》，后者源于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一份旨在让公众了解政府日常行动的出版物。不过，在打造“民主世界”的过程中，公共信息委员会也不会拒绝动用其强大的权力来开创反民主的先例。
政府操弄舆论成传统
克里尔在国内取消了官方的新闻审查，但公共信息委员会仍会压制和删节新闻报道与评论。克里尔说：“必须赋予新闻新的定义。”公共信息委员会提倡透明，但却向新闻媒体提供不署该委员会身份的报道。它还成立组织代表它与移民团体和劳工组织打交道。它承诺不搞情绪化宣传，但面对国内其他这么做的宣传机构，它也参与了仇恨德国和德裔美国人的宣传。
在海外，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为一些出版物提供资助，并贿赂编辑。狂热和幼稚让它公开了旨在削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虚假文件，导致与新俄国政府的关系恶化。在压制异见人士方面，公共信息委员会成为根据1917年《反间谍法》等类似法律践踏公民自由者的帮凶。
这部法律是现在的政府控告记者和泄密者的法律基础。这仅仅是一种不祥的回音。当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拒绝解释他们窥视我们的生活到什么程度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克里尔为有关邮件审查的公众讨论而争辩;当奥巴马政府欲阻止记者接近政府官员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坚称其下属没有人跟媒体来往。威尔逊倡导“政府行为的全面公开”，他自己却在一战期间以国事缠身为由暂停了总统记者会。
一战前，《不列颠百科全书》没有“宣传”一词的条目，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在一战结束不久后出版的新版本中，“宣传”这个词的条目几乎密密麻麻地写满了10页。
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是政府塑造舆论的催化剂。这种行为已变得如此普遍，所以想要一一确认完全或部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是不可能的。
100年前那场信息战留下的最深刻的遗产是，它造成了人们对政府诚信的怀疑。知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1927年写道：“有关控制舆论的方式方法的所有讨论，证明了传统的民主浪漫主义轰然倒塌。”利用战争中公众的希望所发表的强势言论助长了这种让人轻信的乌托邦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它已经被犬儒主义和人们的醒悟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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