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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森:文革悲剧与伟人悲情——乌有之乡评论文革文章浏览

周永森 · 2016-03-2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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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编者按】这位网友对近期我网刊发的一系列讨论文革的文章做了评析,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得出结论:“当我们以人的恻隐之心想起众多不幸在文革中被整死的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肯定文革的,更不可能歌颂文革。”他最重要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后,阶级就消失了,专政也成为历史。50年来,文革早已成为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绕不过的主题。他的观点对吗?欢迎广大网友来稿讨论、辩论。

  文革悲剧与伟人悲情

  ——乌有之乡近期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文章浏览

周永森

  近期乌有之乡发表一系列讨论文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体有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不顾及文革本身的过程和事件,从拥护文革的立场出发,抽象地肯定文革、歌颂文革。

  有一篇文章题为《深邃的历史洞见,恢弘的战略预演》,对文革做出了最高的评价:文革中形成的“三结合”政权形式,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变色的“大民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远比巴黎公社丰富得多的政权样板”。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呀!毛主席和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提出的历史难题,已经被文革解决了!只要坚持“三结合”的政权形式,就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了。

  深刻固然深刻,但实际情况怎样,不知道。这类文章都不涉及文革的具体过程和事件。例如,为什么要”“大联合”和“三结合”?“三结合”解决了什么问题?文章是不管的。

  本人亲历文革,也参加过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很少搞什么“一斗二批三改”,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打派仗、武斗,争权、争名、争地位,连毛主席不要搞武斗的话都不听了,全国社会秩序大乱,毛主席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选择了军管。军人主事,开始叫支左不支派,更加刺激了派性,后来不分左派右派,全都算是革命派了,这才“大联合”了,于是才有了利益分配似的“三结合”(军人、干部、群众组织头头三方面人员组成领导班子)。“大联合”就等于取消了乱哄哄的群众组织,当时社会的混乱才有了好转,也就算是“由乱到治”了。就是这个临时拼凑的后来证明是短命的“三结合”,现在被人捧为“恢弘的战略预演”,好像它比巴黎公社原则还深刻还深远。估计文章作者很年轻,没有经历过文革,想象不到1967年和1968年社会的混乱。

  毛主席的“三结合”,权宜之计,并没有形成制度,很明显的。例如本人1968年末下乡当农民的时候,公社干部中根本没有军人,也没有造反派头头(群众代表),大队领导更没有军人和群众了。这里没有“三结合”,难道就不能反修防修?1970年末,我被调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所在单位有很多军代表,大约1974年,军代表就全部撤走了,我参加了欢送的仪式,那时毛主席还健在。我想,在任何行业,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没有战争,军管都不可能是长期的。所以,“三结合”,只能是权宜之计。

  这类文章歌颂文革,但是不涉及文革的具体事件,不顾及文革的受害者,不回答刘少奇陶铸彭德怀张闻天冤不冤枉,不管有多少冤假错案,不管武斗如何残酷。反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他们只顾理论阐述,不顾文革本身的事实。这类文章的作者有莫邪吟、文青、喘凉气人、顾凌英、邙山红石等等。

  第二个类型,也是不顾及文革本身的过程和事件,但他们不是抽象议论,而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来证明文革的正确。

  例如,现在贪官很多,他们以此证明文革打倒一批干部是对的。其实文革打到的,绝大部分不是贪官,文革时候贪官极少。如吴晗邓拓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彭德怀贺龙这些文革中蒙冤而死的,都不是贪官。那些蒙冤被屈劫后余生后来被解放的众多老干部,也没听说谁是贪官。评价文革好坏,只能用文革中发生的事实来证明。就像评价唐代的优劣,只能用唐朝的事实。总不能用宋朝的事实来证明唐代的优劣吧?用现在的事情、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怎么能证明文革这段既往的历史呢?改革开放没搞好,就能证明文革搞得好?是不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就证明大清王朝国泰民安?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如此奇怪的逻辑,为什么还获点赞不少呢?不少人明知道文革的危害,但是一想到现在的让人生气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大、贪腐官员多、民营企业家普遍行贿、政府乱作为和不作为,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环境被破坏,教育不公平,医保不公平,工人下岗,农民工讨薪被打等等,就坚持说文革好,起码文革时期,没有这些问题。这里面多少有点赌气的成分,心情可以理解,道理上可就不是这回事了。

  这类文章作者有老蜗牛、李正等。李正文章主题是《纪念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副题就是《桌面外的谈话》,作者似乎已经感觉到这样的论证方法确实摆不到桌面上来。

  第三个类型,围绕文革的具体过程和事件,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来说明文革各方面的意义,来说明文革有意义的部分是毛主席功业,文革中的问题与毛主席无关。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文革时期,确实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他们也承认文革中确实有很多问题,他们承认打派仗、武斗、整死人等,但是,他们说这都与毛主席无关。写这类文章的主要是老田,还有张建英。老田把文革分为彭真的文革(1966年5月16日之前),刘邓的文革(1966年5月16日到8月5日)和毛泽东的文革(1966年8月5日毛发表大字报开始到1968年8月各省都成立革委会)。老田认为彭真文革是要保护吴晗邓拓,转移方向批判郭沫若和翦伯赞,要打乱仗。刘邓文革是保护走资派和资产阶级,镇压造反派。按照老田说法,中国文革从1965年11月拉开序幕,到1966年8月5日,计10个月里,都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毛主席只是暗暗观察,先是看着彭真犯错,5月16日发出《通知》,纠正了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然后就任凭刘邓镇压造反派,保护走资派,直到8月5日才写大字报纠正?

  其实毛主席1965年就策划批吴晗,当年11月姚文元奉毛主席命发表《评海瑞罢官》。1966年2月毛主席公开指示批邓拓,全国随即按照毛主席指示批判“三家村”。彭真二月提纲只是要保护吴晗邓拓而已。彭真是北京市一把手(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看到副手蒙冤,理当相助,袖手旁观才不正常。二月提纲主张学术问题不可以混淆于政治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彭真“得逞”,或可避免邓拓自杀、吴晗惨死。换一句话说:历史事实证明,邓拓吴晗冤枉,彭真无错。彭真此举,往低了说,仁慈,往高了说,仗义。我们无论持怎样的政治立场和观点,都应该有起码的是非之心。

  老田和张建英都介绍了文革中当权派、造反派、保守派之间的权斗。老田以外交部为例,似乎是说造反派倒霉,保守派也很委屈,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我想的却非常简单:造反派为什么造当权派的反?他们应不应该造当权派的反?是非曲直的判断,完全取决于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例如外交部的造反派为什么造陈毅元帅(还有姬鹏飞、乔冠华)的反?陈毅元帅以及姬鹏飞乔冠华是走资派吗?如果他们是走资派,造反派就有功;如果他们不是走资派,造反派则有过。这样的是非问题,读者会想,作者却没有交代。讲述外交部的文革,首先应交代陈毅元帅以及姬鹏飞乔冠华是不是走资派。

  老实说,我愿意看这第三类文章,尽管我不同意作者的一些观点,但他们提供了可供思索的材料,不像前两类文章那样空洞。这第三个类型的文章还引导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把自己摆进去,都来反思文革,反思自己。我厌烦第一和第二类文章,觉得那些文章不讲事实,只顾着自说自话。

  在我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看到乌有之乡转载发表于《炎黄春秋》的王蒙《反思文革,责无旁贷》,于是看到了第四个类型的文章。所以加进这么一段:

  第四个类型,用文学手法写关于文革的政论,把自己的政治观点隐藏在文学抒情之中。

  实际上是反对文革的,但是又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初衷是革命的,不忍直接否定。意识流式的写法,散文诗一样的语言,观点含而不露,以情感人。这就是王蒙的文章。王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即使受过冤枉,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不会伤到毛主席;王蒙又是一个讲自由平等博爱的文人,他怎么会赞成文革?开始,雨夹雪没有看懂王蒙的文章,以为王蒙赞成文革,著文表扬王蒙,发于乌有之乡,说王蒙文章说得好。还是顾凌英看得清楚,看出王蒙是贬损文革,也作文一篇《王蒙眼中的毛泽东》,批评王蒙,发于乌有之乡。随后,钱昌明也看懂了王蒙,在乌刊发表了《王蒙读不懂毛泽东!》。

  与王蒙文章相近的还有韩少功2013年所写,最近乌有之乡重发的《文革为何结束》,同样是文学形式的政论。此文也不易看懂:你说它肯定文革吧,它控诉文革中的苦难;你说他贬损文革吧,它强调对待“10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不应该“强加偏见”。

  写政论,讲究观点突出、立场鲜明,让人一下子就看明白;写文学作品,讲究含蓄,“文似看山不喜平”,让人一下子看不明白,必须反复揣摩。王蒙和韩少功都是搞文学的,大作家,看他们的政论文章,需要非常认真。

  浏览、欣赏别人的文章,也想发表我自己的看法。由于经历过文革,个人印象深刻的是三个教训,不吐不快。

  一是个人崇拜,颂圣文化,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毛主席伟大,我至今崇敬。像炎黄春秋顾问李锐那样曾受毛主席大恩,后受到委屈就抹黑毛主席的人,我是极其厌恶的。但是我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绝非一人之功。中国革命中,最起码有几百位杰出的政治家善于在危难中治国安邦,最起码有几千员杰出的战将可以在敌占区开疆扩土,至少有百万革命志士英勇地献出生命!这里面包括文革中蒙冤的刘少奇、陶铸、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等,也包括曾经冒死与蒋家王朝斗争的文革中被整死了的吴晗,也包括共产党人中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邓拓。我们对他们同样应该崇敬。而文革,抹杀这一切,突出毛主席一人(有时还加上林彪)。这是不公道的。

  二是依靠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实现社会变革,是靠不住的。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打派仗很积极,办正事就不行了。文革“一斗二批三改”,依靠群众组织什么都搞不好,也搞不了。文革大民主,说得好听,其实乱哄哄,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教训是,民主必须是法制(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民主与法治必须结合。毛主席面对打派仗的群众组织,自己也是懊恼的。群众组织,说的是忠于毛主席,可是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阳奉阴违,毛主席无可奈何才实行军管。大家不觉得毛主席文革期间衰老得非常快吗?他老人家70多岁时还横渡长江,游了30华里,1966年8月至11月连续多次在天安门上和广场接见红卫兵,真的是神采奕奕。仅仅10年多后就病逝,与心情不好应该有关。先失望于群众组织,再疑惑于林副统帅,后焦虑于接班人选,毛主席,悲剧人物呀!

  三是不讲人道。文革序幕就是文字狱,逼死邓拓,害死吴晗。侮辱人、打人、监禁人,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中国的专制传统,使中国政治界长期缺乏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社会意识,文革体现得极其突出。

  无论毛主席有无责任,责任大小,无论是谁的责任,上面三条都应该引为教训,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在中国重演。乌有之乡讨论文革的文章,也都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离开文革本身抽象地谈文革的意义,不都是空话吗?

  当我们以人的恻隐之心想起众多不幸在文革中被整死的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肯定文革的,更不可能歌颂文革。但是,当我们认真琢磨毛主席的初衷的时候,我们又不愿意对毛主席过多指责,因为毛主席发动文革确实是在寻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只是他老人家看重或看错了敌情,领偏了方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首要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之前没有搞准。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没有阶级以后,还有没有敌人?如果没有敌人了,该怎么治理社会?这是共产党人应该想的问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无暇思考这类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个全人类,包括地主资本家个人。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比以往任何观点都更加认为,不要地主资本家个人对剥削关系负责。一旦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剥削,地主资本家也从这种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地主资本家仍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这时候的阶级斗争可能仍然激烈。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压迫,它是“半国家”。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是1956年),阶级开始消亡,阶级压迫的对象消亡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也自然开始消亡。阶级和专政成为历史,革命大功告成,也成为历史。中共八大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其实已经近乎马克思预设的轨迹。毛主席一定已经摸到了这个轨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暴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可见端倪。坚持下去,毛主席很有可能找到阶级消灭后新型社会治理的方法。可惜,毛主席没有坚持。这对毛主席,可能是一念之差,对中国,可就是天翻地覆。

  中国人接受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很难,就是因为小生产的行为习惯和专制的政治传统。这些习惯和传统让我们很难接受和理解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这些理论和口号(现在看,阶级斗争消亡以后,社会管理手段主要是民主与法治,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对解放全人类,虽然会嘴上说说,其实根本不理解。毛主席也难免中国人思想的局限。我国解放后坚持划阶级成分直到改革开放,凡30年。我们不但要地主资本家个人对过去的剥削关系负责,还要让他们的子孙负责。这使得毛主席对地主资本家的复辟愿望看的过重。毛主席对干部中出现的脱离群众的问题也是看得过重,到文革前的几年,他就判断大批干部已经变修,已经成为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中央可能出现资产阶级司令部,地方三分之一政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所以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就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不是逐步消亡,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需要,而且要贯穿社会主义的始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所以必须批判、整倒他们,把被他们篡夺的权利夺回来。毛主席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就是压迫、独裁或者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出现那么多不讲平等,不要和平共处(最典型的就是武斗),不要仁义道德的现象。

  按照毛主席的想法,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全过程,有时还很激烈,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毛主席不但不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逐步消亡,还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永不停止,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逻辑。但是,毛主席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除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没有找到新型社会治理的其他方法。这就是毛主席的悲剧。

  毛主席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过度认识,首先来自于他的28年的武装斗争实践。毛主席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走来,他为此牺牲了六位亲人,他亲身感受过阶级敌人的残忍,难免把解放后的斗争习惯性地看得过于残酷。某个人,某一部分人,把阶级斗争看的过于严重和残酷,关系不大,可是,毛主席作为舵手,影响可就巨大了。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扩大化,很难避免。我们经常说,过去的失误是由于教条地僵化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其实不然,阶级斗争扩大化,证明我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过度认识,还有特定的客观原因。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动乱,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社会主义阵营瓦解,都加重了毛主席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判断。毛主席也很难突破这些认识的瓶颈。“莫为浮云遮望眼”,说来容易,其实很难,人很难挣脱历史的局限。关于这些问题,我本来想展开说,可是最近在共识网看到一篇文章,人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安鲁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所以我不再说了,再说难免要抄袭安鲁东了。建议乌有之乡网刊转发安鲁东的文章。兼容并蓄了各类观点,更便于读者冷静地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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