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刘少奇等犯有错误的同志的

　　重温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

　　——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刘少奇等犯有错误的同志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第五卷623页记载：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的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的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读了上面这段话，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毛泽东叮嘱，关于对刘少奇同志的民主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二、毛泽东回顾建党以来历次路线之争的历史：

　　1、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

　　2、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

　　3、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

　　4、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

　　三、毛泽东强调“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四、毛泽东强调，寄予被批者的殷切期望。

　　1、“批”的目的：“批得厉害，是为了改。”

　　2、改的可能性：“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的是坏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

　　3、期望被批者正视错误，虚心学习：“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五、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路线正确，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谨慎：“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不断反思、不断纠错，谨慎一点是为了保证路线正确、方向正确、道路正确。

　　另外，我们再来看几个资料。

　　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中的一段话：“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七大的时候，有些人就“左”得很，坚决反对王明他们入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其实，选上他们，无非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不改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询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后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

　　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在刘少奇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上加写的一段话：“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会，并致闭幕词的一段话：“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以上资料均摘自《毛泽东年谱》。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路线不让步的原则下，也在自始至终地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给出路”“做新人”的政策。不像党内有些人在原则问题上搞一团和气，展不开批评，更谈不上斗争，没有一点担当精神，但反过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又夸大其词，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甚至竭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使之判刑入狱，终身监禁，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借用毛主席这句话：共产党的江山来之不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还是谨慎一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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