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质疑央视“上海孤儿”寻亲的有关描述
顾凌英
偶然在央视13频道看到了一起董倩主播的《面对面》节目。她的采访对象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帮助“孤儿”“寻亲”的吕大姐——吕顺芳。她与倪萍好像一样，也是帮着“孩儿”寻亲的。但是很特别的是，他是专门帮助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被上海周围地区父母抛弃到上海福利院的“上海孤儿”寻找她们的父母的。在这之前亲身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我，还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困难时期还有这样的事。
在采访中吕顺芳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吕顺芳说她是为了寻找她的在困难时期被母亲丢弃在上海一个单位门口的妹妹。当时她说在他们江苏农村，有的人吃树皮、观音粉。她说我们吃青草，吃了会得青紫病。妈妈为了让妹妹过好日子，就把她丢到上海，她说她们都愿意妈妈把他们丢到上海，因为上海能吃饱。到上海妈妈给妹妹买了一个烧饼，她很高兴地吃起来，妈妈就走了。这样他们家就把妹妹丢了。她为了找妹妹，才搞了一个“寻亲会”已经帮着数十名那时的“孤儿”找到了家。
我在网上查“上海孤儿”，查到了有这么一件事。当时上海福利院有3000孤儿是康克清请示周总理，请内蒙的乌兰夫支援一些牛奶。乌兰夫建议干脆把这些孤儿送到内蒙同胞家里，由他们来抚养。这样在困难时期，上海的3000孤儿就到了内蒙的牧民家，成了牧民的后代。这件事是否属实，我也不可能查清，也许是真的吧，倒也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的实际。
1959年我正下放在北京山区的一个人民公社劳动。3、4月份下去时，生产队还有食堂。主食在食堂吃，副食农民各家自己准备。大约是六七月份吧按上级的指示食堂就解散了，我就在老乡家吃饭了。最近看到《毛泽东年谱》有的地方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直到1961年还在吃食堂，这些地方如果饿死了人，当地领导是不是应当负主要责任呢?!1959年饿死人完全是因为浮夸风，收了过头粮，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从1960年至1962年是我国的经济困难时期。我认为1959年不能算困难，因为1958年是丰收年，虽然没有收好，但那时我国正在庆祝十年大庆，1960年，年初回到北京，百货大楼商品还是琳琅满目的。可是过了不久，北京的困难就显现出来了。星期日到北京最繁华的东安市场、百货大楼，所有的货架全空了。我当时想给我的一件棉袄换一个面子，布店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比较高档的缝衣店里还有一种大红色的凡立丁，我记得是14元一米，我就只好用它做了一件棉袄。
整个东安市场的所有饭店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饭店买玉米糊糊，一人一小碗，队排了好几圈。这就是当时北京的实际情况。单位的食堂吃饭凭粮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副食奇缺，肉没有，蔬菜也很少，饭量大的同志营养就不够了，有的同志就得了浮肿病。当时只要看了病，医院就可以开一些证明，就可以到副食店多买一些糖、黄豆、猪肝等营养品。生孩子的女同志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营养品和牛奶等的特殊照顾。在这期间单位曾要求党团员自报粮食定量，我原本是28斤定量。自己计算了一下，一天8两，24斤就够了。我就报了24斤，但是给我的定量是26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工厂还是坚持生产，三班倒。好在工人的夜餐很好，每天都是蛋炒饭，油也很多，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到1961年，市场上也有了高价点心(三元一斤)，高价糖(五元一斤)。单位食堂曾经买到过一批鲫鱼，做成酥鱼，每人一条，改善生活，还买到过牛奶，吃早饭时可以吃到。春节时每人可以分到几斤牛肉、一条鱼。这些是我印象比较深的。那时的供应除了粮食，记得是每人每月二两油、一斤白糖、二两水果糖块，布票是多少忘了。但是1959年就已经有了人造棉，是分配给有上学的学生的家庭的。
到1962年我们学校用自己生产的机器，从内蒙古换回了一些羊头、羊肚分给各家。饭馆里也有了肉和菜，虽然主食是要粮票的。后来单位还给各家分了一次鸡蛋。困难时期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度过了。
我1959年在山区劳动时正好是3——4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有腌好的各种咸菜。我们吃菜就困难了，只有一种咸得发苦的萝卜条，只需一根就可以喝完一大碗玉米茬子粥。我正好分管我们下放干部小队的伙食，当时给我们的伙食标准，每人每月2元菜金。我就边给玉米除草，边向老乡了解，哪些野菜是可以吃的?地里有野韭菜、野蒜、“猪毛羽”，还有“巧舌头”是有毒的，要在水里泡很长时间才能吃。在劳动中间休息时，我们就把当时地里长得比较多的野菜品种采集起来，中午改善伙食。所以当我听到吕顺芳讲她妈妈和她们在困难时期吃“青草”，就觉得她可能恰恰没有吃过地里的野菜。因为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乡下，中国几千年农耕的历史，中国的农民对地里的植物的知识已经很丰富了。无论是中草药，还是野菜，老乡吃的时候都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像羊吃“青草”那样地——吃下去。都是了解这些植物的名称、性质和特点的，有些草是不能吃的。而且在江南既然地里能长草，当然也就可以长菜，粮食少，瓜菜代，这是南方至少可以做到的。
再回忆我在北京1960年身处的条件，困难时期市场上是根本没有不要粮票的粮食可买的。如果能买到烧饼，那就说明根本没有什么困难了。这就说明了吕顺芳作为当时的一个孩子，根本不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的实际情况了。她讲的情况，十有八九是凭她自己的想象编出来的。而董倩作为记者，她也是年轻人，她是受骗了!就是说吕顺芳讲的三年困难时期她们家吃青草、吃观音粉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在解放后的江苏存在的。1956年当时孩子多的家庭妇女就已经可以通过结扎绝育了，避孕的办法也比较普及了。如不想要孩子，完全可以不生。生了孩子，在困难时期，就推给国家，这样自私的人，我估计就是在农村，当时也不会很多，根本不值得同情。3000孩子，很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蒙古的孩子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大公无私的内蒙的爸爸妈妈。在江南的这样自私的、丢弃自己的父母就不必去想他们了!
老田在他的文章中说，在毛泽东时代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我说尤其在困难时期更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孩子出生，国家会分配很多物资给各个家庭，有产妇的营养、有婴儿的牛奶、鸡蛋和口粮、油、糖、猪肝等等。解放后家庭的孩子越多，家庭分配得到的份额也越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旧社会最大的不同。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口为什么增加这么快，不会没有原因吧?分配公平，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的成本很低是根本原因。想要抹黑那个时代的人，当然认为利用困难时期的题材是最好的机会，可实际上这是很难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是最突出的表现在困难时期，就像长征的故事一样。三年困难度过了，人民得到了锻炼，原子弹也上天了!
编故事的人，按照旧社会的常理来编社会主义的故事，当然不可能真实，只能像是讲天方夜谭，当然也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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