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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曹操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曹丕?

朱永嘉 · 2022-06-11 · 来源:朱永嘉读史阅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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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曹操面前的表现,及其在曹操身后的表现是不同的

  我想先讲一下曹操的家庭生活,曹操有记载可查的儿子共有二十五个,在武帝世诸王传是讲二十五男,数一下名字只有二十三人,从其他记载看,还有其他儿子。除了儿子以外,他有多少个女儿那就没有具体记载,从文字记载看他确也有一些女儿,估算一下,他的子女至少在三十到四十左右。这么多小孩子,对曹操而言实在也是一个苦恼事,有多少夫人生这么多儿子呢?武帝世诸王传记载生子之诸夫人有十三位,地位有高低,地位高的称夫人、昭仪,地位低的称姬,一家子那么多妻妾,如何相处,曹操的家庭生活也实在是一件苦恼事。曹操临终时,最放不下的是少妻与少子。陆机的《吊魏武文》中讲到曹操临终时,曾对着曹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陆机是西晋初年的人,离曹操的时代不远,此语当可信。姬女,指他的女儿高神公主;季豹,是沛王豹,季是末梢头儿子;四子,是指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人,皆是卞皇后所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操拉着小女儿,指着未成年的季豹,对曹植他们说你们四个人,今后要好好照料这两个小弟小妹,让你们辛苦了。儿女太多了,少妻幼子,在他死的时候放不下啊!托付给自己成年的儿子照料他们,这个托付可靠吗?靠不住。即使是同母所生,曹丕与曹彰、曹植之间,都如仇人一般钩心斗角,何况非同母所生呢?环夫人所生的曹冲,史称其:“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个小孩子聪明,“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可见兄弟之间的亲情,早被王位继承权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所取代。它反映了在权力顶峰,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因权力结构的矛盾而被异化。

  曹操是一个诗人,感情生活也应该是很丰富的。再观察一下曹操的夫妇关系,《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修,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其后丁亡,后请太祖殡葬,许之,乃葬许城南。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

  这一段记载,还是合乎情理的。曹修死于曹操打张绣,因曹操纳张济妻,导致张绣降而复叛,曹操两子被杀,曹修是其中之一。丁夫人失子之痛也是人之常情,曹操几次造访丁夫人,得不到谅解,才决绝,立卞夫人为皇后。《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

  孝廉,即指曹修,曹操的长子。仓舒是曹冲的字。可见曹操在曹修与曹冲之死上,痛失爱子的心还是真切的。丁夫人在儿子曹修去世以后的表现,是一个人精神受刺激以后反常的表现,曹操还是抱体谅的态度。再说卞后这个人,还算是识大体的。《三国志·魏书·后妃·卞皇后传》云: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从这段叙述看,卞后这个人还能与曹操一起共患难。董卓之乱,曹操孤身离开洛阳,她也能在洛阳坚守,很不容易,让自己承受风险,掩护了曹操在关东起兵。能抚养曹操无母诸子也不容易。曹丕立为太子,她喜怒不形于色,实际上忧虑多于高兴。虽然曹彰、曹植与曹丕都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们之间为了争夺王位而你死我活地争斗,她也无法介入并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才会有“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

  卞后的三个儿子曹丕与曹植、曹彰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分成两派,曹彰支持曹植,而曹操虽然在建安十六年时以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但这只是一种暗示,太子的地位长期没有明朗,而曹操在一个时期又特别喜欢曹植,那么朝臣自然亦分成两派,有的支持曹丕,有的支持曹植,两派之间明争暗斗,许多人便丧命于这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当然最终是曹植失败了,曹丕胜利了。曹彰是支持曹植的,亦为此死得不明不白。曹植的《七步诗》多少反映了这种争夺的可悲可哀。其云: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此诗见于《世说新语》,六朝文中如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便称:“陈思见称于七步。”此类故实当时很难见于曹植的文集,世传此诗当亦不假,也比较真切地反映了曹丕、曹植兄弟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云: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

  曹操喜欢曹植,不仅是他的文才,曹操出征时,曹植常随侍在身旁。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三郡乌丸时,曹植随行,那一年他十六岁,在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时,三十七岁的曹植上《求自试表》有“北出玄塞”之句,便指此行相随于曹操。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刘琮降,取荆州之襄樊,曹植从征。他的《求自试表》中有“臣昔从先武皇南极赤岸”之句,这赤岸也就是赤壁。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关中及陇西时,曹植亦随军西征,《求自试表》中有“西望玉门”之句。《离思赋》的序中,亦明言:“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这几年曹植一直在曹操身边,出征时随军从征。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时,封曹植为临淄侯,让曹植在邺城留守,这实际上是对曹植作进一步考察,在曹丕与曹植之间,选谁为自己接班人,这时曹操尚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而这个举棋不定,也正是周围人投机博彩的好机会。

  中国历史上最早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博彩投机的不是别人,是大商人吕不韦,他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赤裸裸。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一看到秦国在赵为质的子楚,便认为他是“奇货可居”。《战国策》载其与父对话,称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几倍?’曰:‘无数。’”可见吕不韦把资助子楚回国作为投资获利的事来做。故曹操在曹丕与曹植两个人之间确定谁是继承人举棋不定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正是政治投机的好时机。故当时亦确实有一些人与曹植结伙,希望曹植能够接掌曹操的权力。曹操也确实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有支持曹丕的,也有支持曹植的。如曹操问过贾诩,这件事应是在建安二十年左右,正式立太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在此之前曹操始终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崔琰也是曹操征求意见的对象之一。为什么要听取崔琰的意见?一方面崔琰是冀州地区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他与毛两人为东曹掾,负责官吏的选拔,即“典选举”,曹操通过崔琰可以了解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舆情。《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云:

  时未立太子,临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

  曹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密函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贾诩是面谈,用喻指的办法,让曹操去体会,原因是怕得罪曹植身边的人。而崔琰与曹植有间接姻亲关系,公开以露板的方式支持曹丕为继承人,那当然得罪了在曹植身边抱大腿的群体。借抱大腿跟人谋利的人古往今来都有,其结果往往是害人害己,得益于一时,结果往往是终身遗憾。为什么?天意难测啊!建安十七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那时曹丕似乎已被确定为交接班的继承人,故曹操出征时,一般都以曹丕留守京城;而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时,以曹植留守邺城,并发了前面已提到的戒慎曹植的令文,显示了曹操有更换交接班继承人的意图,为曹植造舆论的人自然迎势而上。在曹植身边有这样一些人,《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讲到在曹植左右有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

  关于丁仪,《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有丁仪的传,丁姓可能与曹操原配丁夫人家有某种血缘关系,故得曹操信重,其传从父丁冲说起。其传云:

  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

  从这一段记载看,丁冲是曹操比较接近的参谋人物,当然建议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的主谋人物是荀,重大问题的决策,参议人员绝不是一个人,曹操还是能多方面咨询各种人物的不同意见,然后择善而从,这也是曹操比袁绍、刘表一意孤行要高明的地方。丁仪能接近曹操,是因为其父丁冲的缘故。其传续云:

  太祖以冲前见开导,常德之。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

  眇,是指瞎了一只眼睛。曹操是爱才的人,丁仪能言善辩,当然得到曹操的喜欢,曹丕说他目不便也是事实,因为丁仪只剩一只眼看东西,但曹丕这句话,特别是因为曹操说了“吾儿误我”,更增加了丁仪对曹丕那种说不出的怨恨,促使他倒向曹植一边,去鼓动曹操更换交接班的继承人,由此丁仪与曹丕结下不解之怨恨。

  丁是丁仪的弟弟,《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云:

  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尝从容谓太祖曰:“临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至于君不论明暗,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

  这是正面为陈思王曹植夺嫡的说辞,为什么他们那么热衷于为曹植说辞呢?说到底王位的交接班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虽然这个再分配只是权力结构中心少数人之间的再分配,但这个权力再分配的焦点,凡涉及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在上层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会演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不是公开的兵戎相见,但暗中的勾心斗角那是用尽计谋,非把对方的羽翼置于死地不可。崔琰的死便与丁仪在曹操面前告状有关,与崔琰一起主持选举的还有毛,毛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崔琰意见相同,《三国志·魏书·毛传》载:

  时太子未定,而临侯植有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僚会,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从这里可知毛是主张维持曹丕世子地位的,不赞成废丕立植,所以也遭到曹植这边人的忌恨。毛因有和洽、桓阶的救助而免罪,但黜卒于家。这件事在《三国志·魏书·和洽传》亦有记载,但对于和洽求案实其事,最终曹操答复:“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必追究了。而《三国志·魏书·桓阶传》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其云:

  时太子未定,而临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又毛、徐奕以刚蹇少党,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赖阶左右以自全保。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是丁仪发动了针对支持曹丕一派的进攻,反对废立的是崔琰他们,所以丁仪就从剪除其羽翼入手,孤立曹丕,从而达到废丕立植的目的。第一个目标是崔琰,第二个目标是毛,曹操不想再扩大打击面了,只能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下去,因为受伤害的是统治集团内部高层的成员及其爱子曹植。但丁仪是挑起这件事的为首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曹操去世后,曹丕即位,首先打击的目标便是丁仪。《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之丁仪传讲:“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丁仪最后被文帝改为右刺奸掾,说明崔琰、毛被陷害是他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支持曹丕的朝臣。由此可见兄弟之间为争夺继承人地位的斗争之残酷。在曹操活着时双方尚且如此,曹操死后,曹植及其周边的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王位的交接,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课题,谁卷入这个旋涡,谁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一个死亡之海。

  为曹植说辞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杨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的杨修传,其云: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

  可见杨修是一个很有才气,深受曹操宠信,而且办事很干练的人才,仓曹负责后勤供应,军国多事,那么后勤供应的事务繁杂,他能应付自如,而且有文学的才能,故曹操的诸子都与他往来,而曹植更是主动与他交往。《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言杨修与曹植往返之事,其云:

  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这两条记载,杨修耍的都是小聪明,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揣摩天意,这等于投机取巧,中了固然获利,不中,就倒霉了。如遇到曹操这样的人就麻烦了。一是天意高难测,二是曹操也在考虑你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这种不正常关系暴露了,那就反而苦了自己。建安二十二年末,曹丕立为魏太子地位明确以后,杨修继续与曹植密切往来,这就更犯忌了。故《陈思王植传》裴松之引《典略》曰:

  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

  杨修被杀以后,曹操见其父杨彪,《后汉书·杨彪传》云:“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杨彪这话说得很巧妙,金日因儿子与宫人戏而杀其子,故云无金日先见之明,是自我检查,舐犊之爱则是其真情。曹操的改容则说明问心有愧,因而他给杨彪写了一封书信,其文如下: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七香车一乘,青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其实杨修的死因一是因与曹植的关系,立太子后他继续与曹植密切往返,犯忌了。二是泄露禁中言,这也是犯忌了。如果曹操死前不杀杨修,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杨修也活不成。

  在曹操晚年围绕继承人选问题的斗争,涉案的人都是当时的人才,但最聪明的是贾诩。他虽有倾向,但只讲隐喻,让曹操心里明白,自己决不显山露水,给曹丕出的点子,也还是贾诩的最聪明。《三国志·魏书·贾诩传》云: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

  说到底,贾诩给曹丕出的点子,是《老子》讲的“大智若愚”。曹丕是不是真能如此,还是另一回事。《通鉴·汉纪六十》载曹操立太子前后,卞夫人与其子曹丕、曹植不同的表现,说明他们还不如母亲卞夫人沉着。其云: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当倾府藏以赏赐。”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操,操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最为难。”

  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可见曹丕在曹操面前的表现,及其在曹操身后的表现是不同的,立太子后,他抱辛毗的脖颈而言“辛君知我喜不”,反映了他的真情;在曹操面前的表现是装出来的假象。曹丕与曹植都在演戏给曹操看,曹操误信了曹丕。从立太子这件事看,他们兄弟两人及各自的羽翼为此而钩心斗角进行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骗取曹操的信任,比较起来还是曹植那样“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更加可信可爱一点。遇到如曹丕那样阴险的人,那只能敬而远之,即使当了太子,如果曹操的寿命像孙权那样活到八十多岁,那么曹丕的假象迟早也会暴露,父子之间仍然难免有决裂的可能。所以“君老不事太子”,但君王死了,你日子一样难过。曹丕的幸运是过了两年多,曹操便去世了,曹丕顺利地即位为魏文帝,那时他与诸弟的关系便是另一回事了,于是就显示出狰狞的本来面目。然而,他对杨修的父亲、东汉末四世三公的杨彪还是很客气的,由于杨彪对他已没有危害,故还得对其子因他而死,做一点姿态,《后汉书·杨彪传》云:“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这实际上是想让杨彪这个东汉末的世家,为他篡汉作点缀,这一点杨彪怎么肯呢?何况失子之痛尚未平复。

  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本来应该是亲情的关系,但如果在这个相互关系中加入了利益权力的再分配关系,那么这个亲情关系就蜕变为利益争夺的关系,权力争夺的关系,这个矛盾往往是在老人临终前后集中爆发开来;老人还健在,还能主持政务或家庭事务时,它会更多地显示出温情脉脉,当进入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最后阶段时,那么这个斗争便逐渐白热化,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老人是一无所有,那么或许谁也不理会老人。而当这个老人是掌控国家权力的领袖或者君王时,那个矛盾冲突便会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斗争的手段则会极其残酷。曹操父子、兄弟之间这一场闹剧虽已展开,但还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在王位继承的关键时刻所上演的戏剧往往要更加血腥一些。只要这样的继承人交接关系存在,这一类戏剧就会常演常新,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随着历史的进步,只能希望它表现得更加文明一些,少演一些啃老的闹剧已是谢天谢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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