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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蒋委员长到底是不是真抗日?

萧武 · 2015-08-29 · 来源:破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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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那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然而,暂且不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攘内必先安内说,他在抗战中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的背后,行为和想法实际上也颇为暧昧。本文探讨了“蒋介石到底是不是在抗日”这一网络上争议颇多的话题,相信可以解答我们的疑惑。

  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而言,对日一战无可避免,这在全国已成共识。因此,年轻的毛主席在辛亥革命后救断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就在此时前后,北洋政府内部虽然也存在亲日派,但在北洋将领圈子里,对日必有一战也是共识。所以,袁世凯与段祺瑞都说过,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后,就要整军经武,准备对日战争。1930年前后,日本驻华军队日益猖獗,中日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打不打的问题渐渐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在干什么呢?打内战。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裁军方案,整编军队,把各地的部队都改编成正规化的国防军。李宗仁回忆录里对此事讲得比较清楚。委员长当时的打算是,最好把地方部队都裁掉,就剩下中央军。但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他们都不同意,认为北伐的时候,对敌作战地方部队是主力,功劳最大,怎么要裁军了,反倒是要先裁地方部队?

 

  几个地方部队里面,冯玉祥的西北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在华北策应北伐出力最多,对委员长威胁最大,也就是委员长裁军的首要对象。晋军战斗力最弱,对委员长威胁最小,为了拉拢阎锡山支持裁军,委员长就提出来一个方案,把桂军和冯军都多裁一点,然后中央军和晋军基本保留。阎锡山对这个方案当然很支持。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到后来冯玉祥干脆请假闪人了。委员长就指示老阎把冯诱骗到太原,然后软禁起来了。等到桂军反蒋失败,地方军阀救剩下阎锡山一家了,很显然就是委员长的下一个对象。

 

  这时候,老阎才着急了,又把老冯请出来,两个人一起反蒋。一开始,老冯的西北军部队负责打仗,老阎负责供应。委员长使出传统的技俩,各种收买,各种分化瓦解,把老阎给分化出去了,老冯自己的部队里韩复榘、石友三这些人也被分化出去了,冯阎反蒋失败。然后,委员长再拿出来一个裁军方案,将老阎的军,老阎着急了,又联系桂军、粤军、冯军和奉军一起反蒋,打起了中原战争。西北军战斗力比较强,一度占据优势,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攻势计划,但是碰上下雨,没能执行,主动权就转到委员长这边了。关键时刻,一直在关外作壁上观的张学良突然宣布,要率三十万东北军入关“调停”。毫无疑问,张学良一入关,救威胁冯阎后背,形成与中央军夹击冯阎联军之势,冯阎于是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张学良电请中央给以支援,让他打回老家去。但委员长给他回电指示说,不要着急,先稳住,坐等国际调停。不得已,张学良只得坐视东北沦陷。转过年,日军又借故寻衅,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役。这时候,在上海驻防的是蒋委员长从粤军中分化出来的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19路军孤军苦战了一个多月,连电请援,委员长说是要坚守待援,但是中央军却迟迟不来,最后只能和日军签订了一个城下之盟。而且,为了安抚日军,19路军抗日不但无功,反而成了罪过,19路军被从上海调防福建,去参加围剿中央苏区。

 

  这里顺便说,其实蔡廷锴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时是师长,半路上才脱离部队走了。蔡廷锴到了剿共前线才知道,剿共这不是个好差事。一方面,红军英勇,19路军损失大;另一方面,打完仗,委员长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借机缩编,还准备和粤军夹击19路军。迫不得已,蒋光鼐、蔡廷锴发动闽变,请出老领导李济深领头,以抗日为名,在福州搞了一个中华共和国政府,并且跟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然后,蔡廷锴又联络粤军和桂军,准备将部队在衡阳集结,然后沿现在的京广线北上抗日。委员长还是老办法,一边政治交涉,表面上言辞申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边收买分化,一边调集部队,准备扑灭。这时候,红军是教条主义当权,所以没能配合蔡廷锴他们作战,反而在中央军南下的时候主动让开了道路,让中央军去打19路军。

 

  再接下来,就是华北的方振武、吉鸿昌的部队号召抗日,并且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请出山。这时的冯已经是落汤的凤凰不如鸡,原来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做鸟兽散,而且他在绥远夺的就是他原来的部下宋哲元的权。冯玉祥从泰山举家迁往绥远,以示全家为国赴难的决心。在随缘,他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并且发动了对倭寇的作战,还收复了几个地方。这时候,委员长不但没有支援,反而要求冯玉祥解散抗日同盟军,并派部队北上,威胁抗日同盟军后背。就在这时,日军也调集部队,准备向抗日同盟军反攻。冯玉祥眼瞅着抗日无望,只好解散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再次通电下野,去黄山“读书”。方振武和吉鸿昌不服,继续坚持抗战,被委员长和日军前后夹攻,并且抓住了方吉二人。方吉逃出生天后,吉鸿昌避居天津,后来潜返华北,还是被蒋委员长抓住,最后处死了。

 

  这还不算完,这两次抗日高潮被扑灭下去后,粤军和桂军联盟,又准备发动抗日了,而且要求委员长让开他们背上必须经过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的通道。同时,粤桂联军将部队集中到了衡阳。委员长当然是故伎重施,拉拢收买,分化瓦解。粤军的前锋部队是余汉谋,时为师长。委员长给与韩某许以高官厚禄,余汉谋立刻率兵从衡阳回师攻击广州,陈济棠措手不及,治好也通电下野,去了香港当寓公。这次没搞成,桂军还不死心。1936年,红军长征已经到了陕北后,桂军在西南发动,组织部队,呼吁全国抗日,也联络了红军,可惜事机不密,又功败垂成了。

 

  这时候委员长不知道中日必有一战吗?当然知道,但是委员长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必须先把内部整理好了,然后才能与倭寇作战。

 

  委员长很清楚,各地军阀们虽然都是以抗日相号召的,但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抗日只是借口,反蒋才是本意。而且,经过中原大战,地方部队的损耗已经相当大了,没有恢复起来。这些地方军阀的抗日军事动员最终都能被委员长扑灭,就是这个原因。经过中原大战,粤军、桂军和阎军这几个当时主要的反蒋力量都联合起来,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所以委员长很清楚,如果他俯顺民意,真的举全国之力与倭寇一战,以收复东北,那么肯定是要以中央军为主力,而这就意味着,中央军会在对日作战中有重大损失。可以说,这时候委员长离翦灭地方军阀势力、完成真正的统一,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而一旦开始抗战,中央军肯定要充当主力,消耗必然大于地方部队,那么也就不能完成统一了。所以委员长一直坚持说,攘外必先安内。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地方部队的抗日热情背后的实际情况。在华北与日军直接对峙的是宋哲元的29军,所部编有四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人数约在十万左右。但是卢沟桥抗战一开始,宋哲元并不打算全力抵抗,而是主动后退,稳定阵线,要求中央派部队增援,并且给以财政上的补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公子也向委员长提出过近似的要求。所以委员长在这个事情上就很费踌躇,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一会儿说要与倭寇决一死战,一会儿又说要继续谈判。甚至到华北抗战已经全面开始了,他的庐山谈话也已经发表了,他还是希望能由国际上调停,达成妥协。

 

  淞沪战役前,张治中曾向委员长建议先发制人,委员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没有作出相应的部署。所以,淞沪战役虽然在国军的战史上也可以算是英勇悲壮了,但结果却并不好。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委员长并没有下定决心真的与倭寇全面开战。如果他是真的想与日寇全面开战,那么他肯定会集中兵力,选择好战场,速战速决,将在上海的日军一举歼灭。这是军事常识,委员长肯定懂,不会不懂。但他没有集中部队,而是根据日军增兵的情况不断向上海不断增兵。

 

  整个淞沪战役期间,国军先后投入的部队达到六七十万人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国军精华,但是却没能解决倭寇。而且,在这种态势下,委员长没有采用大兵团围歼的战法,而是分批次轮战,让各个部队都久战疲惫,破损不全,然后再换一拨上去。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袭国军后路,对国军形成夹击之势,委员长只好下令放弃上海战场,退到苏嘉国防工事线上再做抵抗。但是这些部队指挥系统紊乱,又都是久战疲惫之师,一撤退就成了大溃败,到了苏嘉国防工事,居然找不到钥匙进门,只好践踏而过,一口气跑到了南京一带。

 

  委员长不傻,打仗这么多年,基本的军事常识肯定是有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仗是打给国际友人看的。委员长的想法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错综复杂的地方,长期持续的战争肯定会损害各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只要坚持打下去,战争不结束,总有一天列强会出面干预,进行调停。所以,整个战役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不知道战役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知道这仗到底怎么个打法,反正就是死了一批换一批上去,再死了再换。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委员长不是不抗日,而是没有决心,总是摇摆不定,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坐失战机。而倭寇则一步一步前进,积少成多,终于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最终演变成了抗战初期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而抗战形势的发展则是,正是因为抗战,各地军阀虽然在内战中各为私利,但对日作战却都十分勇敢,最终也损失惨重。而蒋委员长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中央军则游而不击,保存实力,接收美援,坐等抗战结束后摘桃子,统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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