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出国考察
吉鸿昌，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活的磨练，造就了他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的性格。1913年8月，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历任团、旅、师、军长及总指挥，并曾任宁夏省主席。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其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
自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吉鸿昌逐渐接触到共产党的主张，在长期与共产党员的密切来往中，他接收了许多共产党员进入部队。在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时，吉鸿昌所部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他曾化装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准备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故失败。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鸿昌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因吉鸿昌拿定主意不打内战而被蒋介石撤了军职，解除了兵权，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期间，他一路宣传抗日，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于2月28日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再次率旧部起义，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失败，吉鸿昌突围进入苏区，由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抗日，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买了一批武器，秘密运到抗日前线张家口。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6月开始，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进，三战三捷，收复多伦，对全国的抗日力量产生了极大鼓舞。
然而，蒋介石却派重兵进攻察哈尔，致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8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多伦。根据党组织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撤出县城。当夜，多伦群众伫立街头，含泪送行。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成立了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了印刷工具，在他家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他的家同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楼”。
此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武装抗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在白军中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同时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
而此时，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则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下手。
陈恭澍受命后，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并表示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吕问友为情报助手，以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的一所楼房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潜回天津，住在与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大饭店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等反蒋抗日人士以打牌为名，商量着大事。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房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杨华庭找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房送水时，他将球扔了进去，然后借找球为名，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下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受伤被捕
45号房内，吉鸿昌、任应凤正与反蒋抗日人士边打牌边商量着大事。恰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
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
在狱中，吉鸿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
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说：“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答道：“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
铁血男儿慷慨赴死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吉鸿昌披着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刑场，他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暗杀凶手伏法
解放后，暗杀吉鸿昌的真凶吕一民、吕问友一直匿居天津。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 摘自《文史月刊》2005年第9期 历史风物-史海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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