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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毛泽东写过“唯我彭大将军”那首诗吗?

老田 · 2018-07-2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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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没有独立指挥过吴起镇的“切尾巴战斗”,毛泽东也确实没有写过“谁为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这首诗被毛泽东本人1957年亲口否认过之后,之所以在1980年代被再一次认定为毛泽东所写,这不能够从先前的历史事实得到解释,而只能够从事后产生的历史或者政治需要去理解。

  依据本文的考证,彭德怀没有独立指挥过吴起镇的“切尾巴战斗”,毛泽东也确实没有写过“谁为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这首诗被毛泽东本人1957年亲口否认过之后,之所以在1980年代被再一次认定为毛泽东所写,这不能够从先前的历史事实得到解释,而只能够从事后产生的历史或者政治需要去理解。

  历史和政治经常发生曲折,往往会出人意外地产生出原本不存在的政治需要,结果,就会有很多“积极分子”根据新的政治需要去填补历史的空白,最终合成的后果,就如同顾颉刚所说那样会“层累地造成古代史”了——时间越是延后对古代史的叙事越是层累地放大了。

  除了特殊时期的政治需要之外,层累地创造历史,往往会出现在历史观根本变革时期。毛时代强调人民战争和人民英雄,所以革命历史中间很少个人英雄推动历史的故事流传下来,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用个人英雄解释历史的风气迅速流行起来。重访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大或者夸耀个人作用成为一个时期的风尚,共产党历史为此得到相当程度的重写,以是之故毛泽东自己也被拉出来为此做贡献,这才有了重新认定毛泽东写过“唯我彭大将军”一诗的各种努力。

  一、毛泽东到底写过这首诗没有

  老田197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毛泽东还在世,那时背诵毛主席诗词三十六首中间,没有这一首诗。

  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忽然一些人无视毛泽东本人的亲口否定,出面说毛写过这首诗,甚至在公开出版了《彭德怀自述》中间,还以彭德怀自己的口气确证有这首诗(该书出版后的字数,远超“八万言”的篇幅)。【说存在着这首诗的主要文献,见附录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间,把这首诗收入副编,还加注说:“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句。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一这首诗,首句即用电文句,但改‘沟深’为‘坑深’。据《彭德怀自述》一书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页说,彭收到这首诗后,把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参阅《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应该说,在中央文献加注的这段文字中间,错漏百出。首先,追来骑兵只有小部分是宁夏马鸿宾部,主要部分则是东北军白凤翔部,战斗中间受损最大的也是东北军白凤翔部。至于说有份电报中间有“山高路远沟深”也不确,彭德怀有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间只有“山大沟深骑兵无用”一句。(下图就是那份电报)

  

  硬说毛泽东写过这首诗,夸奖彭德怀指挥的吴起镇“切尾巴”打骑兵战斗,是很难与历史事实对照的。从战斗重要性来说,此前的腊子口战斗打开了北上通道,意义更重大,战斗打法也很有创意;从战果来说,此后的直罗镇战役更高,还被认定是党中央立足陕北的“奠基礼”;这两场战斗,毛泽东都没有激动过,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切尾巴”战斗就诗兴大发了呢?这肯定有悖于常理就是了。

  考订毛泽东是否写过这首诗,还可以结合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相对位置,来进行对照检验。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密电事件”之后,毛泽东等人随右路军(一、三军团)北上,翻过岷山到达哈达铺之后,进行过一次整编,右路军7000余人整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司令员而毛泽东兼任政委,两人就此确立了平级关系。【见附录四】

  还由于长征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是随着大部队行军活动的,客观上体现不出来领导与部下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和前后方距离,所以,也就不存在着毛泽东委派谁去执行任务,等来了捷报再表扬谁的情节。不管是腊子口战斗还是吴起镇“切尾巴”战斗,毛泽东都在前线,与彭德怀等人一样是贴近战场且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这两次战斗,都不存在毛泽东委派彭德怀或者别的个人去前方指挥的事实,也就取消了把功劳记在某个人头上的各种抒情感怀的需要。

  在指挥作战方面,毛泽东作为与彭德怀平级的指挥员角色,在“切尾巴”战斗后一个月的直罗镇战役,以及1936年年初东征山西的战役期间,继续存在。也就是说,从红军翻过岷山之后的哈达铺改编开始(1935年9月下旬),到1936年5月东征山西结束,毛泽东与彭德怀始终处在平级指挥员的角色和地位上,两者之间既不体现上下级关系,也不存在前后方的距离。在随后的西征战役中间,彭德怀倒是在前线,毛泽东在后方,开始体现出角色差异和前后方的距离,这期间毛泽东还就便接受了埃德加·斯诺的访问。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机制: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各种“脑补历史情节”的方法

  考察历史虚无主义的崛起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最初肇源于体制内的非毛化需要,然后才延伸到体制外的各种以“追查不良动机”为特点的瞎说。

  有人在网上写文章,考证说这首诗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之所以不愿意发表,是因为彭德怀于1953年赞成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反对轮流主持;1956年又提议从党章内删掉毛泽东思想。两事得罪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就“不记得”写过这首诗,也不同意公开发表了。

  

  从政治需要或者想当然出发,去重新设想历史中间的人物和事件,这种风气并非民间首创。官方根据政治需要给彭德怀平反,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取证,就说“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甚至还根本不看当时通过的中央决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仅两天,就根据高官界定的政治需要进行平反和补行追悼会:“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陈云在大会上致悼词,为彭德怀和陶铸同志恢复名誉。……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廖毅文:彭德怀冤案平反始末,网址: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77554.html】

  然后,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就根据某些高官界定的政治需要,凭空捏造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的事实,硬说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还因此受到毛的打击,然后堂而皇之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有了巨大发展”。不过,彭德怀本人从未承认或者附和过他1959年批评毛泽东的说法,1967年7月中旬北航批判大会上,有大学生掌掴彭德怀要他承认反毛,依然被他坚词拒绝。应该说,终彭德怀一生,他本人从未承认或者散布过因为批评毛泽东才受处分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是在彭德怀身后被制造和传播开来的。

  在彭德怀生前,还没有产生过这种拿彭德怀来否定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因此,那首诗的有无本身并不重要,但到了毛泽东去世之后,这个忽然有了空前的政治上的重要性。1981年《彭德怀自述》正式出版,篇幅远远超过了“八万言书”的规模,在这个文献中间以彭德怀自己的口气,首次公开证实有那首诗。

  虽然可以通过个人证言的方式,在事后补全“证据”,但这样的证据并不完美。在比较倒霉的时候,特别是造谣没有认真“打草稿”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到无法捏造的“情理”的反驳。

  三、吴起镇“切尾巴战斗”过程和期间彭德怀的指挥位置在哪里

  毛泽东1957年给《东海》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除了进行事实反驳之外——说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而非彭德怀,还提到“情理”反驳的两个方面——“似乎不像”和“我亦在前线”。后来的第二轮演绎,看看事实确实站不住,就改掉了“腊子口战斗”这个错误的事实,改而说是彭德怀指挥了吴起镇“切尾巴”打骑兵战斗,毛这首诗是在那个时候写给彭德怀的。

  那么,彭德怀到底是否单独指挥过“切尾巴”战斗呢?依据《毛泽东军事年谱》记载,战役决策和决心都是毛泽东下的,《吴旗县志》的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

  “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吴起镇附近宿营。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当时在一些干部中,对打还是不打,意见并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毛泽东和许多同志则认为要打。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主要指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三个骑兵连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最后决定: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来。”【《吴旗县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688页】

  下达战役决定和决心之后,这场“切尾巴战斗”的战场指挥者——战斗部署——到底是谁完成的呢?根据一些战场指挥员回忆,聂荣臻(一纵队政委)、杨成武(一纵队四大队大队长)、肖劲光(二纵队参谋长)等人,都说“战斗部署”是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之下的。而有着作战电报依据的《毛泽东军事年谱》,说19日毛泽东有电报给彭德怀,要他把部队交给叶邓(叶剑英和邓发)掌握,自己赶去与毛泽东会合,商讨问题,直到战斗结束的21日那天,彭德怀依然与毛泽东在一起,两人还在21日这天,联名致电前出掌握战场的林彪和聂荣臻询问战果。【见附录二】

  也就是说,彭德怀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应毛泽东之约离开了部队,到战斗结束之后也没有回来,三天时间始终是与毛泽东在一起的。但非战斗指挥员杨尚昆,在回忆录中间硬说“切尾巴战斗”是彭德怀指挥的,还为此进行了历史情节的“脑补”,下面就是他“脑补”的内容:

  杨尚昆“脑补”说:“彭德怀同志在前面指挥作战。战斗开始后,我们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观看作战情况。到了山上只听到稀稀拉拉有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当时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没有多久,传令兵来报告说,已消灭敌军一个骑兵营,主力正在追击敌军,可见作战相当顺利。后来知道,彭德怀是乘敌军下了马,从深沟中牵着马艰难地往源上走的时候,用伏兵突然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军压垮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应该说,杨尚昆“脑补”的情节是不对的,战斗进行过程中间,主要是以大队规模进行战斗的,不存在彭德怀那个级别上的“总指挥下令”的共同作战情节。也没有依据证实,彭德怀进入过直接战斗指挥的过程,代替纵队下属大队级别(在哈达铺整编中间团改编为大队)指挥员下令的事实,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战斗进程进行检验的。

  据《吴旗县志》资料,切尾巴战斗进行了三天;第一天(10月19日)的战斗是三纵队打的,性质是阻击战,“陈赓为团长的中央干部团担任狙击敌骑追击的任务。陈赓命肖应棠率三个班共48人埋伏在距铁边城约十华里的王畔子东西两个山坡上待机歼敌。”第二天(20日)的战果属于一纵队林彪部下,“白部凭借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气势汹汹顺头道川奔驰而下。黄昏时,敌三师两个骑兵团进入红军包围圈,埋伏于杨城子山坡上的红军一纵四大队(老田按:杨成武部)约600人趁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敌军4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第三天(21日)的战斗主力依然是林彪部一纵队,“7时左右,一纵队二大队在二道川塔儿湾首先对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发起攻击,敌军大乱,敌团长马培清随即把兵力撤到二道川与头道川的山梁上,窥视方向,准备逃跑。当逃窜未及10华里时,又遭到红军一纵主力的伏击,敌警戒连瓦解。这时战斗全面打响,红军左右两翼配合作战,截住白凤翔第六师的一个骑兵团,将其全部缴械,其余被我击溃。白率残部调头逃命,红军追击50余里。敌马培清的骑兵团亦被红军在山梁上打得七零八落,即率残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窜。在齐桥,又遭埋伏在三道川的一纵二大队的伏击,经过激战歼敌50余人,缴获战马20余匹。”“吴起镇一役,共牺牲红军战士200余人,其中有一纵二大队队长李英华同志(老田按:团级干部)。”【《吴旗县志》第688-690页】

  

  《吴旗县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P691

  因为要论证毛泽东确实写过这首诗,所以就需要首先认定彭德怀是战场指挥员,在杨尚昆的不成功“脑补”之外,有些后来的研究者在“脑补”情节方面的演绎也不少,例如说彭德怀不仅个人亲自指挥了这一仗,还如何亲临战地考察地形等等:“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等首长经过反复研究和分析后,决定打退敌人的进攻,绝不能把敌人带到根据地里,并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彭德怀为了打好红军长征最后的这一场恶仗,亲赴前沿察看地形,制定作战方案。吴起镇一带的地理环境很有特点,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几十米、长几十里的大土沟。这些源上深沟,最适合打伏击战,彭德怀立即摆兵布阵,分派参战部队各就各位,准备迎敌。”“毛泽东深感彭德怀是一位挠勇过人、能征善战、不可多得的战将。于是,他乘兴起笔,写诗以抒胸臆。”【徐占权编著《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

  应该说徐占权的脑补情节,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首先,这一次战斗并非选择地利进行出敌不意的伏击战,而是防守反击性质——主导权是操在国民党追兵手里,战斗是断断续续地打了三天时间,决定性的战果出现在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21日)上午;其次,掌握直接战斗节奏的,都是纵队下属的大队指挥员,不存在纵队之上层次的指挥干预;再其次,战斗进程是敌我双方战斗队伍即时互动的结果,而非事前的“排兵布阵”,这一点马鸿宾部下营长说的很清楚,是因为他们逃得太快,所以红军才得以收缩兵力去包围白凤翔部。据马鸿宾部骑兵营长卡得云回忆,战斗前两天战果不大,决定性的战果出现在第三天,是因为东北军白凤翔部轻敌冒进,才被红军抓住机会以重兵包围,给予歼灭性打击。【见附录三】

  综合国共双方亲历者的回忆材料,前出贴近战场行使具体指挥权的,是一纵队林彪、聂荣臻等人不是彭德怀,而在战场上直接掌握战斗节奏的是纵队下属的大队级别(团级干部在指挥)。在指挥员的相对位置方面,彭德怀恰好是与毛泽东在一起,对21日相关战斗状况两人还曾经联名致电林聂询问。而毛泽东自己当时的位置也相当靠前,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打骑兵的那天,我跟着毛主席站在一个手头上。那里的山峰象剃得光光的和尚头一样,几乎没有一棵树木、一巴掌草地。战斗开始了,我们的机枪哇哇地响了起来,只见那许多失去了指挥、受惊的马群,在山中乱跑乱窜,怪声地嘶叫着。我们的火力很密集,就算是千里马也逃不过那像雨一样‘嗖’‘嗖’的子弹。”【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81-82页】

  因此,说彭德怀单独指挥了吴起镇“切尾巴”打骑兵的战斗,还因此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这是没有史实依据的。战斗发生时,彭德怀是与毛泽东在一起,参加过抽象层次的指挥工作,他的指挥位置也与毛泽东一样相对靠后,更贴近战场指挥位置的是一纵队林彪聂荣臻等人,而更具体战斗指令下达则是在纵队之下的大队一级完成的。综合国共双方亲历者的回忆,直接掌握这场战斗的战场节奏的指令——例如开火,三天战斗中间都没有出现过高于大队级别的指令。

  也就是说,无论从事前战役决策决心下达,还是战场指挥位置,抑或者直接战斗节奏掌握方面,彭德怀都不曾有过独立的指挥地位。所以,毛泽东“不记得”写过这首诗的回忆是准确的——他从未写过这首诗,历史上当然也从未存在过彭德怀独立指挥“切尾巴战斗”的事实。

  四、个人英雄在共产党高官那里流行吗:事后的“情理”检验

  梁启超极端菲薄古代史写法,说无非说了点帝王将相的家事,一部二十四史无非“合无数墓志铭而成”。此种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写法,其背后的解释逻辑是把历史或者政治事件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和意愿,体现的是那群人的能力或者事业心。

  此种被共产党人称为“唯心史观”的写史方法,强调个人英雄,把国家安全和战争成败归结为个人的能耐,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反应在文学作品中间,诸如刘邦《大风歌》就说“安得猛士守四方”,后世的演义小说中间,动不动就说“超人型”猛将有“万夫不当之勇”或“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若探囊取物”,这样,就把将领的个人能力说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与“唯心史观”挂钩的解释逻辑,从未出现在毛泽东的军旅诗词中间,甚至此类认识也从未在共产党将领中间流行过。各种演绎中间都说彭德怀要求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或“惟我英勇红军”),若真个如此,显然彭德怀本人也是不接受“个人英雄”意象的。

  被构建出来的彭德怀这种认知状况,倒不是假的,甚至还不是个别现象。红军长征之后,斯诺到达陕北访问了很多红军将士,发现毛泽东和他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将领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都“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意识里面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了“我”,个人仅仅在集体努力中间取得意义和价值,个人高度融入集体,这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挫折之后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的更大突破。正是基于这个方面认识的深刻把握,斯诺在所有西方观察家之前看到共产党人在有形实力劣势之外的制胜优势,预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也使得他的书成为拉铁摩尔所称许的“西方国家介绍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第103-104页】

  所以,有时候虽然可以通过事后的“证人证言”去伪造事实提供伪证,但是逻辑和“情理”依然是无法伪造的,是可以在事后进行检验的。在这首诗中间,有两个意象很强烈,一是作为个人英雄的彭大将军,二是由个人英雄实现的“护我却敌”目标,都可以在事后进行检验。

  这个事后可以进行对照检验的“情理”,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中的个人英雄意象从未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中间,也与斯诺访问红军将领获得的“个人高度融入集体”的普遍认知状况有别。二是从具体战场掌握看,依据《毛泽东军事年谱》记载推断,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一起位置相对靠后,一纵队林彪和聂荣臻位置前出在现场掌握,因此,如果真的需要作诗夸奖谁的话,显然也应该是夸奖林彪而非彭大将军。

  毛泽东始终认定“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才是力大无穷的上帝,他强调人民战争和人民英雄,从未突出过个人英雄。他抒写战争的诗词中间,经常出现的力量意象和胜负因素想象是“枯木朽株齐努力”“唤起工农千百万”“十万工农下吉安”等非个人形象。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于古代那些著名的成功人士或者个人英雄,也没有高看,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著名人物,也不过“俱往矣”的过时人物了,还都比不上今朝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自高自大,其依据在于能否透过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去动员老百姓的真心支持,而如何没有人民的真心支持,任何个人英雄都成不了事的,所以毛泽东才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泽东诗词中间的人民力量意象与个人英雄对照

  从绩效检验看,毛泽东瞧不起古人的自高自大是有依据的,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开始,历代第一波起来反抗统治阶级暴政的造反者,大都与旧统治阶级拼成鱼死网破的结局,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笑到了最后。如果从造反者对立面的力量看,历代统治者都还只能够在国内筹集镇压造反者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则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从外部支持中国统治者的恶劣局面,但这依然未能阻扰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技术装备的差距看,在冷兵器时代,造反者和统治者的差距不过是“锄耰棘矜”对“钩戟长铩”的差距,但这个差距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那里,就被放大为“小米加步枪”和“飞机加坦克”的差距。从时间看,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残余千余人走上井冈山,到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间只有22年。所以,毛泽东自认为找到了真正动员群众支持的路径,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这不是夸夸其谈,而是真的做到了“能前人之所未能”。

  应该说,追求更多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而不是追求成为个人英雄,曾经是共产党高级将领的共识和普遍精神状态。但这种精神状况不是永久的,而是有其时效性,孟子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生于忧患的时代就过去了,甚至还是过时了,看起来是到了“死于安乐”那个历史门槛了。所以现在需要反过来,竭力认定和宣扬毛泽东曾经写过极端拔高彭德怀的那首诗,目的显然也是帮助完成那种历史观的颠覆:现在需要构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高度符合这个史观需要的个人英雄了。为此宏大目标,才会有一大批官方和民间的积极分子,主动行动起来,去脑补各种情节,完成确证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诗篇。

  一定程度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也是一个依据新的历史观重写历史的过程,由此共产党历史写作,开始脱离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背弃曾经广泛存在过的“个人高度融入集体”的精神状态,转入前现代流行的“唯心”“唯我”状态,完成贬低人民力量同时抬高精英个人的政治任务,很多高官快速地从认同于人民和党组织的精神状态中间“挣脱出来”,为此,不仅需要大力构建个人英雄,连各色宫廷斗争的想象力也都被召唤出来参与重塑历史。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录:相关文献摘录

  附录一:诗的有无问题

  彭德怀去世之后才公开出版,且篇幅大大扩充到远超“八万言”的《彭德怀自述》中间,说有这首诗,“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予夸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标点是我加的)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信赖。”【《彭德怀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该书初版由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我们刚到陕甘苏区,敌人的骑兵也跟着追来了。毛主席召开了一个小会。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让他们也进人陕甘苏区,使苏区人民遭殃,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在这里打一个胜仗,最少是把敌人打退,不让他们跟着进苏区。”“彭德怀同志在前面指挥作战。战斗开始后,我们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观看作战情况。到了山上只听到稀稀拉拉有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当时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没有多久,传令兵来报告说,已消灭敌军一个骑兵营,主力正在追击敌军,可见作战相当顺利。后来知道,彭德怀是乘敌军下了马,从深沟中牵着马艰难地往源上走的时候,用伏兵突然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军压垮了。”“毛主席十分高兴,写下了那首很有名的六言诗,赠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前两句是讲战场地貌和我军的英勇气概,后两句是称赞彭德怀。后来,彭德怀同志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以上两条算是证实诗句存在的新一轮“原生文献”,而各种附和原始文献的“次生文献”略举两例如下:

  10月21日指挥陕甘支队于吴起镇西南山击退敌骑兵四个团追击,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指挥陕甘支队于吴起镇西南山击溃尾追敌骑兵二千余人。战斗结束后,看到毛泽东的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年谱》第130页】

  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这时,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七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各一部,尾追而来,毛泽东发出命令,要“砍掉尾巴,不能把敌人引到陕北苏区”。彭德怀立即组织兵力阻击,在陕甘交界地区歼敌一部,余敌溃退,砍掉了尾巴。毛泽东听到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写诗一首,致电彭德怀,予以表彰。诗云: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接到电报看后说:“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胜利是大家取得的。”遂将诗的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退还毛泽东。【《甘肃省志·军事志》第578页】

  附录二:切尾巴战斗的指挥员问题

  1935年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一纵队本日到吴起镇及其前后十五里地区,明二十日以作战姿态在此休息一天。二、三纵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其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请于明日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另电再告彭:为便于与追敌作战,二纵队明日应移至吴起镇西北地区之彭家台、朱家梁、郭家沟一带宿营;三纵队明日应移至吴起镇东北地区之彭家沟门、走马台、刘家坪一带宿营。请你来吴起镇。”“10月21日,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我们率二十三分队到二道川口西端十里处之刘河湾,战斗情况如何望告,二十三分队留吴起镇。’同日再电林、聂:明二十二日在吴起镇附近休息一天。一、二纵队和支队部各备足三天粮食。”【《毛泽东军事年谱(1926-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毛泽东同志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给我们交代,要想办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当天下午我们跑到前边阵地上看了看,

  看究竟打得赢打不赢。我心想,把敌人带到陕北去也确实不好呀!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同志同意第二天早晨出击。十月二十一日,二纵队在左翼,一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旗镇西北部的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两千多骑兵出击,果然,我们出击不久,敌人就垮了。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阻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骑兵这次垮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我们将先后俘获的敌人的马术教宫、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了我们的骑兵队伍,我们的骑兵连就更充实了。【《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292-293页】

  1O月20日同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在吴起镇研究敌情,商讨打击追敌的作战部署。

  10月21日同林彪指挥第一纵队在二道川之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击溃向吴起镇迂回前进之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马培青部。随即率部在唐儿湾、于排坪、杨城子、瓦房湾、沙石河湾宿营。【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到吴起镇的第二天,毛主席召集一、二纵队的领导同志开会,部署了“切尾巴战斗”。他亲自向我们交待了任务,要我们在山川间布置一个口袋阵,让敌人钻进口袋后歼灭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梁起伏,大川沟壑纵横,地形很有利于打伏击战。我们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一纵队在正西,我二纵队在左翼。大家憋足了劲,准备狠狠打它一下。但这一仗收获不算大,原因一是敌人发现了我们有埋伏,掉头就跑;二来他们是骑兵,跑起来快的很,不容易追上。结果只消灭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

  据杨成武回忆:“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这是十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迁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3页】

  附录三:切尾巴战斗经过

  《吴旗县志》记载的战斗过程:

  中央红军行进神速,于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吴起镇附近宿营。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当时在一些干部中,对打还是不打,意见并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毛泽东和许多同志则认为要打。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主要指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三个骑兵连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最后决定: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来。

  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先后于10月19日晚、10月20日晨分别进入战地布防。一纵队驻防干吴起镇及二道川塔儿湾以东,埋伏于三道川和二道川与头道川之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其中四大队埋伏在头道川的杨城子左右山坡上,准备截断敌人的退路;二纵队驻防于吴起镇西北乱石头川的梁台、郭沟门一线,埋伏于头道川与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三纵队驻防于吴起镇东南宁塞川的宗圪堵至彭沟门一线,埋伏于洛河东侧吴起镇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中央红军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全歼来犯之敌。

  国民党军队在何连湾集结后,于10月18日拂晓奉命追击红军,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敌师长白凤翔率六师三个骑兵团,敌副师长张诚德率三师两个骑兵团(统归白凤翔指挥),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因地形熟悉,走在最前面。他们日夜兼程,死死咬住红军不放,如甩不掉的“尾巴”。10月19日晚上,马培清骑兵团先行进抵铁边城附近宿营,距红军仅有十多里。

  为了使红军主力在吴起镇集结,以陈赓为团长的中央干部团担任狙击敌骑追击的任务。陈赓命肖应棠率三个班共48人埋伏在距铁边城约十华里的王畔子东西两个山坡上待机歼敌。

  10月19日太阳刚出时,驻在铁边城的马培清骑兵团,派出一个排,顺头道川侦察前进,当敌人进入红军的射程时,肖应棠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骑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打散。随即敌一个连的兵力,又向红军阵地扑来,倾刻之间,仍被打散。午后,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一个营在飞机、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顺着小沟、塄坎向红军阵地袭来。红军战士以一当十,激战两小时,敌骑再次被红军击退。红军干部连以少数人牵制了敌军的兵力,给红军主力争取了时间,保证了在吴起镇的集结。完成任务后,该连于晚间12时撤离了阵地。

  10月20日,敌三十五师骑兵团让开中路,又顺二道川与头道川之间山梁侦察前进,从侧翼夹攻。下午准备在二道川刘河湾一线宿营时,遭到红军一纵队的伏击,马培清凭借有利地形,重新将部队扯在头道川与二道川之山梁上,在一块尚未收割的荞麦地里修筑工事,准备在此扼守。入夜,估计情况不会有变化,便留一部分人由一个连长带领,在荞麦地防守,其余都撤到二道川塔儿湾附近休整。此日,白凤翔率两个骑兵师由正面推进。白部凭借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气势汹汹顺头道川奔驰而下。黄昏时,敌三师两个骑兵团进入红军包围圈,埋伏于杨城子山坡上的红军一纵四大队约600人趁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敌军4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

  10月21日4时半,毛泽东同志登上洛河以西的平台山(今胜利山),来到设在一株杜梨树下的指挥所,召开部分干部会进行战前动员,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会后给警卫员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

  7时左右,一纵队二大队在二道川塔儿湾首先对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发起攻击,敌军大乱,敌团长马培清随即把兵力撤到二道川与头道川的山梁上,窥视方向,准备逃跑。当逃窜未及10华里时,又遭到红军一纵主力的伏击,敌警戒连瓦解。这时战斗全面打响,红军左右两翼配合作战,截住白凤翔第六师的一个骑兵团,将其全部缴械,其余被我击溃。白率残部调头逃命,红军追击50余里。敌马培清的骑兵团亦被红军在山梁上打得七零八落,即率残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窜。在齐桥,又遭埋伏在三道川的一纵二大队的伏击,经过激战歼敌50余人,缴获战马20余匹。

  从7时整个战斗打响,到9时多结束,全歼敌三师的两个骑兵团,敌六师的一个骑兵团,击溃敌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和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总计打死打伤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另外还有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至此,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吴起镇一役,共牺牲红军战士200余人,其中有一纵二大队队长李英华同志。这些战士,一部分掩埋在今天的胜利山上,一部分掩埋在杨城子,一部分掩埋在刘坪。【《吴旗县志》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688-690页】

  国民党西北“剿总”第四纵队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骑兵团第一营营长卡得云回忆:“何连湾战斗后第三天,我们到达映北昊起县境内。马培清命我从头道川前进(均在吴起县西洛河上游)。我营进入头道川口时,派出的20名骑兵被红军伏击部队击溃,二人死亡,其余飞马跑回。我不敢继续前进,把部队撒到了二道川与头道川之间的山梁上。我在梁上用望远镜睐望时,发现头道川的山林中到处是红军的伏击部队。”“次日晨,我们几个营,长向马培清请示怎么办。马说,人家要打(指白凤翔,按,白是东北军骑兵师主官),我们也得打。遂命我营为骑兵团前卫,顺着中间梁前进,第二营马振川部和四营周满祥部进入二道川。马培清则率团直属部队同第三营马文祥部在中间梁上指挥。约在上午8时,头、二道川与中间梁上的部队先后与红军接触,红军边打边撤。这时,马培清从中间梁米到二道川,命令我和第三营把马留下,徒步前进,利用地形作战。战斗紧一阵松一阵,断断续续;直到天黑,双方均无大的伤亡,我们奉马培清之命开始撤退。”第三天“上午8时左右,东北军又与红军接触,红军节节后退,东北军步步前进。马培清即命骑兵团以我营为前卫,顺中间梁向前推进。不久,我营即与红军约二个连接触,红军仍边打边撤,我们则推进了十几华里。”“就在我们宿营的时候,红军趁天黑从远距离迂回,对我们实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在红军的强大火力下,马部大乱,有的骑马逃跑,有的因马卸了鞍子,只有撒腿奔逃;卸了鞍子的马,这时也被惊跑。好在马向枪声响处的反面跑来,大部分在以后仍收容回来。突围之后,马培清命令部队分别占领了3个山头。这时,红军将我们丢开,转向头道川,协同与东北军郭师激战的另一支红军作战。双方激战约两小时,郭师的两个骑兵团全部被缴械俘虏。”“马培清一看东北军惨败,立即率骑兵团向元城子方向撤退。第四营因部队基本上跑散了,首先撤退,其余按第二营、团部、第三营、第一营的顺序沿中间梁撤退。但后退不到10华里,另一批红军又从三道川扑来,截断了我们的退路,与周满祥营接触。枪声一响,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红军。此时,我们已成惊弓之鸟,拼命奔逃,马培清的骑兵团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终于冲了出来。我营阵亡士兵7人,负伤13人,死马十多匹,团部和第三营略有伤亡;第二、第四营损失很大。”“在我们冲出之后,截击骑兵团的红军部队又挥师头道川,截住了东北军白凤翔的一个骑兵团,将其全部缴械,彻底解决。釜此,白凤翔原属3个团被歼灭了一个团,郭希鹏师原属2个团全部被歼,白、郭率残部向庆阳逃去,马培清也率残部向曲子镇集结。第三十五师堵击红军以失败告终。”【卡得云:《古城子、何连湾、二道川战斗简记》,载《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5-78页】

  附录四:哈达铺整编情况

  党中央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红军第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杨至诚任后方勤务部部长,罗瑞卿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3个纵队:第一军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第三军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后由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队、干部团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纵队长,邓发任政委。全支队约7000人。【《甘肃省志·军事志》第573页】

  军改为纵队,取消师团的建制,改称大队,大队不设营,每个大队编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三挺机枪)。改编后的纵队序列为:

  第一军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下辖五个大队,

  第三军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下辖四个大队。

  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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