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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毛泽东的大众梦

耿来意 · 2014-09-1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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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者千古”,这是毛泽东韶山故居的一则留言。这是对毛最准确的评价。

  读毛泽东诗词,常常能够感受到他对苍生的悲悯与大爱,他无处不在的大众情怀。

  1925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写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31年,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1939年,毛泽东在《题〈中国妇女〉之出版》中写道:“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1945年,毛泽东在《七律 忆重庆谈判》中写道:“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1950年,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写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1954年,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58年,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1959年,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中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63年,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写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963年,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965年,毛泽东在《念奴娇·井冈山》中写道:“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1965年,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写道:“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毛泽东是从旧民主革命中走过的知识分子,早期民主革命的先躯“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的革命精神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地影响,并随着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的逐渐深入而日益发展,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石,毛泽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于此,坚定而不曾有丝毫的改变。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1919年7、8月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文章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毛泽东充满激情地写道:“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的信中探讨改造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其中说道:“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927年3月,毛泽东历史三个月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社会上给予农民运动的责难进行了坚决地批驳,他写道:“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而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1931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中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指出:“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进一步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中指出:“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在国内战争环境内,战争动员工作十分紧张,群众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1936年7月、9月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及武装自己的权利,当大众获得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自由时,他们力量将十分的伟大,在那时才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真正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获得行动的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遂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假使中国人民一旦有了训练、武装及组织,他们一样的也会成为不可克服的力量的。”斯诺后来在他的《毛泽东自传》中叙述了自己第一次采访毛泽东的印象:“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中说:“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次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其中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提出:“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演讲中为青年运动指出了方向:“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1939年12月,毛泽东在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在《解放》杂志发表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他指出:“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指示中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说:“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说:“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毛泽东特别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说:“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他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办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中就政权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1949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中向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指出:“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满怀诗意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旨在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用辛辣的笔触写道:“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在致力于人民解放的战争生涯中,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大众,同时,他又善于依靠人民大众,唤起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实现自我解放。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他把共产党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践行“三大纪律八大注意”的执行政治任务的人民之师,这支部队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依靠着人民的力量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旧政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依然为的是人民大众,依靠的是人民大众。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1955年6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中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工作会议上针对浮夸之风要求:“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开幕式时说:“我们就是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命运一旦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座谈时指出:“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富起来,强大起来,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尽快过上好日子。……我们靠的是人民专政,在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中,什么样的坏人也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湖边与卫士李银桥谈话时说:“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的批语《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中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指示中要求:“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196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说:“生我者父母,养我者人民。人民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应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为的是全国的老百姓。从土改到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我们走的是集体化道路;我们要把全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冷热苦暖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公仆,不是老爷,凡是那些一心想当官做老爷的人,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应当从共产党人的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领头的,有缺点,有错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我向大家、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大家也可以批评我的每一个缺点和每一个错误,关键是改正;凡是愿意接受批评并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我和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们,难道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改正、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住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吗?”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指示中要求:“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明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你们是我身边的人,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你们下去,听听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真话。”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1961年2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大食堂问题时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1961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张平化、罗瑞卿等陪同下登岳麓山时说:“我总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办些事情,多为党做些工作……要想办法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1961年5月,毛泽东就农村调查问题给张平化的信中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961年9月28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发现工作人员趁他离开擅自修缮了房间后大发雷霆,他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谁叫你们这么干的?老百姓还在挨饿,你们却在这里给我修房子,这还像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从此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菊香书屋。196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听李雪峰等汇报时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要眼睛向下,真心实意地向群众请教;要晓得,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一旦迸发出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迅速地得到发展……中国几千年来,真正为老百姓办事情的政府和官吏不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为人民办了几件事,但还远远不够,要想方设法为人民多办事、办实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10个就有10个要失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1962年4月,毛泽东跟要到地方工作的李银桥作别时说:“你离开我以后,要多向工人阶级和农民学习,多向你身边的同志们学习,要眼睛向下,不要翘尾巴。”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1962年江南造船厂制造了我国第一台一万两千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这是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地说:“中国的工人阶级,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也能制造出世界上顶尖的东西来,这叫什么精神呀,这就叫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的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63年5月2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论反对官僚主义》中对官僚主义归纳了二十种表现,他指出:“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1963年11月,毛泽东与陈毅谈文艺问题时指出:“旧的传统剧目当然可以保留一些,但主要的是要表现工农兵的形象,要让无产阶级占领舞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存在着一个方向问题和路线问题。”1964年1月,毛泽东在徐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写道:“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文艺界的问题指出:“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他说:“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客人谈话时严厉批评了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你不级看?不给治?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就有关中国教育指出:“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农机部部长)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说:“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召开的座谈会上,就群众提到农村中缺医少药的问题愧疚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讲:“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编制“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问题的汇报时说:“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1965年8月15日,毛泽东看了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批转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中央和国务院写的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建议,给李写信:“‘还须下一番苦工夫’,你的意见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很严厉地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1965年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中说:“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的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说:“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中强调:“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干了一件自已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只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已经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然而正是毛泽东所认为的极重要的事情,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理解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尤其在毛泽东身后,这件事在非常大的范围内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污点。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在后泽东的中国,那些自由地谈论或撰写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有时甚至是在肉体上受到迫害的人,他们在把文革十年描述为一场十足的灾难时所具有的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利害关系,较之毛泽东主义者曾将文革看作是最辉煌的革命胜利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毫不逊色。”争议仍在继续,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然没有脱离他的大众观,这是他的最后一次革命行动,是为了人民的最后一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大众观,就不会有文革。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爆发,整个城市化为废墟。而此时的毛泽东,生命之灯即将燃尽,连说话都很困难了。然而,关于唐山地震的灾情报告,他却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他拿文件的手是颤抖的,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把华国锋叫到床前,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的人民,安置好灾民的生活。”毛泽东生前看的最后一个中央文件,是关于唐山灾情的,他恋恋不舍地完成了对人民的最后一丝牵挂。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人民的歌声。毛泽东是属于大众的,他为大众而生,他为大众而死。1946年1月,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安排到中央宣传部工作,而毛泽东却让儿子先跟当地的劳模吴有耕学习种田,他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在中国农村这个大学还没有毕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你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后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毛泽东曾在诗中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引领的中国是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是世世代代跪俯的大众站立起来的人间。其实,毛泽东一生仅仅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中国二千年来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他解放了大众。

  “公者千古”,这是毛泽东韶山故居的一则留言。这是对毛泽东一生最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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