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的思想先驱——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中国旧制度的终结以康有为为标志。
中国新纪元的开端以孙中山为旗帜。
康有为以忠君的固执，孙中山以为民的执着，联袂并立于中国近代史的滚滚风云中。
康有为——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终结者;同时以其忠君保皇的等级观，成为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殉葬人。
康有为以人格的二重彰显人格的独立。他前承圣之大成者孔子，后拒圣之埋葬者孙中山，以圣之终者，成就了一个轮回的辉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孔圣人到康圣人，中华文明史贯穿了一条“圣”的主线，并演绎着对“圣”的变通和对“善的等级制”的追求。
康有为是中华文明史的最后一位圣人;孙中山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共和国民”。
孙中山——公有制及公有观念的开拓者;同时以对革命的忠诚，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终结着中华文明史从孔夫子到康有为的圣人史观。
孙中山出，圣人亡!
高贵与卑贱，圣人与平民，这等级之别将成为人类的耻辱而封入档案。
康有为与孙中山，拉开了公有制及公有观念取代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帷幕。
如果说，对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朱熹给予了本质的否定，曹雪芹给予了形象的否定;那么，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则开始了社会实践的否定。
毛泽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
也是康有为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梁启超说：“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
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专制的历史进程中——
康有为：维护封建君主之“名”，扩张资本主义因素之“实”。
孙中山：顺应资本主义因素之扩张，革封建君主之命，为资本主义“正名”。
然而，“天下为公”的内在冲动，使他们的改革与革命同时植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追求。
梁启超自非虚言：“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南海康先生传》)
孙中山言之凿凿：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演讲本三民主义》)
“大同”者，“天下为公”也。《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
“大同”对于康有为和孙中山，固然不失空想成分，然而其由来，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国古训。这古训，被西欧资产阶级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人权理论激活，形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公、私两种制度之交时期的理想追求。
“河图洛书”，大任于斯。康有为和孙中山，同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却绝非自梏于私有制及私有观念。保皇与激进，是大同诉求以不同形态标注的两个时代的界分。
康有为：终结者在旧时代的挽歌中，以君臣际会的千古佳音，激昂着大同本质之远古内涵的律动。
孙中山：开端者为新时代的奋进，以不断进取的革命剥蚀旧时代，开拓着大同憧憬的现实之路。
无论康有为奉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路线，还是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都以其内质的“天下为公”，论证着一个真理：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社会的两种形态。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对私有制的否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全面席卷整个私有经济的土壤时，就已经框定了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
无论社会改良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抑或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正名”。
资本主义推动的全面社会化，从根本上否定特权等级制;然而，金钱却造就新的特权和等级，表现为资本主义对私有制的屈从和对自身革命内涵的背离。
金钱孳生的疯狂，砥磨着人类的“大同”向往。
为着这个向往，康有为以退为进，选择了改良;孙中山以攻代守，选择了革命。
康有为败绩。然而，戊戌失败法未败，大势所趋，潜流暗动，新思潮已不可遏制。
孙中山胜出。然而，辛亥胜利法未胜，只是革了满清的命，“天下为公”的宏愿最终拱手于“天下为私”的无奈。
历史拖曳着曲折的轨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被剥夺了封建等级特权之后，依据金钱的力量疯狂反扑，形成更无耻的金钱等级和更贪婪的资本特权。
然而，历史内在着激情的呐喊。《国际歌》响彻全球，成为时代强音：“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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