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整理旧文时，看到了2005年的这篇文章，不知是否在人民网发表的，还是在主人公网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后面附了网友“搬运工人”在 2005-12-22 日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转帖的一篇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 》。 这篇文章当时可能是针对他的文章而发的吧?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又是十年过去了，随着《毛泽东年谱》和其它文件的出版，今天我们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过去的东西，仍然可以被资产阶级所利用。2005年，“搬运工人”所用的就是逄先知同志1994年的一次谈话，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20多年后的今天反思文革更感到毛主席的伟大——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

　　作者: 子夜光　发表日期:   2005-12-24 11:09

　　在2005年的严寒中，中国人民又迎来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诞辰。毛主席的一生为人民做的好事，立的功劳，是千秋万代也说不完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历史愈久远，他的形象和思想就愈显得高大、正确。

　　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中的一件就是在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文革要解决的是打通层层障碍，开通从阶级社会通向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之路。继续不断探索我国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如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矛盾斗争的特点、力量的形成和对比，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等等，而这一切对于我们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问题能否正确解决，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能否最后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在这样的问题上，斗争必然是十分尖锐的，因此受到一切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的疯狂反对、诬蔑和抵制是必然的，被称之为“十年动乱”和“十年浩劫”，看来的确不是没有原因的。

　　敌人的反对虽然毫不足怪，但是为什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荒唐的结论会被全党接受，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总结的。1966年距今已经快40年了，文革结束的1976年至今也已经近30年了，在这几十年的日子里，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的确是大长了见识，因此对许多问题都与时俱进地有了自己新的体会和看法。

　　譬如对于“动乱”和“浩劫”的理解。自从经过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和1991年的苏东剧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文革，会觉得非常神奇。在1966年的六、七、八三个月，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被毛主席毫无保留的全部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却反倒更加巩固了;不管是派性还是武斗，即使闹了一年多，也绝没有人担心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安全，不须防暴警察，社会主义在全国人民的维护下，真是铜墙铁壁;而我们人民的银行仍然可以不要铁门，一般城市居民却照样可以夜不闭户。今天看来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再看1989年的“六四”，才闹了两个月，似乎不派军队镇 压，社会主义就立即要遭颠覆了，对比之下，恐怕这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被帝国主义直接插手操纵，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严重情况，才称得起叫“动乱”才更加确切吧!

　　什么是“浩劫”?原本欣欣向荣的，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精英们的所谓“改革”，世界上百分之80的矿难，居然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广大劳动者，变成了住不起房，看不起病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子弟还上不起学;国企即将被卖光，工人大批下岗失业;农民失去了集体靠山，成了弱势群体中的最底层，为了生活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打工一年连工资都要不到手;好容易咬紧牙关，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却连上大学都不能安心，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工资降到了几百元，远远补偿不了上学的花费;卫生环境条件不断恶化，艾滋病等传染病蔓延，呈上升趋势，……由此看来，如果文革动的是社会主义的病灶和皮毛，那么今天的“改革”伤的却是社会主义的筋骨和内脏。如果要说“浩劫”，那么“主流”“精英”搞的这一切对于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损伤，更像是一场真正的“浩劫”。

　　回想毛主席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过文革是一场“演习”，现在看来这是我们今天理解文革的一把钥匙。在文革前，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状是满意的，很多人不理解，对这么好的社会主义，对“革命者“为什么还要“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毛主席发动文革，只好运用他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就是说很多人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才跟着他的。他们的思想大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

　　一.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毛主席告诫我们，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都是从建设新中国的角度去理解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意气风发，的确把新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安居乐业，青年都有远大前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顶了半边天;工农业在建设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生活有保障，没有失业，即使在敌人的封锁下，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也还是齐心协力跟着党奋发图强，很快走出了困境。当时大家亲眼看到旧社会的满目疮痍，完全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和困难，根本没有人对此不满。应当说这是当时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也是我们思想的主流。

　　二.很多同志认为，即使1956年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中国是不会出修正主义的。总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成为次要矛盾，在思想上往往把阶级斗争与敌我矛盾划等号，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不看作仍然是阶级矛盾关系中量变的一种形式，因此就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在党内”，没有思想准备，一些干部想不通：自己革命一辈子，倒成了资产阶级?自己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何罪之有?

　　这是文革当时大部分干部和党团员积极分子的思想状况。今天来分析他们的思想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局限的方面。文革打乱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和平的生活，全盘否定十七年，是他们不能同意和想不通的，这有合理的一方面，因为这是事实。而看不到和不承认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则是他们思想的局限性，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占着主导地位，错误的路线不断得到毛主席的纠正，并没有机会充分展开，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在我们面前，不像目前有了20多年疯长的机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对于它的后果，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想，毛主席的文革如果放到今天来搞，绝不可能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占绝对少数的贪官，暴发户必然十分孤立。这就说明了，毛主席看到的问题，我们在20多年后才看到了，而且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把问题看清，还是因为毛主席在当年，通过文革的斗争方式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是：资产阶级钻到共产党内，在党内以左或右的面目出现，反对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达到夺回他们失去之天堂的目的。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存在决定意识，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健康、幸福、和平的，这样的生活是客观 “存在”的，这是主流。而修正主义危险在当时虽然已经很严重，但在毛主席领导下，毕竟还是支流和局部，这就决定了我们很多沉醉于幸福生活的同志当时那样的思想状况，是并不奇怪的。

　　人民网当时的右派网名“搬运工人”上贴的这篇逄先知同志在1994年的访谈，不知是不是真的。其中谈到所谓的“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时说“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反映了当时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毛主席的思想之间的距离。可是这却成为了右派攻击毛主席的一根救命的稻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时至今日，历史事实恰恰证明，是毛主席的思想紧跟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了，而我们大家的思想是落后于形势的。是我们的思想脱离了毛主席，脱离了形势，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际。毛主席不能不顾党的危险，迁就这样的思想，毛主席是领导我们通过文革去努力跟上形势，却得不到我们的理解。我们经过了20多年，终于跟了上来，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是您忠实的学生!我们世世代代一定会把您留下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的!

　　(作者注：本文最早写于2005年12月24日，2016年2月23日作了少量文字修改)

　　附：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

　　来源：人民网      发帖人：搬运工人    发布时间：2005-12-22 17:25:40

　　(本文为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访逄先知：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晚年失误的原因》一节原文)

　　逄先知，195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前后16年。1978年后，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1980年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室委会委员、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都有哪些原因?

　　逄先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十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作调查，因此，他才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但从50年代末期以后，这个优点在他身上渐渐减少了，甚至违反了这些东西。

　　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虽与他思想上的空想成分有关，但脱离实际是主要原因，如果他能到农村去了解到真实情况，是不会做出那样的决策的。当时他派我们下去，我们亲眼看到农村里，生产是大兵团作战：通宵达旦地干，生活是吃大锅饭，男女分开住，这怎么行、但这些实际情况毛泽东看不到，他只要一下去就被人群包围了。到天津视察时就被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这种情况下，他搞调查研究确实受到很大限制。

　　访问人：是不是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保卫制度不允许?

　　逄先知：制度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是他有没有决心。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作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作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脱离实际才怪。所以，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出现那么大的失误，脱离实际是主要的。

　　有人写这段历史，把他说成是空想主义者，我不赞成。搞人民公社，确实带有空想的成分。对这个问题也要作点分析。当年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办工业，办商业，搞工农商学兵于一体，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我们今天的农村乡镇也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搞，不光有农业，还搞工业、商业、第三产业，办学校等等。现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许多乡镇企业，就是由过去的社队企业转化而发展起来的。

　　但那时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搞的是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特别是在开始搞公社化那阵子，搞一大二公，的确吃了苦头。“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确实完全是空想的。

　　但从1958年冬，毛泽东即发现错误，并且费很大力气，去纠正错误。从1959年起，不断提出下放核算单位，先是下放到一个乡范围的生产大队，再下放到一个行政村、一个自然村范围的生产大队，最后是二三十户规模的生产队。广州会议时，他曾经批了一个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材料，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为此，他很不高兴。

　　另外，到他的晚年，年龄大了，很多人又都是顺着他讲，这也是脱离实际的一个原因。

　　访问人：陆定一同志讲，能不能坚持调查研究，确实也与年龄有关系，至少年纪大了，跑路也跑不动了。

　　逄先知：那时我们到南方去调查，天气很冷，有时住草棚子，这种条件，让毛泽东去他会吃不消，组织上也不会那样安排。因此。他在早年曾经用过的，很自然的找几个农民，像拉家常那样的形式，很难做到了。他了解情况，不是看报告，就是听汇报，而这些又有相当成分是看他的脸色行事，喜欢什么给什么，强调阶级斗争了，马上就来阶级斗争的材料，强调生产了，又报来关于生产的材料。长此以往，不出问题才怪。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前面我在讲他成功的第二条，是尊重各种意见，善于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这本是他的好作风，后来走向了反面，破坏了党内民主，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最后导致犯错误。

　　访问人：他的专断和民主作风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逄先知：按胡乔木同志讲，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开始。但这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过程，1958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访问人：有人认为，庐山会议彭老总那种提意见的方式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换一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后来的结果可能不一样，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逄先知：过去乔木同志也讲过，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如果是当面的心平气和他讲，不用堵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党内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有意见，持不同意见的材料也陆续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即使不是他出来讲，总会有人出来讲，当然不至于出现那样尖锐的形式，另外，国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及引起的一股反共思潮，对毛泽东走向“左”的方面影响很大：在那种环境下，他不能不想到我们党，不能不维护他提出的一套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因此，出现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那种结局也是必然的了。

　　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访问人：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可能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失误，从他的思维方式角度看，是不是也有什么原因呢?

　　逄先知：在回答你们的提问之前，我再补充一点，讲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又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者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而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

　　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你们看，以上讲的三个失误的原因，恰恰是他三个成功秘诀的反面。他的失误，正是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你们提的问题。毛泽东的晚年，在思想方法上有极端化的倾向，极端化也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他原来的辩证法讲得多么好，不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而且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得非常精当，非常纯熟。

　　例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顽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在一般的斗争策略上，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独创的。另外，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延安时期他曾肯定过孔子的“中庸”的概念。

　　访问人：这是他在1939年给张闻天等人的信中讲的，认为中庸的“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不是折衷主义。

　　逄先知：是这样。但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确实出现了极端化，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争是绝对的，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话。有人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就说是“阶级调和论”。这种倾向的产生，从深处说，有思想惯性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使他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

　　建国后，他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实行过由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牢固的，一遇风吹草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过分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把阶级斗争这个弦绷得很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1957年虽然讲了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到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失败了，党内出现分歧，他又回到阶级斗争的思路上。最后终于导致错误趋向压倒了正确趋向，晚年的悲剧就发生了。

　　1994年1月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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