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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中国古代在货币问题上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给予我们的启迪(上)

朱永嘉 · 2015-08-2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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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曾经的历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才能使我们前进的步伐走得更加稳健,经验固然宝贵,教训也是更值得珍视的财富,对失败教训的嘲笑,只能显示出无知和浅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之第三章,标题便是“货币或商品流通”,讲的就是货币如何产生,及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几种职能。货币的出现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密不可分。因为只要有商品交换,有市场交换,那么在物物交易的基础上,必然形成商品交易的媒介,亦即是货币。因为在交换过程中,不同物品的量化,只有同化为同一单位以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能通过同一单位的量化计算时,才能经过通约进行交换。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的积叠,这个用以计量不同物品内在价值量化以方便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的媒介物便是货币,它是计量一切交换过程中物品的等价形式。货币一旦出现,它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具有二种功能,一是作为计量商品价值数量的尺度,二是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媒介,亦即是流通手段。一旦它暂时退出商品交易时,它就成为主人的贮藏手段,作为未来交易时购买商品的支付手段,这是货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的基本职能。那么作为货币的商品,必须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能,它必须是劳动生产品,可以不断分割而便于计量,可以长期保存而便于流通和贮藏,这便是金、银、铜这类金属具有的特性。而社会生活选择这些金属,如何使之转化为货币的功能,亦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断摸索而逐渐形成,而且不断有各种反复,这也许是我们考察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历史最基本的概念和认知线索。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的货币现象,要比中国古代原始的市场经济复杂得多,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商品流通进一步国际化以后,世界贸易也需要世界货币作国际贸易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国际间的支付手段。最初世界货币是黄金和白银,建立在它铸币的基础上,即使是纸币,它也与黄金挂钩,可以兑现。由于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那么各国货币之间便有比率的问题,那就是汇率的问题,一旦某一种或几种货币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它就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它也是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我们知道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结算单位是二次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原来美元是与黄金兑现相联系的,以后与黄金脱钩,是以大宗的石油美元挂钩。据《中国青年报》今年8月17日的记载称:1969年国际货币银行IMF推出“特别提款权”这一国际货币资产,以补充全球流动资金。一国货币如纳入这个篮子,就好比加入黄金标准体系,正式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目前有美元、英镑、欧元、日元四种截止2014年各国央行共持有价值近十二万美元的储备,其中美元占62%,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地位提高,中国与各国的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增高,势必影响原来的国际货币贸易的体系,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亦牵动各国经济的全局。关心目前世界范围的货币现象,已自然成为大家注意力集中的焦点之一,因为它关系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兴衰。马克思曾经说过猴体的解剖是人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一下中国古代原始的市场经济之发展过程中的货币现象,其相似与相异之处对我们如何认识今天国内外的市场经济中的货币现象,都是会有一定启发的,虽然它还只是前资本主义的东西。

  《史记·平准书》的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的表述,其云:“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高辛氏,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帝喾、黄帝轩辕氏的曾孙。司马迁的意思是在远古时代,社会出现了农工商的分工,商品贸易,市场兴起,那时人们以龟、贝、金、钱、刀、布作为实物货币。货币二字的文字结构,也可以看出“货”字从贝,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实物货币也许是海贝,与商品交换有关的文字,若買、賣、贸、财、货、贾这些字都与商业和市场交换有关,也都多少与贝有关,这个贝是蚁鼻钱,它易于计量。在青铜器的铭文上,亦有用贝交易的记载,这个计量是用朋为单位,司马迁把龟、贝放在金、钱、刀、布之前,在时间上它最为久远了。幣的文字结构从巾,也就是从布,《说文解字》:“幣,帛也。”它是家庭手工业普遍的产物,它的长短、阔狭都可以计量,这就方便了它们作为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了。以金钱刀布作为货币也许已迟至春秋以后的时代了,《孟子·尽心下》有云:“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这征是指征收的赋税,这三者在赋税的形态上,分别表现为货币、实物、劳役三种同时并存,《诗·卫风》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亦反映了家庭手工业参加商品贸易了,布既是手工产品,亦作为商品,有货币的属性,丝是原料。《荀子》之《荣辱篇》言“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馀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这里的刀布是货币,“囷窌”是窖藏的意思,说明刀布作为货币,已具有贮藏的功能。现在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便是各贮藏的外国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各国央行的贮藏货币,如果美元贬值,实际上成为世界来负担美国通胀的后果。为了防止美元量化宽松带来的后果,所以都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其实美元贬值,国债也在贬值,美国通胀的负面影响便转嫁给世界各国了,一旦美国债权出现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世界经济秩序势必重构。目前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走到这一步,世界各国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后果。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但这也不能掩盖世界货币市场实际存在的矛盾。我们暂时放下这个话题,回到中国古代。

  《管子·国蓄》:“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说明货币有不同的品种,上、中、下是主辅之分,其中还有一句:“君虽强耕,而自为铸币无已。”说明那时已出现了金属铸币,官府以铸币流通贸财富之收益。这个财富收益来自铸币的实际价值,低于它的票面价值。每当国家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时,便会?增加铸币,降低它的实际价值,提高它的票面价值来实现。从战国时的文字记载说明那时货币存在的状态,尚以实物货币为主,有珠玉、黄金、刀布,而银、铜、金已成为实物货币主体。既然有金属货币,也就使之一定量化为铸币了,这就是刀币和布币。这个时期各国铸币的形态也各不相同,那时的布亦是铜币的一种形态,是农具镈转化而来。中原地区以布被为多数,有空首布,是东周的铸币,釿布则流行于大梁,魏国的地区。东边齐国则流行刀币,其行状如小刀,燕国亦使用刀币。在西方地区,则使用圜钱,那在秦国和韩、赵、魏地区都有流行。秦国的圜钱,外圆内方,中间是一个孔,便于用绳索贯穿计数,一贯即一串,有一千个铜钱,既便于计量,又便于携带。每枚重量是半两即相当于十二铢,六铢相当于锱,两锱就是“半两”,“锱铢必较”,便是市场交易中双方讨价还价在语言上的表达。在南方楚国的地区,钱币的形制更复杂一些。《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讲到楚国大赦时,“常封三钱之府”,这三钱,《史记集解》引贾逵之言为黄金、白银、赤铜三种钱币。故楚国有金币,叫做“郢爰”;有银币,形似刀币;有铜币,即蚁鼻钱。战国时期,七雄并列,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制度,然而随着市场规模扩大,逐渐打破原来疆域的限制,那就需要打破各国货币不一致的情况,当时货币的品种非常复杂,这是过去市场规模小和商品经济发展不够的表现。为了打破币制割裂的状况,货币的划一和规范,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亦必然随之而出现。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的太史公曰称:“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这样货币统一规定为二项,一是黄金,一溢相当于二十四两,在汉代称斤。钱是半两,即十二铢。以重量单位算,一斤相当于十六两,重250克,半两约相当于8克左右。《汉书·食货志下》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这一段话,表达了秦汉之际货币的定量标准,因为有了这个标准的定量,才能作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利于刀,流于泉”,这是显示了货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流通功能,以其似刀那样利索,如泉水那样流畅。

  《国语·周语下》有单穆公谏铸大钱条,其云:

  “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

  单穆公反对铸大钱,他认为货币的发行量要根据流通的需要,物价上涨时,可以多发行一些大钱,以满足流通的需要。如果物价低贱时,则多发行一些轻币,使大钱与子钱一起流通。货币的发行数量要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不能根据国家财政的需要一味铸造大钱,大钱作为实物货币,其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悬殊,那就是变相剥削和掠夺百姓的财富,一定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百姓流离,人心涣散,于国于民皆有害。铜钱是实物货币,钱币作为铜铸的实物,具备双重的使用价值,一是作为铜,可以铸造各种器物,一是作为货币,它在流通领域起着商品媒介的作用,这样铜钱既具有实物的价值,又具有交换时作为名义价值,在流通过程中,它的价值可以随着其供需而上下波动。它的名义价值是以其实际价值为基础和中心轴的,一旦大钱脱离了实际价值,货币发行者只能取得一时之利,最终会完全丧失其作为货币在流通中发挥作用。人们观察货币在流通中的供求关系时,往往忽视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这个中心轴,滥发大钱反而使其丧失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给市场交换造成极大的混乱,市场会抛弃原来的大钱,而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单穆公反对铸大钱的意见还是正确的,然而“王勿听,卒铸大钱”。周景王的错误自战国到秦汉,直到中华民国,反复出现,所有的统治者都迷信自己的权力,以为通过铸大钱获取无尽的财赋之外的大量财政收入,但最后包括1948年国民党的滥发金圆券,无不以失败告终。秦汉的货币设计便是不断在失败的过程中摸索前进,如何使铸钱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基本一致,在数量上又能适应流通的需要,当然不仅是货币思想上的问题,也有铸造钱币技术上的问题。

  秦统一以后,废除了东方各国的刀币、布币等保持实物原始状态的货币形态的诸币种,只采用圜钱,外圆内方有孔的半两铜钱,它携带和计数上都比其他币种方便。秦朝的钱币只能由国家铸造,不允许民间私铸,云梦秦简中记载有破获私铸钱币的案例。当时官铸的钱币,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亦有美恶之分。《秦律·金布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官府发行的质量较差的钱与质量精美的好钱,不论好坏,一律通用,同时规定钱布通用,交易时不能“择行钱布”,即民间交易,钱与布都能通用,“钱十一当一布”,即一匹布抵十一枚铜钱,一匹布长八尺,宽二尺五寸,市场通行的布必须符合规格。云梦秦简上的记载,还提供了当时物价的水平,一石粟三十钱,麻一斤十钱,一个劳动日算八个铜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一点当时的物价水平,实际物价情况可能还要更高一些。《汉书·萧何传》载:“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颜师古注:“出钱以资行,他人皆三百,何独五百。”如此则三百大体上是一个劳动力一个月的工价,五百约为一个半月的工价。秦末汉初的货币制度有一个变化,《史记·平准书》称: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从这一段话可知,秦末汉初由于战乱,生产受到影响,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钱重难用”,似指秦末为应对财政支出上的困难,也铸过大钱,局势混乱以后,这些大钱便不为市场所接受。“一黄金一斤”与“一黄金一溢”相比,金的重量降低了,以斤计算的物价当然上升,“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说明铜钱的票面价值,与铜钱的实物价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才会出现米一石要万钱的局面。另一方面市场上又缺少符合标准的铜钱作为交易的媒介,所以放开让民间铸钱。当然民间铸钱仍然有规格上的限制,但私铸者是否遵守,那又是一个问题。《史记·平准书》称: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这里“荚钱”指钱轻如榆荚,国家规定铸四铢钱作半两钱用,半两的票面值,其钱之重量应是十二铢,而实际重量只有四铢,其票面价值是实际价值的三倍,而民间私铸的荚钱只有三铢,要四枚铜钱串在一起,才抵半两的实际重量。而有些私铸的荚钱,其重量只有一铢,而钱的面值仍为半两,那么这些荚钱在交换过程中,必然导致物价混乱。而铸钱在当时已成为生财有道的行业,《汉书·吴王濞传》称:“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这说明吴国的财政靠利用自然资源铸铜钱与煮海盐的收入作为支柱。又言:“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百姓无赋”是指当地民众没有税赋的负担,“卒践更,辄予平贾”,汉代百姓有更赋,月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为得民心,由官府出钱,对践更者随时月给其平价,因此而得其众。邓通,《汉书·佞幸传》载其事,汉文帝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私铸所以能致富,无非是仰仗地下自然资源的优势,与其所铸之钱的票面与实际价值之差额。如吴王濞与邓通,他们的铸钱能布天下,更多地得益于地下资源的优势,而一般的私铸钱币,则更多地仰仗于铸钱过程中违法地弄虚作假,其结果必然是劣质币充斥于市场,最终影响其作为交易的媒介功能。贾谊在文帝时便讲了私铸铜钱之害,《汉书·食货志》载其言云: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贾谊此文,应作于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之后,据《汉书·文帝纪》:“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那么在汉初曾下过禁盗铸亦即私铸钱币之法令,《汉书·高后纪》称高后二年“行八铢钱”,故此处言“更造四铢钱”。秦半两钱即八铢钱,秦末汉初曾行荚钱,即民间所谓榆荚钱,吕后下令恢复秦之重钱,以其文为半两,重为八铢,故称八铢钱。吕后六年时“行五分钱”,应劭注“所谓荚钱者”,即恢复行用轻质的荚钱。这个时期并不允许私铸,至文帝五年时,才除盗铸钱令,放开民间铸钱,铸四铢钱作为标准。从汉初到文帝五年,经过二次反复,在铸币问题上是一个反复摸索的过程。贾谊这一段话讲了既然放开私铸,又要坚持四铢钱的标准,那么刑罚亦难以禁止。在这个背景下,如果采用严刑峻法,势必驱民于刑罚的陷阱之中,即使如此,也难以达到禁铸目的。下面贾谊还分析了当时市场交易的实际情况,其云: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这一段话是讲市场交易过程钱币使用的状况,各地不统一,因为钱币的轻重不一,当时法钱,是指官府发行的四铢钱,商人收轻钱以后,过秤,份量不足,则加若干,到足量为止,这叫贴水。重钱,指原来秦制的八铢钱,要找零,反而不便。平秤,指用法钱为标准的秤。行钱不统一的结果,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商人在交易过程中,还是以钱的实物价值为标准。如果官府硬要统一各地交易用的货币,那可能力不胜任,因为官府管不了每一个交易场所。如果放任不闻不问,那么市场交易的媒介手段出现混乱,很难形成货币统一的国内市场,也限制了市场经济发展。有没有好的办法,既避免执法的繁苛,又能处理好货币的统一问题呢?这实在是一个难题。贾谊进一步分析认为这是由私铸采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故他把根子归于铜矿的开采,其云: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贾谊这一番议论,是看到文帝前五年开放私铸以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表象。汉初一度禁止私人铸钱,由于私铸泛滥,靠刑罚也禁不住,于是开放民间铸钱的禁令,如吴王刘濞与邓通可以依仗地下资源,因铸钱而致富。然而大量民间的私铸是靠劣质钱取利,但如此一来使轻钱泛滥成灾了。文帝用四铢钱来统一铸钱的标准,检验市场流行轻钱的成色,不仅仅是钱的重量问题,还有钱的成色问题,若其中铅、铁、锡的含量,故禁不胜禁。用严刑峻法来禁,那么势必伤害的人太多。如果从放开私铸回到禁止私铸,那么刑罚势必更加严峻,实际上还是避免不了这二难的境地。贾谊把问题的焦点归之于铜的开采,显然没有抓到要领。他的建议是禁止铜矿的私人开采,把铜矿收归国有。下面他讲的“上收铜而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实际上做不到,所以他的建议并未被汉文帝采纳。在实物货币的条件下,钱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它必须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一是它的实际价值与票面价值基本一致。二是它比较方便在商品流通中作为媒介的手段,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又便于携带和计量。三是货币的数量能适应即时商品流通的需要。它既具备价值尺度的功能,又具备支付手段的功能,作为实物,它自身的价值又具备贮藏的功能,使铜钱这个铸币能满足市场流通中这几方面的需要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从各国的刀币、布币和秦国的圜钱,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秦的半两钱能够胜出,不仅依靠秦王朝的强制推行,它作为商品媒介,确有其优于刀币、布币之处。然而内方外圆的铜钱,怎样的规制,才能恰到好处满足市场流通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需要?政府在财政上作为支付手段的需要,当它退出流通时,又能作为贮藏的手段,一旦需要时,随时随地又能进入流通和支付的领域,它还需要具有非常容易分割和计算的优点,这不是任何个人苦思冥想所能做到的。这需要几代人不断的摸索,也就是试错的过程,才能找到比较可行的钱币制度。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的钱币,有了发行和使用的制度,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反复,只有通过反复才能使他成为人们的共识。对铜钱这样一个仅仅属于市场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媒介物货币的制度化设计,它的经历是如此,对于一个充满理想和人类憧憬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它同样也要经历不断试错和改正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能是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求得进步和发展,关键是我们如何珍惜自己曾经为此付出代价所获取的经验和教训的积叠,不要患健忘症,更不能痴呆。要记住曾经的历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才能使我们前进的步伐走得更加稳健,经验固然宝贵,教训也是更值得珍视的财富,对失败教训的嘲笑,只能显示出无知和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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