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四篇《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四篇 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

奚兆永

　　陈铁健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大肆造谣传谣，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都崇拜一个名叫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

　　一、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

　　说到涅恰耶夫，由于其参加历史活动的时间很短，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大，知道的人似乎也不多。知道一点的人看法也不同，有人把他说成是圣徒，有人则认为他是个魔鬼。近年有人出书对他进行介绍，但由于受到时代和视野的局限，看来也未能做到客观和真实。由于此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而且曾因故意杀人罪从俄国逃到欧洲去找巴枯宁，并且想混进第一国际进行招摇撞骗，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和书信中也曾多次提到此人，不过对他的评价则完全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多读一些马恩著作，通过马恩的书信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我们也就不难了解涅恰耶夫其人其事了。

　　谢尔盖.格纳迪耶维奇.涅恰耶夫于1847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奴的家庭，曾在别人帮助下受过初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在学生年代曾参加反对沙俄专制政府的学生运动，并且在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1869年春，他为自己捏造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彼得保罗监狱的国事犯，一个是全俄惩治委员会的代表，来到了日内瓦。他找到了老一辈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巴枯宁对这个“年轻的野人”、“小老虎”很器重，一下子就轻信了他的谎言，认为那个全俄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接受了该委员会对他的命令，同时，把他看作是摧毁旧俄国的新一代的代表，和他一起出版具有强烈革命思想的著作，并将其寄往俄国国内。由于他还盗用第一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致使马克思不得不发表声明，揭露“涅恰耶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和代表”;并且指出“他声称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涅恰耶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0页)

　　涅恰耶夫的真相，是由俄国的一个非常正直的青年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后来是《资本论》俄译本的两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丹尼尔逊)的洛帕廷告诉马克思的。洛帕廷经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保尔.拉法格的介绍于1970年7月2日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邀请他第二天再来。他在马克思家从上午10点一直呆到晚上12点。洛帕廷告诉马克思：“涅恰耶夫的全部历史(23年)都是无耻的伪造。涅恰耶夫从来没有蹲过一个俄国监狱，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杀害他等等。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涅恰耶夫(巴枯宁在俄国的少数代理人之一)属于一个秘密团体。另一个青年人X.( 伊.伊万诺夫。——《马恩全集》编者注)，他很有钱，曾通过涅恰耶夫资助过这个团体。一天，X.向涅恰耶夫声明，他今后一个戈比也不出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涅恰耶夫先生为此(也许是因为报不出账来)向他的秘密团体的同党提议杀害X.，因为他有朝一日会改变信仰而成为叛徒。他果真杀害了这个青年。可见政府完全是把涅恰耶夫当作普通杀人犯予以追究的。洛帕廷在日内瓦首先要求涅恰耶夫亲自(对他的谎言)加以说明，后者辩解说，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可以给事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于是洛帕廷把事情经过告诉巴枯宁，巴枯宁对洛帕廷说，他这个‘好老头’完全相信他的话。接着巴枯宁要求洛帕廷当着涅恰耶夫的面把这一切重复一遍。洛帕廷便立刻和巴枯宁一同去涅恰耶夫那里，在那里把这幕戏重演了一遍。涅恰耶夫默不作声。当洛帕廷在日内瓦的时候，涅恰耶夫表现得非常安分守己一言不发。但是，洛帕廷一去巴黎，他马上又开始装腔作势了。之后不久，洛帕廷收到巴枯宁的一封关于这件事的辱骂信。他用更加厉害的辱骂回敬了他。结果，巴枯宁写了一封信——‘父亲，我犯了罪’(《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在这儿洛帕廷手里)，不过，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轻信的老头儿’。”(《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7页)

　　显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涅恰耶夫的为人和活动都极为愤慨。当涅恰耶夫在奥地利一家日报上发表文章时，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曾评论说，“维也纳的报纸‘漫游者’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耶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布康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同上，第409页)

　　在这方面，涅恰耶夫比之他的老师巴枯宁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知道，由于第一国际为了广泛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吸收了一些工人阶级中的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像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也都参加了第一国际。应该说，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第一个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出版了它的俄译本(第一版)。他还答应将《资本论》译成俄文，并且接受了出版者预付的稿酬三百卢布，但是，他言而无信，《资本论》长期拖延不译;而涅恰耶夫也劝巴枯宁不要翻译《资本论》，而将将精力集中于他们的密谋活动，并且创建了他们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妄图用恐怖手段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却拒绝退还已经拿到手的那笔预支的稿费，甚至还写恐吓信，用所谓“置于死地”威胁与出版人联系的中间人柳巴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付巴枯宁等的背叛和无赖行为，马克思和煾格斯向第一国际1873年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并且作出决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由于涅恰耶夫在出国前杀害了农学院大学生伊.伊万诺夫，俄国政府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法院也对此案进行了审判。由于此案涉及到秘密团体的许多人，结果有八十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苦役，而涅恰耶夫却由于逃到外国而长期逍遥法外。他流徙于瑞士和伦敦、巴黎之间进行活动，一直到1872年秋天，才因奸细出卖，在苏黎世被警方逮捕。沙俄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将其引渡给俄罗斯，遭到巴枯宁等人的反对，他们还为此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为他辩护。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没有成功，涅恰耶夫还是被引渡回到了俄国，并且被判二十年年苦役。涅恰耶夫最后于1882年死于狱中。

　　涅恰耶夫作为故意杀人的主犯，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故意杀人，这和革命根本无关，完全不值得人们同情。但是，有人却把他说成是“圣徒”加以吹捧，当然也有人把他言行严加痛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态度也很鲜明。马克思曾经把洛帕廷与他谈涅恰耶夫的内容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接信后马上回信说：“洛帕廷讲的种种俄国事情十分有趣，而且知道这些东西特别有用处。非常叫人高兴的是，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通的流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0页)前面已提到，恩格斯曾称他是“无耻之徒”。至于马克思，则干脆把他称作“坏蛋涅恰耶夫”(同上，第498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涅恰耶夫的评价是如此之差，可以说对他已经到了深恶痛绝极其厌恶的程度，难道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会对涅恰耶夫表现出“崇拜”之情吗?!

　　二、驳所谓“列宁和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

　　陈文说，“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

　　陈文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根据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无耻谰言而已。

　　我们知道，列宁逝世以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曾经广泛地搜集列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笔记，编辑出版《列宁全集》，先后达五个版次之多。但是，即使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1-55卷人名索引》(已译为中文出版)里也没有出现过涅恰耶夫的名字。《列宁全集》的中文版也出了两个版次：中文第一版是50年代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出版的;而中文第二版是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并且增收了《列宁文集》里的一部分文献编辑、翻译出版的。因此卷数比俄文第五版的55卷有所增加，有60卷。此外，中文第二版还根据《列宁文集》俄文版，编辑并翻译了《列宁全集补遗》。经查，在中文版第55卷的人名索引里出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不过那也不是列宁的论述，而是列宁读过的一本书上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叫尤.米.斯切克洛夫，书名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列宁大概是1909年10月和1911年4月之间读这本书的。该书在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时有一处提到了涅恰耶夫的名字。话是这么说的：“马克思对待蒲鲁东和拉萨尔(后者曾是他的学生)等欧洲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以及赫尔岑、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等俄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活动是如此严格，但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好感。”(《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正文第二版，第576页)列宁在这里既没有写什么批注，也没有作任何记号。显然，这里列宁所真正关注的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而作者提到其他人，也不过是为了作反面对比的需要，是为了更加突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已，并没有给予什么注意，只是提了一下名字，更不用说列宁对他们有什么“崇拜”了。

　　这一点，从列宁在该书接下来讲的一段话的旁边做了记号可以得到说明：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要表示赞赏是极有分寸的，而且也不轻易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却承认我们这位作者是精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显然这个很高的评语出于严格的马克思之口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总有某些重要的理由的。”列宁在这些话的旁边划了两竖(“||”)(同上)表示值得注意。

　　该书作者作这样的对比，显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同态度提出质疑，而是强调它是有“重要的理由的”，而列宁做的“||”记号显然也是表示同意和重视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这里当然也根本谈不上对涅恰耶夫有什么“崇拜”，相反，列宁是赞成作者关于马克思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采取十分严厉的态度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出很高的评价的。大家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过一部革命小说，叫《怎么办》，列宁为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倾向也写过一部理论著作，也用了同样的名字，说明列宁不但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而且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是，列宁对于俄国某些革命家热衷于搞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政治人物也和马克思一样是持批判的看法的。

　　我们知道，由于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在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都很强烈。但是，在他们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托尔斯泰、拉甫罗夫、特卡乔夫、洛帕廷、涅恰耶夫、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的在俄国，有的流亡于欧洲英、法、德、瑞士等国，开展革命活动。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讲到当时的情况，他写道，“25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 的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18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页)俄国的一些些政治人物虽然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抱有好感，表示欢迎，但是在要他们真正接受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情结，也就是民粹主义的思想。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25年来“不断与俄国人进行斗争”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许多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可以不经过所谓“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屈辱而直接从俄国的村社进入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很清楚，村社土地的公有制并不是俄国所特有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过，而赫尔岑也不是在俄国而是从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毫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村社的。当然马克思也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西方爆发世界革命的条件下，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些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却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那种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分割开来的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里，不妨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马克思对洛帕廷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他曾向恩格斯这样介绍洛帕廷，说他“还很年轻，被监禁了两年，之后在高加索一个要塞被监禁了八个月，并从那里越狱逃跑了。他是一个穷贵族的儿子，在圣彼得堡大学以教书为生。现在靠俄文翻译工作维持生活，很穷。”还说他“头脑清醒，有批判力，性格开朗，坚毅，像一个俄国农民一样知足。弱点就是波兰问题。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5-506页)三个月后，洛帕廷再次来到伦敦，马克思又向恩格斯介绍说，“他是至今我遇到的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页)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友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马克思全家也很喜欢他，长期关心他的命运。后来，他也成了恩格斯的朋友。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曾拜访过恩格斯，这次谈话的内容，洛帕廷在其给民意党国外代表奥沙尼娜的信里曾经有所介绍，10年后，经拉甫罗夫提出和恩格斯同意，这个讲话内容公开发表，后来作为附录载于《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9-544页。应该说，洛帕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信任，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有关俄国的情况，包括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情况。当然，他也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等的影响，拉甫罗夫不喜欢洛帕廷和马克思过于接近并把俄国的秘密情况都告诉马克思。作为《资本论》俄文版的两译者之一，他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章到第五章，也就是说，他翻译了该书的三分之二。这一点，马克思也很清楚，说他翻译了主要部分。从1870年开始，他就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要改变他的民族偏见，消除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营救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于1872年又从伦敦回到俄罗斯，在离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的地方很近的伊尔库茨克被捕，后来又于1873年越狱逃跑到国外。直到1884年才又回到俄国，成为民意党管理委员会的首脑。显然他仍然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革命家。1887年他再次被捕，被判终身苦役，并于1918年逝世。

　　俄国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了变化。这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更年轻一代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年12月，出身于一个贵族小地主的家庭。母亲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侄女，由于受到伯父思想和品德的影响自然也追求进步，而母亲的教育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也很大。他的小学和中学一年级是在家里由母亲教的。后来进了军事学校和炮兵学校。这期间，他知道了上流社会的腐败，决心改学自然科学。1874年，他考进圣彼得堡的矿业学院。这时，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本(它是《资本论》在世界上的第一个译本，马克思一再说它是一个优秀的译本)已经在1872年圣彼得堡出版，而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史的教授费森科还给工人讲授《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费森科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攻读《资本论》，他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他因为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而于1876年12月被学院开除。1877年1月初，他流亡国外，在欧洲侨居了半年多。他在巴黎拜访了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拉甫罗夫丰富的藏书曾使他震撼，于是发奋阅读了许多西方的学术著作，当然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等写的著作。回国后，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1879年4月2日，亚.索洛维耶夫谋杀沙皇失败，更导致了沙皇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普列汉诺夫本人也遭到通缉，1880年1月，他再次流亡国外。应该说，民粹派革命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反面给予他很大的教育，而俄国著名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及其误解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更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它第一次强烈地动摇了我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尽管我曾反对过他的观点。”(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版，第35页)1881年底，他决心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还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写序并回答他们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翻译《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新俄文版写的序言，使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人们往往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转变定在1883年，因为这年是他领导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立之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总是先有思想的转变或世界观的转变，而后才有他所创立的代表一种新思想、新世界观团体的创立，这两者不应该是同时的，而是应该有先后的。对于这个问题，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自己的说法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自己是有明确的说法的，他说，“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俄文版，第22页;转引自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7页)他还具体地说到了思想转变的标志：“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语。”(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三联1980版，第75页)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是在1881年底到1882年初。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对于在俄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批判，并且和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等一道为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而奋斗。在很短时间里，他们就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继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查苏利奇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普列汉诺夫更写出了一批与民粹主义斗争的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作品。对于普列汉诺夫等的工作，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里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事实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进一步传播，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俄国的被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普列汉诺夫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他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国际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和俄国反对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但是，他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1914年时，列宁曾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在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以后，主张‘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1905年底到1906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8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08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4-295页)以后，他在1914年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上，他成了护国主义者;而在1917年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也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持反对的立场。应该说，他在很长时期都犯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也应该承认，他在基本理论上，坚持的仍然是正确的东西。列宁说，“他在策略上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71页)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讨论，这就是理论与策略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基本理论上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策略上却一再奉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不是很矛盾么?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其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曾经有所涉及。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670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一方面强调了基本理论的重要，说它是制定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而策略只不过是把基本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已。就是说，基本理论是根本的，而策略只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是从属的。但是，正确的策略的制定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为此就必须了解本国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早就与俄国的革命家有联系，但是他们总是强调俄国情况特殊，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甚至作为“秘密”不让马恩知道。为了了解俄国的情况，马克思甚至在1869年底(当时他已经51岁了)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还下决心开始学习俄语，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居然“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他不仅读了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还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7-178页)从他187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看，他也确实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本经济学著作(即《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后来恩格斯也用与马克思同样的方法学习了俄语。但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容易，毕竟要深入到这个国家去才行，一些事情外国人在外国是很难完全弄清楚的。就是本国人，如果长期侨居国外，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也是不行的。普列汉诺夫一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1920年，斯大林在论述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时曾说：

　　“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之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革命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价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该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136页)

　　事实说明，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不行，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也不行。普列汉诺夫后来之所以被列宁所取代乃是革命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就是对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这一代人的教育与培养。不管怎么说，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称作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8页注)他还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称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2页)

　　从以上所述可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普列汉诺夫的教育与培养而成就了列宁这一代人的。但是，陈文却说什么“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这显然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谎言。如果陈研究员不是它的制造者，那也必定是它的传播者。造谣当然可耻，传谣也是很可悲的。

　　其实，涅恰耶夫根本就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向马克思揭露涅恰耶夫丑恶嘴脸的洛帕廷才真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作家，同时又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批评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对他很佩服，称他是“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称他的著作《穆勒经济学概述》是“杰出的”，说他在书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作了出色的说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大思想家怎么会培养出像涅恰耶夫这样不学无术而品行又很恶劣的“无耻之徒”和“坏蛋”来呢?洛帕廷在1870年造访马克思时也曾向马克思谈到了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从洛帕廷那里了解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64年被判在西伯利亚矿井服苦役八年，因此还有两年才满期。初级法院曾相当公正地宣布，根本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东西，所谓图谋不轨的秘密信件显系伪造(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参政部遵照谕旨，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力撤销了法院的宣判，并把这个狡猾的人物放逐西伯利亚，如判决所云，此人‘如此狡猾’，他能使‘自己的著作保持一种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形式又在其中喷射毒液’。这就是俄国的司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绝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是个只要目的高尚而不择手段的人，他非常谨慎、也非常睿智，就连沙皇专制体制下的法院也抓不到他任何把柄!沙皇政权的高层说他“如此狡猾”实际上正是他的高明和智慧之处。马克思对洛帕廷非常欣赏，并且很愿意帮助他，除了前面说过的以外，他还告诉恩格斯:“洛帕廷原来是个自然科学家，他研究过自然科学。但也搞过商业活动，要是在这方面替他找到点什么事，那就很幸运了。我将同波克罕和保尔谈谈这件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7-508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欣赏和爱护洛帕廷，当然是因为洛帕廷本人的知识素养和人品性格，但是也不能排除有“爱屋及乌”的情结，——因为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因此也连带着喜欢他的弟子了;或者反过来说，他之所以那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因为“爱子重先生”所致，——因为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生洛帕廷是如此优秀，因而就更加敬重他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了。当然，还应该看到，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无辜地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服苦役，马克思对俄国的司法非常气愤，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特别充满敬意地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显然还包含有同情和声援的成分。与洛帕廷不同，从涅恰耶夫的经历来看，他生于1847年，因家庭穷困，读的只是是初级师范，学历不高，根本也不可能去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而且他知识有限，品行恶劣，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普通的流氓”，他也根本不配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就更谈不上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之间的所谓“渊源纽带”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列宁了。列宁出生于1870年，父亲是一位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母亲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女性。列宁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涅恰耶夫离世时，列宁才12岁，他也不可能受到涅恰耶夫的思想影响。当然，他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是一个民意党人。亚.伊.乌里扬诺夫于1887年3月13日因和另外四个民意党人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捕。5月20日，亚.伊.乌里扬诺夫和其他四个谋刺者在狱中被杀害。5月22日，当列宁在得知他哥哥已被杀害的消息后说：“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列宁年谱》第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36页)“这条路”也就是民粹主义者走的通过密谋暗杀手段推翻沙皇的道路。17岁的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并且下决心要走另外的道路了，难道他还会重蹈覆辙民意党人搞恐怖的老路吗?也是在这一年，列宁考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但由于积极参加12月4日学生反对政府禁止“车夫、仆役、厨师、洗衣工人、小商贩”等几类家庭的子女进入完全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决定，他激于义愤冲在最前列，加上他哥哥谋刺沙皇这件事的牵连，因而于12月19日被喀山大学开除。这以后，他在喀山参加了费多塞耶夫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了不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等的作品，并且阅读《同时代人》、《俄罗斯言论》、《祖国纪事》等杂志。列宁也不忘继续自学大学的法学课程，准备返回大学。1890年9月1日，列宁第一次去彼得堡，联系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经过多门功课的国家考试，列宁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1891年11月，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决定发给列宁甲等毕业证书，1892年1月，列宁领到了该项毕业证书。这以后列宁开始在萨马拉地区从事律师职业，他由助理而律师，曾多次为贫苦劳动人民辩护，为他们争取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移居萨马拉后，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敬服了。他对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1893年秋，列宁由萨马拉前往彼得堡。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说，当时她还不认识列宁，但“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这说明，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从批判民粹主义开始的。这以后，他发表了《论所谓市场问题》、《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论著。1895年，他把彼得堡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1898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打下了基础。事实雄辩地证明，列宁之走向布尔什维主义根本就谈不上经过涅恰耶夫这样一个中介，而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批判民粹主义的结果;而涅恰耶夫这个无德无才的民粹主义者也根本不可能是列宁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渊源纽带”。

　　这里不妨再说一说另一个与涅恰耶夫同时代的人弗兰茨.梅林对他的评价。梅林生于1846年，比涅恰耶夫长1岁，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所写著作深得恩格斯的好评。他在《马克思传》里曾经这样说到涅恰耶夫：“他参加过当时俄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这不是由于他的浅薄的学识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于他旺盛的精力和对沙皇专制的无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情关系到他事业的利益的时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也极力克制自己。但是，他的不惜采取任何行动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许的行动方式，只要他认为这可以使他达到革命的目的。”(《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5页)从梅林的这一叙述可知，涅恰耶夫的知识和智力都很平庸，他之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出于本能。这一点，与布朗基似乎倒有些相像。他曾经利用过巴枯宁，后来巴枯宁也与他分道扬镳。陈文还把涅恰耶夫的无耻行径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头上，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究竟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污蔑呢?沙皇专制下的初级法院尚且不相信强加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罪名和所谓的罪证，只有沙俄最高统治者因为害怕真理才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有很高的评价，难道陈文的这种强加会改变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有的的看法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的那个《革命者教义问答》再做一些分析。《问答》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涅恰耶夫还是巴枯宁?梅林说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陈文说它是涅恰耶夫所作，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所说，涅恰耶夫虽然与这个《问答》有关，但却并不是它的作者;其作者应该还是巴枯宁。由于涅恰耶夫杀人案1871年7月曾在俄罗斯进行过公开审判，许多事实早已不是秘密，马恩的文章也大量引用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可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里说，“涅恰耶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也从来不否认他是这本《问答》的作者。而且这个小册子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471页)应该说，《问答》的作者是巴枯宁，而不是涅恰耶夫，是很清楚的。陈研究员如果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不会把作者弄错了。可惜的是，他是从虞友谦写的《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一书里转引来的说法。明明有权威的可靠的《马恩全集》可以引用，却偏要要转弯抹角地从一些并不具备权威性的书里去转引，而且一再如此，至少可以说明这些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是多么的生疏和可怜!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人们当然可以想象，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去认真猜测它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同上，第472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问答》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只出了它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的品行发展到了顶点。显然，这一切都和马克思主义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是背道而驰的。从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冒充第一国际的行为方式和涅恰耶夫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嗤之以鼻的评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更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17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的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而已。”(同上)巴枯宁炮制这个小册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把两百多年前耶稣会天主教的教义改换成“神圣革命事业”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问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仍然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他们的文章里。这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高度的自信：既然自己掌握着真理，自然也就不怕把所有的真相全部揭露出来。同时也应该看到，《问答》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比如第一条说，“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我们就不能说它不对;如果革命者没有献身精神，那还能叫革命者吗?还敢于去与强大的敌人斗争吗?还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吗?

　　至于说列宁和斯大林如何崇拜涅恰耶夫，那更是无稽之谈。列宁和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无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总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著，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批判态度，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巴枯宁、特卡乔夫以及涅恰耶夫所持的坚决而严厉的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对巴枯宁和涅恰耶夫搞的那一套都是采取很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的。我们知道，早在1903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里，就有一个是专门针对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即“关于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说：

　　“代表大会坚决拒绝把恐怖手段即个别政治暗杀方式作为政治斗争的方法，这种手段在目前是极其不恰当的，它使优秀力量放弃刻不容缓和迫切需要的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破坏革命者和居民中革命阶级的群众的联系，并且使革命者本身和一般居民都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任务和方法产生极端错误的想法。”(《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页)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派(多数票)和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分裂。有些人因为布尔什维克派是左派，是强硬派，而孟什维克是右派，是温和派，于是就把恐怖暗杀手段与布尔什维克派联系了起来。这样联系是毫无道理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是反对个人恐怖或暗杀手段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恐怖。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就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说，“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就此而论，革命的恐怖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

　　但是，绝不能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民粹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了。这一点，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彼.特卡乔夫写给恩格斯的公开信里表现得很突出，他说：“您到底为什么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神秘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惩罚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这里，即在欧洲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对此，恩格斯回答说，“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政权，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同上)恩格斯还针对特卡乔夫把涅恰耶夫称为“青年的表率”而对他们利用第一国际名义进行欺骗活动进行了揭露。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恐怖手段作为唯一的革命手段，但是也绝不一般地或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恐怖。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起来参加革命，它才能真正成功。道理很简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仅仅靠个别人或少数人搞密谋和暗杀活动，即使把个别统治着杀死了，统治阶级中很快就会有别人来代替他，而对革命者的镇压必定会随之加强，这种依靠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所谓“革命”当然不能成功。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以长期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748页)列宁这话是1907年说的，这和他在1903年为“二大”写的决议草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区别，而在俄国，所谓其他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区别的基础其实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而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英雄史观基础上的。列宁的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他是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群众史观，而对于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英雄史观是坚决反对的。显而易见，列宁是坚决批判涅恰耶夫的错误思想而绝不是继承了他的思想。

　　至于陈文说斯大林“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更是无稽之谈，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也根本不近情理。按照陈文所说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规定如下教条”只有八行字，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小册子的全部内容in extenso[全文]引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里的内容也不过几页纸，要掌握它的内容还需要整天随身携带吗?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记忆力非常之强，据苏联最杰出的飞机设计师之一的雅可福列夫在《生平回忆》一书中说，一次斯大林曾要雅可福列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去讨论工作，讨论得很晚，最后斯大林请大家到自己家里吃晚饭;斯大林家里的藏书非常丰富，连饭厅的墙壁都放满了书橱。雅可福列夫回忆说，“斯大林的言论无论何时都是充满着文学引证的。他的记忆力真是罕有的——他从个别著作中摘引长段引证时，差不多一个字也遗漏不下。”(雅可福列夫：《生平回忆》，大连大众书店1949年版，第82页)雅可福列夫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而且还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文人，但是在斯大林向他问起某本书的内容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记住这些内容。为此他感到很惭愧。可见斯大林对所读之书是多么熟悉和记忆力是多么之强;涅恰耶夫那区区几页或不过只有八行内容的《问答》自然就更难不倒斯大林了，何用随身带着?况且，在白色恐怖下把这类小册子整天放在身边也很不安全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根本不会去崇拜涅恰耶夫的那些错误教条;斯大林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崇拜列宁，当然跟列宁的思想走，而绝不会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的思想走。在这方面，他在其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里曾经这样批评民粹主义的主张和手段，他说：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社开始来准备谋刺沙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们获得丝毫益处。刺杀，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即亚历山大第三，又代之以而起。在亚历山大第三治下，工农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

　　“民粹派所采取的这种用谋刺个别人物、用个人恐怖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手段，是于革命有害的错误手段。个人恐怖政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把所谓积极‘英雄’与消极‘群氓’对立的荒谬民粹主义理论，以为‘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据这一荒谬理论所说，只有个别卓越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氓、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所鄙薄称呼的‘群氓’，则不能作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绝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群众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最大革命家之一哈尔士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专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其谋刺压迫者阶级个别代表人物的这种于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实行与压迫者阶级斗争的视线。他们阻碍了工农革命自动性与积极性的发展。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独立政党的事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22-23页)

　　斯大林的观点与上述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恰恰与民粹派的观点是正好相反的。事实就是这样。陈文又怎么能凭空说斯大林崇拜《革命者教义问答》呢?又怎么可以凭空说斯大林对它入魔了呢?

　　三、驳陈唐对苏共合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

　　陈文说，“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反帝国主义)民主(反封建主义)革命运动，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苏俄革命)相互结合，以推行世界革命。这些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先进国家苏联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直达苏式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真义，远说要把‘苏维埃’插遍，近说要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跨出苏联国界，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便成为其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苏共中央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始终把维护苏联党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他们拿出大量金钱和武器扶植其代理人，只不过是为了掌控和礼遇这些代理人，以换取苏俄更大的国家利益。”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其实并不是列宁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提出的思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里回答“第19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说：“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以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当然，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世界性革命”里，世界还只是指西方世界。这在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里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同时有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页)马克思的这封信写于1877年11月，但马克思一直没有寄出公开发表，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俄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关系太重大了，所以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同时，马克思还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页)后来，普列汉诺夫翻译《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通过查苏利奇请拉甫罗夫给马克思写信，请他们写新版序言并且回答有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如果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就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当时的形势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就是在《宣言》俄译本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过去，“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同上)过了一个多月，即1882年3月8日，马克思在回答查苏利奇写给马克思的信件时，他又说，“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的专门研究，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9页)在这里，关键是要“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还有就是俄国革命成为西方革命的信号同时两种革命能够互相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非常慎重。他在收到信后曾三次写回信，但都未发而成了草稿(即初稿、二稿和三稿)，最后写回信已经是第四稿了。而且我们看到，他的草稿一次比一次慎重。如前所说，这是一个事关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问题，而马克思总是感到，他对俄国的了解是不够的。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当然不能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了。所幸的是，恩格斯继承了他的的未竟事业，不仅以极大的精力整理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不仅为亡友的其他著作重新出版撰写了好些导言或序言，而且还承担起了领导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继续关心并指导着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885年他写给查苏利奇的信，表达了恩格斯对俄罗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信赖，他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局面将会发生重要变化。这以后，他一直关心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到1894年1月，当他为重新出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写跋时，曾经总结俄国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变迁;他在引述《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那段话后，又说了这样的话：“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于解体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建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的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实际上，恩格斯根据新的事实证明，俄国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在土地村社公有制的基础上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恩格斯还是认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的农村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同上，第450-451) 列宁继承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关系的思想。由于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进行了新的研究，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结论。不过他也认为，俄国革命需要西方革命的支持。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后，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都相继发生了革命，实现了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的相互支持。当然，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还处于分裂的状态，力量分散，不能一致对外，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都没有最后获得成功。俄国革命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要想取得革命的最后的胜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那当然也还需要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时，还发现，在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作用是大为加强了。这样，西方帝国主义就成了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而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向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出了“西方切莫忘记了东方”的指示。他认为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他说，“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还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这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直接继承和重大发展。说列宁的思想直接继承了马恩的思想，因为马恩都曾认为，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在俄罗斯发生革命并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和西方无产阶级给予俄罗斯以援助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列宁显然继承了马恩的这一思想。说它是列宁的重大发展，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是一个俄罗斯的村社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有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如何从前资本主义的状态下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范围显然是大大地扩大了。这里关键的关键，是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得到了加强，可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这些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以巨大的帮助。这和民粹主义所说的无条件的“跨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列宁的世界革命路线的指引和推动下，不仅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一改过去第二国际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都先后发生了革命;而东方一大批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的斗争。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在苏联境内，除少数国家如爱沙尼亚北部的爱斯兰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发展，文盲已经基本消灭，处于比较发达阶段外，东方的许多民族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很快就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比如西藏还处于农奴社会阶段，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云南的独龙族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族也还是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是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也很快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都证明，列宁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先进民族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那种不顾条件变化，认为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观念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陈文说，“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成为其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这纯粹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列宁提出“西方切莫要忘记了东方”，他之所以如此关注东方，不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也在东方，世界的东方有着最广袤的土地，居住着最众多的人口，东方还曾是古代几大文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在近代东方却大大地落后了;东方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国家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东方国家的人民在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更受着多重的压迫和剥削。作为具有解放全人类思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当然会对东方国家非常同情和关注;列宁在其著作里曾经多次提到土耳其、伊朗、印度和中国，把这些说成是出于利己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考虑，实际上是怼列宁的污蔑。至于说中国是列宁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那也并不符合事实。不错，中国共产党成立得比较早，但是，印度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得更早。这也不奇怪，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中国更早也更发达，产业工人也出现得更早，那里的共产党1920年就成立了，罗易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之一;而印度尼西亚也长期是荷兰的殖民地，因为东印度公司长期在那里经营石油和矿业，产业工人也出现得较早，而受宗主国荷兰的影响，那里也很早就成立了社会党，后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社会党于1920年改成了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马林就是荷兰人，他在来中国之前就曾长期在印尼从事革命工作。显然，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尼，他们都说不上是苏俄的近邻，但是，共产党的成立都比中国早，怎么能说中国因为是近邻所以是首选呢?

　　实际上，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世界革命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拿这些成果和第二国际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为什么陈研究员竟然看不到这些进步和成绩呢?

　　在陈研究员看来，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他们之所以主张世界革命，都是为了苏联自己本身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实际上，世界革命的思想是马恩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已经提出来的思想，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们革命的对象，他们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提出世界革命来的呢?后来虽然苏俄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共产国际是在苏俄取得革命胜利后成立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和否定像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断定他们是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呢?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所突出、所强调的，恰恰不是各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利益，而是各个民族共同的利益。《宣言》说，“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如果一个政党所代表的只是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它就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党，而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党和国际主义者的党;只有当它代表了所有民族的共同的利益，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利益时，它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党和国际主义的党。事实也正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苏俄曾遇到极大的困难，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已疲惫不堪，而且粮食缺乏、燃料缺乏，交通遭到破坏，加之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国外则有若干外国的武装干涉，到1921年春甚至还出现了喀朗斯塔得要塞的武装叛乱，如果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是不会去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的，但是，它支持了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还对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建党和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热请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任何民族利己主义者所做不到的，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领导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却做到了。在上世纪20年代初，苏联还为培养东方国家的革命干部办起了一座东方大学，后来又为中国大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办起了黄埔军官学校，而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又在莫斯科办起了中山大学。1936年7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法西斯独裁者弗朗哥发动内乱，企图推翻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政府。苏联曾为合法政府的军队提供了武器装备，而共产国际则组织了数以万计的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反独裁统治的斗争。当时许多欧洲、北美和墨西哥的许多志愿者都参加了这一斗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来中国之前就曾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而英国前首相希斯年轻时也曾利用暑假到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他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此事时还兴奋不已。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援也是不应该忘记的。苏俄是最早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为了中国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还有少共国际曾多次派遣代表来华，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帮助实现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从中国参加共产国际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当然不大，但在当时那确实是雪中送炭，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试想，那些抛弃了家庭没有了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如果没有经费的支持又如何开开展革命活动呢?当然，在十年内战期间，毛泽东注意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有了经济来源，还很好地发动了群众，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闹革命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苏联为支援中国抗战派来了作战飞机参加了武汉和兰州的对日本飞机的空战。另据《党史信息报》披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的巨额支持，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全部收入的6.2倍。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曾撰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和斯大林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这还不够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在二战中，苏联在相当时期是单独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战斗，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实现了大转折，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德国侵略军赶回到了它的老家，并且解放了中欧和东南欧一大片国家;三个月后，红军又挥师东向，与蒙古的人民革命军一道，消灭了日本的陆军主力——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和朝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能够不惜巨大的民族牺牲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吗?陈文居然看不到这些事实，完全不顾历史，把苏联和共产国际所作的一切说成只是为了苏联自身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把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说成是这些国家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火中取栗”，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苏联和斯大林，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呢?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两大阵营。斗争当然仍在继续。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帝国主义眼看南韩李承晚集团不堪一击，于是拼凑了一些仆从国家组织成所谓“联合国军”在元山和仁川登陆，直接参加作战，并且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虽然正处在建国初期，但是为了卫国保家，同时也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苏联也不顾二战造成的战争创伤，经济还在恢复的过程之中，积极给中国和朝鲜以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有一本论述抗美援朝历史的书里曾讲到这样一件事，读来颇为令人感动，特摘录如下：1951年5月22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告以苏联生产的米格-9飞机已经装备了中国6个航空师，而米格-15由于生产不足，装备了4个航空师，现在可以用米格-15取代米格-9了，准备给中国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是无偿的，只需付由苏联运往中国的运费即可。过了四天，即5月26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告以原来以为米格-9即可对付英美的喷气式飞机，实际上不行，这是他们俄国人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会影响到中国的空防，所以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消除，把全部米格-9都无偿地改换为米格-15，而原来说只要中国支付运费即可的话也不提了。(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71页)如果心中只有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陈文还污蔑苏联和共产国际，说什么“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这样说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列宁早在1912年7月11日就从孙中山发表于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的一篇文章里认识了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际上此时孙中山已经辞去此职)，知道他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在那篇文章里，孙中山说，“因为英国和美国有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工业，要在那里实现社会革命确是难事。我们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既得利益是紧抱不放的，要打破这种利益是困难的。在中国既无资本家，也没有既得利益，因而进行这种革命就比较容易。”(《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页)这是典型的在俄国颇为流行的民粹主义的观点，因此列宁说，“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兴趣。列宁当时显然还不知道，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正是从他们俄国人那里学来的。原来，早在19世纪末，孙中山曾去英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且在那里被捕过，后来又在那里进行考察，结识了一些俄国民粹派的革命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当然，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一样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孙中山在这篇文章里还强调了一点，他说，“有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加以特别注意。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 tous lestires)。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进步要求这样做。”(《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6页)列宁对此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一个“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他评论说，“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他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还比较了孙中山这个“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和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不同，他说，“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与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等等了。”而孙中山则不同，“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弱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绝不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2页)早在1912年列宁就如此肯定和赞扬孙中山，怎么能够说苏俄和共产国际最青睐的是吴佩孚和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呢?实际上这时的吴佩孚和陈炯明们显然还不为世人所知，更不可能进入列宁的视野，何言“最青睐”他们两人呢?更不用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还没有成立，无产阶级还没有处于执政的地位，说列宁欣赏孙中山，其“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这说得通吗?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演说是1912年4月1日在南京讲的，因孙一度想参加社会党国际，曾让人将此演说翻译为法文刊登于7月11日的比利时社会党报纸《人民报》(le people)上，当时列宁在欧洲，见报后将其由法文译为俄文，同时自己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评论文章，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于7月15日的《涅瓦明星报》上。列宁如此热心地向俄国的革命者和人民介绍孙中山的文章，如此热情地评价孙中山的思想和纲领，显然是发自内心的赞赏，而绝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陈研究员说的那番话倒是使人感到，他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太主观武断了。当然，后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确也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去做过吴佩孚、陈炯明的工作，那也是先中共而后才是吴佩孚和陈炯明，又何来“最青睐”他们二人之说?

　　看来，陈文是把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关系混为一谈了。我们知道，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是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先锋队，因此他们都是主张“以党治国”论的。显然，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关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党与党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国与国的关系是第二位的，而领袖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前两种关系以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列宁要继续进行世界革命，首先考虑的是建立共产国际，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作为第一步，就是要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建立共产党，无论是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这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最大的帮助。陈独秀说，中国的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中国的革命如果从秦末的陈胜、吴广算起一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前后两千年时间一直连绵不断，但是却一直没有真正成功。其原因就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领导，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来作指导，只是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功。没有外国人的帮助行么?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的时期，由于共产党还刚刚成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只是掌握着南方部分地区的政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全国的政权，而苏俄要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当时要找北洋军阀政府的实力人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们知道，吴佩孚曾经是一个前清秀才，后来投入淮军，做过曹锟手下的管带和旅长，曾随军入川，镇压蔡锷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又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带兵南下讨伐，吴佩孚任第三师代师长和前敌总指挥，由于段祺瑞乘着前方胜利的形势安插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引起吴的极大不满，遂发出罢战主和之通电。此主张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包括毛泽东也积极参加了“驱张运动”。五四时期，吴佩孚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都使他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在上世纪20年代初，吴佩孚在奉军配合下经过直皖战争，大败皖军;又经过直奉战争，把奉军赶到关外，结果，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政府最重要的人物。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提出“四不”：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不贪财。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后当然会注意到吴佩孚，还通过李大钊、白坚武(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时的同窗)到洛阳去见过吴佩孚。李大钊曾游说吴佩孚发了一个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对于吴佩孚，马林(亨德力克斯.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4月来中国时，也从苏联伊尔库茨克局对吴佩孚进行了一些了解。伊局的一些俄国人认为，可以与之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不过这种看法并不代表苏联整个官方，也不代表共产国际。而马林的看法显然与之有所不同。他说，“中国现在最有力的军人自然要算洛阳军阀了。洛阳军阀的力量并不是他的思想比别的军阀高明一点;吴佩孚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民所以受苦的原因他更是不知道。但是无论哪个留心国事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实际上能指挥北京政府，保曹威权的存在全靠吴佩孚的拥护。他不是一个政客，亦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没有什么主义的，然而他有他的方法宰制中国的势力。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知道组织的重要。”(同上，第158页)应该说，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那是一个抬举他的说法，其实吴佩孚是一个很懂得权术、善于随机应变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至于陈炯明，他也是一个前清秀才，他和吴佩孚一道被称为“南北两秀才”和“儒帅”或“儒将”。陈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后又参加过淡水起义，对光复惠州曾做出过贡献。他1918年到1920年曾在福建漳州实行新政，开办“新闽学书局”，发售《新青年》杂志，并且创办《闽星》半周刊，宣传“民治主义”，甚至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后来接受孙中山的邀约，出任广东省省长和粤军司令。本来孙陈两人是朋友，孙中山对陈炯明也是称赞有加，说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由于陈的政声不错，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曾于1920年秋去造访过陈炯明，以便“就近仔细观察”他。(《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不过，他与孙中山政见并不一致：他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而孙中山则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由于政见不一，孙中山曾长期犹豫不决;后来孙中山知道他反对北伐是要靠拢吴佩孚，因此解除了他的全部职务。陈对此极为不满，其部下于1922年6月16日举行兵变，炮击总统府和越秀楼，把孙中山赶出了广东，并且解散了南方政府，公开支持吴佩孚。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吴佩孚在1923年2月7日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对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要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大开杀戒，枪杀工人数十人，伤及工人数百人，并且处决了工人领袖林祥谦并且杀害了大律师施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

　　一个搞“6.16兵变”，一个制造“2.7惨案”，彻底暴露了陈炯明和吴佩孚作为反动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

　　对于吴佩孚和陈炯明两人的本质，苏联和共产国际当然不会一无所知。维经斯基也好，马林也好，都曾在来中国之前在美国和荷属东印度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而且具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之所以要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吴佩孚和陈炯明就近进行仔细的了解，这本身就说明他们采取的是存疑的态度，而绝不如陈文所说是什么“最青睐”的轻信态度。在这方面，作为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的使节的马林，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期上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陈炯明道：“从前是孙中山的好友而现在变为他的叛徒的，从前是‘民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变为专制武人和英国资本家走卒之陈炯明，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和他这一年的态度，把它的脸孔丢尽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至于吴佩孚，他的廉洁曾经蒙蔽了一些人，但是他的表里不一和出尔反尔，终于使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号称“儒帅”，虽然很重视名节，声称不进租界，不去国外，但晚年竟在业已沦陷的北平充当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亦可见其虚伪之至。应该说，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马林和维经斯基对他不可能毫无觉察，而对他采取“最青睐”的轻信态度，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想与苏联及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的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都是非常慎重的。那时，他们主动帮助中共建党，而对于稍后想争取参加共产国际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虽然也保持接触，但是对于加入国际的问题却十分慎重，没有轻易答应。对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都心知肚明，他们都很清楚，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把共产党当作正宗来看待的，而没有把国民党和社会党看作是正宗，以致他们在内心深处表现了强烈的不满。这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陈文说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最青睐”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苏联是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是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三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共产国际的成立无不衷心拥护，对于共产国际积极推行的世界革命的路线更是拍手称快。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来说，他们却如丧考妣，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一幕幕活剧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实际上，包括西方世界一些顶级的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官和政要，如凯恩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等，他们都曾到苏联去访问过，对于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连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叫嚣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也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巨大变化而对斯大林表现出谦恭的态度。陈研究员似乎对这些都全然不知，或者只是佯作不知，而企图全盘抹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世界革命和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种鸵鸟作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更不应该忘记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看到世界列强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欺侮中国的人民，他们提出要发奋图强，要向西方学习，但是经过许多次的努力，包括像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也都没有真正成功。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徒有民国之名而并无民国之实。最先觉悟的是孙中山，包括国民党的左派廖仲恺等人，他们看到十月革命比中国晚六年，而成就远在中国之上。孙中山把列宁尊为“革命的圣人”，下决心要“以俄为师”。当然，他不懂得俄国革命胜利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过他也看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奠定理论基础的工作，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具体的样板。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没有苏联十月革命，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实际上也是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唐研究员的《全传》也毫不落后于陈文，针对人们对陈独秀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批评，他在《全传》的《代序》里“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道：

　　“所谓‘反苏’就是反斯大林，也是反共产国际所衍生出来的。原则上来说，‘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都没有错。斯大林有那么多错误，甚至杀人如麻，不应该反对吗?他对别国革命的瞎指挥，不应该反对吗?”

　　我们说，“从原则上来说”，提出“反苏”、“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这样的口号本身就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极为反动的。这里没有提到“反列宁”，其实，用唐研究员的话说，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斯大林也好，都是和列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的，都是列宁主义的“衍生物”。既反上述三者，就必定要反列宁，反列宁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全传》里早就把列宁主义作为他攻击的目标。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曾说陈独秀“误入列宁主义”一语就是《全传》第四章(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二节的一个标题。显然，“误入”二字已经包含着了对列宁主义的根本否定;正像国民党在为变节者设计“反共启事”时所常用的语言所说的，“本人因择友不慎，误入歧途”一样，信仰列宁主义也被说成是“误入歧途”，就跟入了“邪教”一般。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大的污蔑，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污蔑。

　　列宁、斯大林和他们领导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之所以不能反对，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提出要反对列宁、反对斯大林、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只要看一看历史，就会知道，什么人反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呢?是帝国主义者，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是沙皇，是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分子，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难道唐研究员真的愿意与这些人为伍，真的愿意和他们一道大骂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吗?

　　至于说“斯大林杀人如麻”，他杀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么?他杀的是人民的敌人。而对于人民，斯大林其实充满着爱。列宁在1919年派斯大林调运粮食，他一方面考虑到城市对于粮食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给他们留下了他们之所需，并没有全部调走。还有一件小事同样也可以说明问题：十月革命后，他的一位老战友阿尔乔姆(是一位中央委员，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21年6月在莫斯科郊区牺牲，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对其家属的安置问题，由于阿尔乔姆的妻子身体不好，而她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是要好的朋友，斯大林主动提出，领养了战友的儿子。当时，小阿尔乔姆才5个月大，阿尔乔姆的妻子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斯大林家抚养。小阿尔乔姆成了斯大林的养子，他和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同吃同住，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斯大林家的房子很小，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只好住在餐厅的角落，而小阿尔乔姆和瓦西里则同住一间房子。他还回忆了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的感情，说他们俩关系很好，有时在孩子们面前也拥抱亲吻;并且指出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所说的阿利卢耶娃是因为斯大林语言粗鲁而自杀并不正确，因为她当时并不在家，而那时她只有7岁，是在四个月后才知道她母亲去世的。阿尔乔姆的母亲说，阿利卢耶娃是因为头痛病太厉害而无法挣脱为自杀的。由于阿利卢耶娃去世时阿尔乔姆才11岁，他母亲对他所说的话可能还有顾忌和不便，看来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不过阿尔乔姆参加了葬礼，亲眼看到斯大林失声痛哭的情景，他不相信维斯特兰娜的说法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阿尔乔姆离开了斯大林家，但是斯大林对他仍然十分关心，他曾经背着阿尔乔姆给学校校长打过电话，希望学校能对他严格要求。后来他参了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并且成长为一位将军。但他从未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养子，他沉默了几十年，几乎是一辈子;但是在2004年接受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的采访，记者以《领袖的养子》为题的文章刊登于2004年8月3日该报，而2004年8月18日《参考消息》曾予译载，题目改为《重感情的斯大林》。对斯大林妻子的自杀，莫洛托夫另有一说，认为是因为阿利卢耶娃吃醋，不过他坚决否认斯大林有外遇;只是因为193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政治局的成员在伏罗希洛夫家聚餐，斯大林大概多喝了一点酒，当着大家的面捏了一个面包团并将其扔给了叶戈洛夫元帅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是一位茨冈(吉卜赛人)，在这方面比较敏感，当时有些心理变态，她感到受不了，于是就和莫洛托夫的妻子一道离开了宴席，两人在克里姆林宫散步，谈话中对斯大林的行为十分不满，以致后来发生了用手枪自杀的事情。莫洛托夫也说，“我从未见过斯大林哭泣，可是，在阿利卢耶娃灵柩旁我见他流泪了。”他还听到斯大林自责说，“我是个坏丈夫，我没有时间带她去看电影。”(见《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3页)看来，莫洛托夫的说法要更可信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独秀的文章里还一再提到斯大林的独裁，陈唐的论著显然也很赞同这一说法。实际上，斯大林平易近人，和同事相处也很友善。和斯大林共事40年的莫洛托夫曾经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跟他讲过一件事：一次，斯大林请他去，问到他父母的情况，可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神父，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来往。斯大林说，“忘记父母不好，不过您可是好长时间没有偿还欠账了!”他走近保险柜去取一叠邮局汇款收据。原来斯大林按时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汇款，而老人还以为是儿子汇的呢。“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华西列夫斯基说。莫洛托夫讲了这件事，他感叹地说，“斯大林的这些事情可真够细心的。”(《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在政治局内部，斯大林对一些重大问题也能够和大家进行商量。本世纪初，俄罗斯的报刊——《独立报》公布了1931年到1936年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包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等人的通信摘录，我国《参考消息》也译载了一部分这些信件或电报的摘录。在这些摘录里，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计划外进口的问题，对日本和所谓“满洲国”的态度问题，和美国及英、法、德、意等国的关系问题。这些信件既表现了斯大林的原则性和睿智，也表现了他对同事的尊重，一些问题都是通过商量的口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作为苏联和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他这样做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民主的作风，而绝不像有人说的，斯大林是一个大独裁者。(见《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载《参考消息》20014月20日地12版)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和罗斯福、丘吉尔也有许多信件和电报来往。据莫洛托夫说，仅仅和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丘吉尔的通信就有两卷之多。他善于和别人商量，也善于说服别人。因此，斯大林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甚至西方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对斯大林也十分崇敬。丘吉尔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我们知道，丘吉尔在十月革命后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时，曾叫嚣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俄成了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丘吉尔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进攻时，丘吉尔在当天就表示，“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并且保证援助苏联人民。后来三巨头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多次举行会议，他对斯大林的了解更多了，他甚至对斯大林抱有极大的好感。有一次，在三巨头的小型宴会上，丘吉尔甚至对罗斯福说，“我早上起来祈祷，祝愿斯大林活着，祝愿他身体健康。只有斯大林能够拯救世界。”丘吉尔表示相信，正是斯大林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那种特殊的作用。说着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滚落下来。(见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莫洛托夫在讲到此事时说，“说来并不奇怪，在我们牺牲了两千多万人的情况下，英国总共只损失了二十多万人，单单为这一点英国人也该为之动心。”(同上)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逝世的，过了六年又九个多月，即1959年12月21日，当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发表了一个满怀激情的讲话。他说:

　　“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里，是不屈不挠的天才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俄国的大幸。斯大林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严酷无情的时代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印象。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他在交谈时表现出来的敏锐、犀利和无情，就连我这个在英国议院这里受过磨练的人也不是对手。斯大林最富幽默感，言辞辛辣，善于准确领悟别人的思想。斯大林的力量如此之伟大，显示出他是历代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领袖中最难得的人才。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处乱不惊和富于逻辑思维的深邃睿智。他是一位能在艰难时刻从绝望中化险为夷的常胜匠师。无论在危急关头，还是胜利时刻，斯大林始终保持冷静，从不沉湎于幻想。他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缔造并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是一个善于以敌制敌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大独裁者，他把一个拥有锄犁的俄国变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俄国。

　　“是的，历史和人民不会忘却这样的人。”(同上，第73页)

　　丘吉尔对斯大林给予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但是其中却没有一句是虚饰或溢美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说，丘吉尔都没有必要在斯大林逝世多年之后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甚至还自愧不如地说“连我这个在英国议院这里受过磨练的人也不是对手”，来称赞斯大林;而丘吉尔讲这样的话，显然会冒犯当时正在大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但他也毫不忌讳。我相信，丘吉尔上述那些话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们知道，二战前，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而在二战期间，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了更多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他对斯大林更了解了，也更佩服了，他很清楚，如果没有斯大林，没有强大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斯大林当然也有错误和过失。毛泽东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他强调，斯大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极其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之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要求他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的指责却是出于他们的偏见，是很不客观的。列宁在世时就驳斥过这类资产阶级的偏见：

　　“资产阶级的奴仆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现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牺牲50万人到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66页)

　　至于说“斯大林错误那么多”，那也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斯大林的功劳大得很：他和列宁一道领导了十月革命和苏联最初几年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在列宁逝世以后，他继承了列宁的遗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的大革命进行了有力的帮助，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正如毛泽东在他逝世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是“最伟大的友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提出反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

　　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大肆宣扬所谓苏联革命的错误时，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里也做过非常精彩的反驳。他说：“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地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和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这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

　　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页)

　　虽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是整个劳动阶级，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进代表，对于他们的领导机关，对于他们的领袖人物，也是完全适用的。

　　恰如斯大林的亲密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85年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在俄国史上会得以恢复名誉。莫斯科将修建一个斯大林博物馆。一定会这样!人们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他还说：“斯大林起了巨大的作用。我相信会名声再振，在历史上荣膺应有的地位。”(《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他这样说，因为那时他就知道，尽管几届苏共中央领导人都没有给斯大林恢复名誉，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有许多人到斯大林墓前给他献鲜花。据说，那时，除了斯大林，安德罗波夫墓前也有些鲜花。人民是最公正的。而自普京上台以后，肯定斯大林的事情就更多了。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莫洛托夫的上述预言，包括他晚年说的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将其改称“伏尔加格勒”——引者)“将来仍会叫斯大林格勒”(同上，第447页)的预言是一定会应验的。

　附全文目录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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