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的名字,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自从走进学校开始求学生涯的那一刻起,我们前后几代人就是伴随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度过学校生活每一天的。
说来也奇怪,古今中外,一个普通军队战士的名字如此声名远扬,如此传承不衰,如此深入人心,雷锋绝对是唯一的一个。
可能雷锋的所作所为,只要是人,只要你愿意亲历而为,持之以恒,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不需要耗费多少智慧,不需要施展多少才能,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就可以做到近乎全部,起码也能够做到些许。
然而,这位普通的人民军队士兵的出名,却是和一位伟人的题词有直接关系。这位伟人,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举世公认的真正的人民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满怀真情喊出“人民万岁”的国家最高人。人民对他的敬仰爱戴与他对人民的无私真爱与奉献都是有感而发,情动于中的。这里面,没有任何功利驱使下的政治的商业的炒作和相互利用,有的全是自我情感的真诚流露。惟其如此,他的号召一经问世,一个不朽的名字和一种普通伟大的精神品质便顷刻间深入人心,并很快成为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代名词或者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走进古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走进一代又一代国人的灵魂深处,并逐步落实在大家日常的言语与行动之中。
毛泽东一生为个人题词屈指可数,在为数罕见的针对个人的题词中,所题对象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知识精英,全是普通民众,而且全是尚留着青春热血的普通青年。被誉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雄刘胡兰,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普通战士雷锋。一个慷慨就义之年不足弱冠,一个为事业献身之年也只有二十二岁。
正是人民领袖深经过思熟虑后的挥毫题词,成就了这两个年轻人文明精神代言人的形象,塑造了一种人人只要愿为皆可成就此类伟大精神的时代风尚。从那以后,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革命人的浩浩荡伍里,相继就有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欧阳海、向秀丽、王杰、刘英俊、麦贤德、杜风瑞、刘文学......等无数平民英雄人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道最为集中壮观靓丽的精神文明风景线,它已经铸成了不朽的宝贵精神财富丰碑,永远矗立在神州大地,永远润泽古老丰厚的华夏大地,永远惠及绵延不息的华夏子孙,永远流芳千古,光耀万代。
六岁那年,我第一次走进大队学校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就是学生们的欢歌笑语,还有预备钟后各个班级里传来的盈盈入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正是这首歌曲一开始就走进我的心里,所以时隔几十年,依然记忆犹新: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革命当闯将。
歌声活跃了我们的学习生活,歌声为我们指明了做人的目标,歌声催化了一颗颗懵懂未开的幼稚心灵。
开始的时候,学校里没有扩音设备,学校中间的甬道两旁的山墙上,都办有一块块的黑板报。那上面既有关于雷锋模范事迹的报道文章,也有各个班级每天发生的好人好事的表扬稿。
虽然我那时识字太少,可同村大一点的学生和班里的老师每天都要在来往上学的路上和班上不知多少次把学校里学雷锋先进人物的事迹讲给我们。虽然许多文字不认识,但雷锋那张紧握钢枪,头戴火车头军帽的画像和毛主席所题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从老师那里知道了雷锋的许许多故事,也从老师那里知道了雷锋牺牲时只有二十二岁。在今天,二十二岁,是一个多么年轻鲜活的年龄,可在那时候我们幼小的心里又是多么的大。“雷锋叔叔”这个称谓一直到初中毕业时,所有的我的同龄人还在那样亲切自然地喊着。在我们的作文里和日常言语中,没有几个小孩直呼过“雷锋”这个名字的,后面都要自自然然加上“叔叔”一词。
进入小学二年级尤其是三年级后,随着识字量的增大,一般的画册和少儿书籍也基本能够阅读了。那本印有雷锋头像的《雷锋故事》书籍,自然就成了我有生以来除了语文课本之外整体阅读的第一本书籍。雷锋多年如一日地帮助孤寡老人、黑夜里冒雨送大嫂母子回家、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给灾区人民捐款、悄悄往家里困难战友家里寄钱、帮战友洗衣打饭打扫卫生、看病路上帮建筑工地拉砖......雷锋每时每刻,只要有空闲,他就一刻不停地做好事。他做的好事,只要你愿意,谁都能做到。实在太普通,太平凡了。可就是这普通平凡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机会提供给几乎所有的人们,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为此身体力行呢?
再后来,我们就读到了雷锋日记里那句十分有名的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学校、老师,每天都在各种场合讲雷锋的故事,都在号召全体学生从小事做起,力争使自己能够成为雷锋那样平凡而伟大的人。
环境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极大的影响与感染作用。正是学雷锋见行动的大气候影响,同学们大做争做好人好事的行为在学校里蔚然成风。教室的卫生经常有人悄悄打扫的,损坏的课桌等有人不声不响帮你修好的,丢失的钱物自觉上交给老师或学校的,上学路上主动帮助困难小同学或者过路人的,随时随地自觉帮助盲人走向所去目的地的。总之,那时候做好事被认为是最光荣的事,大家愿意做,争抢着做。做好事不留名,在那时也是一种风尚。许多好事知道有人做了,却不知道是谁。一旦做好事的人被人知道受到表扬了,他反觉得不好意思,满脸通红,像是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
文革中间,斗私批修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学校里也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有一个阶段,学校号召同学们开展自我批评,要求每一个人都掏心窝子反省自己以前做过的各种错事。这些事情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谁也不愿意说出来。老师就在班里反复讲,人家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还每天对照检查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并把这些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咱们和雷锋相比,究竟是做的好事比他多,还是做的错事比他多?他那样伟大的人,都一点不掩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咱们还有啥不好意思检讨自己犯下的错误呢?
老师的话,一下子解开了大家的心结,所有人心里猛然敞亮起来。在老师的启发他诱导下,所有的人都满含羞涩的开始检讨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开始的时候,按小组检讨,再后来每个小组推荐一两名同学在班里检讨。班里检讨会完毕后,各推荐两个人在学校大会上检讨。广泛地自我反省检讨活动,极大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开展,同学们争做好人好事的风气更加浓烈起来。后来学校有了扩音设备,开设了校园广播,每天都在下午放学前播放当天学校里发生的好人好事。
有一天,校园广播里播出了这样一件事:四年级一位学生,去年偷了班里一个同学刚买的钢笔,窝在家里一直不敢用。自己心里一想起来就很自责很内疚,觉得对不起那位同学,可是又没有勇气把钢笔还给同学。这段日子通过开展自我反省与检讨活动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今天上午,终于把去年偷同学的钢笔还给了同学。学校对这位同学知错改错的精神特提出表扬,希望全体同学向他学习,勇敢地把以前所犯下的错误说出来,纠正过来。
那天的广播产生了很大反响,第二天就有几位从前偷了同学物品的人自觉把所偷物品还给了同学。学校的黑板报上,每天都大幅大幅报道着学校里学雷锋做好事的各种事迹,校园广播里每天都在播送各个班级里发生的好人好事。正面的风气一旦形成,歪风邪气便随之销声匿迹。所谓邪不压正,在特定的环境里绝对是真理。
做好事在我们那时候已经成了一种自觉行动。如果平日里谁遇到了或者谁有意无意间错过了做好事的机会,谁事后想起来就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和长久难以抹去的极大遗憾。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第三节是体育课。操场在学校东边,靠近一条南北向的土大路。快下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一会儿。就这这时,土大路北面走过来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盲人,他肩挎一个布褡裢,右手捏一根细竹竿,颤颤巍巍地用竹竿捣着前面的路,趋步前行。不知谁一声吆喝,大家都立即停止了所做的活动,仰脸看着走路很艰难的盲人,止不住自言自语地说:他这是上哪儿啊?咋不跟个人,跌倒了咋办?于是我们一起走向前去,老远都关切地询问:大爷,你上哪儿去呀?听有人问,盲人紧张的脸上立刻舒展开来,未及回答我们的问话,就亟不可待地反问我们:这里是啥地方啊?我们赶紧说出了他问的地名,他这才接着说:我要去某某村,那儿离这儿也不远了吧?我们紧跟着问他:那你知道去的路吧?盲人叹了一口气,说:知道个啥呀,还不是得边走边问人才能摸到!同学们相互对望了一下,看得出大家都有心送他,又不得不担心跟不上下一节上课。我那时是班干部,没等大家说话,就回头对同学们说:你们回班里跟老师说一下,我帮他走到那个直路口就拐回来。说完急忙走向前去,对盲人说道:大爷,我送你一段吧。到了那个直路口,你直接往前走,要不了一会儿就到了。
于是我从地上拿起盲人落地的竹竿尖端,引着他往前走去。一直帮他走到要去村庄的直路口,他走上了直行即可到达目的地的土路,才折回来。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老师已经讲了十几分钟课了。我喊了一声报告,老师对我点了点头,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我迟到的原因,含笑说道:赶紧坐下吧。
那天下午,学校的校园广播里便播出了这件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急忙走进广播室,小声请求那位播报的同学,千万别在播报了。
七十年代,农村学校里很少有木制课桌凳。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学校的号召下,都从家里搜集废旧纸张,按照学校的号召自制纸浆桌子。纸浆桌子做起来很简单,全用泥巴由地面垒起一两尺高的桌体,桌面上再用废纸泡成的液体纸浆细心磨平,稍微晾干以后,就成了可供我们学习的课桌。纸浆桌子看上去灰白光滑,实在别具风情。新修好的课桌晾干后平整无缝,但彻底干燥以后,上面便炸开裂纹,很影响书写。于是修理桌凳便成了男同学的专利。平日里,大家只要发现谁的课桌裂缝了,不等请求帮忙,就争抢着帮助修理。尤其是女同学,干这些活儿很吃力,男同学就毫不犹豫全部承包了。学校泡的纸浆储存在一个地方,谁需要谁就可以直接取用。几乎每个人的课桌都要经过三五次的反复修刷,才能最终平整固化下来。班里每个男同学都不知多少次参与过帮助同学修正课桌的劳动。由于这些事情学校里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在做,以致学校的校园广播干脆就不再点名到姓谁帮助同学修课桌的事情,每每一句概括的话就一言以蔽之地报道了。
五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教学质量抓得很紧,学校里就经常就开展各科竞赛,老师和同学们一度格外紧张。那时候我们学校里做了三面流动红旗,分别是“纪律、卫生、学习”。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二十岁左右,能歌善舞的。她是一个争胜心很强的人,在班里每次讲话都一再告诫我们:谁也不能给咱们班里抹黑,都要力争为班级增添荣誉,力争每个星期都有流动红旗挂在咱们班门口。
老师的话就是命令,所有同学都无条件响应。卫生工作我们一点都不放松,教室内外一天到晚都反复打扫,实实在在做到了不见一片纸屑,不起一粒灰尘。那面卫生流动红旗几乎成了我们班的专利品。在学校督查小组每天的例行卫生检查中,我们班都无可争议地夺得第一。纪律更是我们的强项,不管早晚自习,还是课外活动,班主任都要求我们除了歌声和读书声之外不能发出任何声响,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不许做任何违反校规校纪的事情。那面纪律流动红旗也很少从我们班里被人夺走过。至于学习,那是要凭成绩说话的,在学校组织的任何有关学习和文娱活动中,我们班里所有同学都十二分的卖力,大家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屡屡斩获那面最具含金量的学习流动红旗。有两个星期,学校的三面流动红旗全部挂在我们班门口上方。随着旗面的随风摆动,老师和同学们一个个喜上眉梢,惹得其他班同学不知是嫉妒还是羡慕,老是眼馋谗看着我们班门口的几面红旗,嘴里不知发出一些什么也听不清楚的声响。
抓住一切机会做好事,是我们班里的同学的常态。大家不仅在本班做,还把好事做到学校里的任何地方以至学校之外。回村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军烈属扫地抬水啦,帮助队里掌鞭揽牛草啦,帮助队里护青人看护庄稼啦等等,几乎每星期都有人到学校里反映,这都给学校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学校组织的各种会议上,我们班的发言人都要精心组织稿件,反复试读稿件,每次在学校召开的各种类型会议上,我们班派出的发言人都能赢得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五年级那一年的学习生活,留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亚于一二年级时候。遇到一个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好老师,确实能极大提高学生做事的能量,收到极好的管理效果。
升入初中后,学校里的风气一如既往,尽管那时文化课学习不似今天这般严格规范,但也在相对宽松的状态下照常进行。学多少文化知识是一回事,学习做人,学会做人,对谁都是毕生最大的事情。习惯性地做好事,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落实在我们每时每刻的行动上。
初中时,我们的课桌换成木制课桌了,修理课桌一事在我们这里基本不存在了,可教室的门窗却多有损坏的时候。这绝不是同学们有意为之,完全是门窗木质太差,年久失修所致。常常是教室前后门掉了门板了,或者门框折了,窗户上的纵横木条断了,那时候学校很缺这种原料,同学们就自觉从家里拿来所需材料和工具,一阵乒乒叭叭的紧急修理,等到老师发现后,破损的门窗已经修理完好。这些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没有人为此夸功,更没有人为此推诿,完全变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平常行为。
初中毕业那年正好是一九七六年,那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三位共和国开国的最主要领导人在这一年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我们那一届初中生,在那样的氛围中成了最后一届被推荐上高中的学生。
那年暑假期间,我被通知去大队开座谈会。到大队部一看,去的全是我们班当年被推荐有资格上高中的几个学生。前来考核我们的是公社高中一位年轻男老师,他姓王,他后来成了我们高中时期的第一任数学教师。王老师给人的感觉文质彬彬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他首先讲明了来意,然后让我们重点汇报各自回村后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的作为与感受。
他反复询问我们谁先说,几个同学都不好意思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主动首先发言的。看着这样尴尬的局面,我便决定自己首先发言了。我把自己回村后和平时节假日在村里时候的所作所为和感受一股脑儿讲了出来。因为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之事,一点也不需要编造,我的发言受到王老师的好评。
那时候的人,不管做什么都讲求实际,谁也不愿编造谎话,谁也不会编造谎话,这都是那个特殊年代正面朴实的社会风气熏染的结果。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做事,是一种极其平常的时代风尚。凡做好事,谁都不讨价还价,谁都为过分强调个人得失感到耻辱。因此,那时的学生,尽管在文化课学习上受到过一定程度的耽搁,但在做人做事上,绝对比现在的人坦诚实在大气得多。
学雷锋,使得我愉快地度过了小学初中的学习岁月。那岁月留给了我永远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成为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一笔财富,将被我永久珍藏。
201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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