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就算毛泽东出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也打不赢” 。
这话简直混账透顶!
窃以为，如果毛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 ，不仅绝胜无疑，而且中央红军还会越打越多、越打越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 ， 不是被蒋介石打败的，而是被王明、博古、李德篡夺兵权、临阵换将、拿鸡蛋碰石头葬送了的!
首先，“遵义会议”回答了毛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必胜无疑。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左倾错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因此，取消了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也就是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剥夺了毛主席在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而“遵义会议”燃眉之急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迫切恢复毛主席在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否则，其“遵义会议” 决议“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 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其次，毛主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主张是：东进江浙。
“东进江浙” ，也就是让中央红军主力，从苏区内线主动跳到外线，到蒋介石的“国统区”去作战。
毛主席的这个战略主张其妙有三。
一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讲，当时江浙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蒋介石惨淡经营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且离蒋介石的首府南京，也近在咫尺。因此，中央红军主力一旦东进江浙，突然出现在蒋介石“国统区” 的要害位置，势必如神兵天降，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在蒋介石的“心脏”。如此猛虎掏心、围点打援、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在毛主席指挥的第一、第四次反“围剿” 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不胜枚举。所以，“东进江浙” 不仅会从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甚至在国际影响上，给予蒋介石以沉重打击，而且还会把蒋介石“围剿” 中央苏区的100万兵力的军事调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央红军主力主的手中，从而彻底打乱蒋介石第五次重兵“围剿” 中央苏区的整体军事部署。其胜券在握自不待言。
二是从实战意义上来讲，“外线作战” 是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中央红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既可以“以弱胜强”，化弱为强，充分发挥“运动战” 的优势，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对孤立之敌实施切割包围，并加以聚歼。也可以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从而行之有效地保卫和巩固中央苏区红色革命根据地。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之“运动战”术。
三是从保卫红色苏区角度上讲，中央苏区内线以防御为主，中央苏区外线以进攻为主的战术，不仅可以以逸待劳，缓减苏区物资匮乏与战争破坏性之压力，而且对稳定苏区的军心民心，也能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对保卫和巩固中央苏区红色革命根据地而言，百益而无一害。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必败的内部因素，绝不容忽视！
第五次反“围剿” ，是指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由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先以50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向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 。而中共中央苏区被迫自卫反击，与蒋介石的“围剿”所展开的反“围剿”战争。
尽管蒋介石总结前四次“围剿” 苏区失败的教训，一改过去“长驱直入” 、“分进合击”的战术，拟定了 “堡垒战”的新战略思路，采取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以期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铁桶战术”，企图以“竭泽而渔” 、 “铁壁合围”之蚕食战术，来达到消灭红色苏区红军的目的。
但在毛主席的雄才伟略面前，此种“堡垒战” 之 “乌龟壳”战术，那简直就是“小儿科”了!
试问，如果按照毛主席“东进江浙” 的战略，由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战到了外线作战，那么这些“乌龟壳” ，岂不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与“不忘改革初心” 的“房地产鬼城”了吗?!
可博古、李德不仅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反而愚蠢之极地采取以“阵地战” 对“阵地战” ， 以“堡垒战” 对“堡垒战”的拼消耗战术。
当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 打得一败涂地时 ，毛主席又正确建议“西进湘西”， 保存红军主力免遭灭顶之灾。但博古、李德不但仍然拒不接受，反而还倒打一钉耙，反诬毛主席“瞎指挥” !
后来，毛主席怒批博古、李德二人是“乞丐们和老龙王比宝” !
敢问，如此这般，第五次反“围剿”岂有不败之理?!
此外，博古、李德临阵换将，也犯了兵家之大忌。
自1932年10月上旬的 “宁都会议”正式剥夺了毛主席在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调后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之后，根本就不懂军事的“海龟精英”博古，又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一个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洋顾问鲁莽汉李德。
而奏巧的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对红色苏区的“围剿”中，也高薪请来了李德的老乡一一冯•西克特当军事顾问。不过，无论蒋介石如何愚蠢，他都断然不可能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个“二战德军之父” 、德军“十万陆军”的缔造者的。而唯独博古敢把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与李德!
当然，倘若此时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毛主席手里，其区区纳粹法西斯之冯•西克特，他又哪里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手啊!!!
非旦如此，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博古，由于惧怕“朱毛” 在中央红军中的威望极高无人可比，虽然削了毛主席的兵权，但“朱毛不分家” 的朱德未必就能听从他博古指挥。于是，博古又“不忘篡夺兵权” 的“改革初心” ，又玩了一个阴谋诡计，矛头直指朱德。
博古组织召开了一个会，决定军委转移到后方瑞金，前线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但是同时又决定：1.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2.当朱德到前线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
就这样，朱德的兵权也给削了，去前线指挥了，项英就堂而皇之的成了军委主席了。项英是博古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弟，也就是说，此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实际最高负责人，也就是博古了。
试问，在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可有临阵换将而又立于不败之地的个案吗?!
最后，正确处理“福建事变”，中央红军必定越打越大！
另外，如果按照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的主张，像处理“西安事变” 那样，正确处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 ，那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不仅能取得全面胜利，而且十九路军的5万余人马，也不会兵败如山倒，让蒋介石白白吃掉，相反还会成为红军的有生力量!
“福建事变” 失败后，毛主席曾痛心疾首地对妻子贺子珍长叹道：“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不错，如果“福建事变” 能按照毛主席“联合十九路军共同抗蒋” 的战略主张 ，能像正确处理“西安事变” 那样，正确处理“福建事变”，那么，十九路军的5万余反蒋人马，其接受毛主席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也是十九路军的必然选择。
试问，这不正是中央红军越打越大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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