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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长征的启航——致七·一

薛遒 · 2019-06-2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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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最大失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淡化

  

  —— 致 七·一

  一、举起毛泽东的旗帜  

  1、苏联革命的启迪

  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红场,耸起一座庄严的列宁陵墓。

  那是俄罗斯人民为红色专制的崛起。

  斯大林违背列宁本意修建了这座陵墓。斯大林的名字同时镌刻在陵墓上。

  当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向苏联人民、向世界人民挥手致意时,他的形象便和列宁形象浑然一体,成了革命的象征。

  确立列宁主义,斯大林同时升华了自己。列宁之灵的崇拜和斯大林之现实的自我崇拜合二而一,聚拢并团结苏联人民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向社会主义胜利进军。

  2、中华一统的回顾

  自春秋至秦汉,中华一统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不可阻挡。

  汉武帝承前启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起孔子的旗帜。

  从此,规范并指引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的主导理论得以确立。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华一统不管历经怎样的分裂侵蚀,总能岿然;而汉武帝也便跻身一代雄主,成为中华之光。

  3、时代使命的呼唤

  全球化大潮汹涌澎湃,特朗普们的倒行逆施不过是惊恐被大潮淹没的挣扎。

  物质的全球化呼唤精神的全球化,确立全球化的理论,成为时代的使命。

  毛泽东主义便是这一理论。

  20世纪60年代,北京天安门,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耸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座红色里程碑。从此,理论革命、政治革命与观念革命三位一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指明人类历史进程。

  时代呼唤:举起毛泽东的旗帜 !

  敌人怕他。国内外的“精英们”恨他、骂他、污蔑他、谣诼他,那是因为毛泽东永恒地发射着令“精英们”恐惧而至于战栗的凛然之威。

  人民爱他。底层群体尊他、敬他、歌颂他、怀念他,那是因为他从草根到战神到领袖到导师乃至到“帝王”,从青年时代“粪土当年万户侯”对权贵的藐视,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生到死、每时每刻,他都和草根们血肉相融,心连心、情连情,代言人民向特权贪腐、向垄断剥削——“继续革命”!

  确立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将牢固地奠下执政根基,为自身赢取永恒的光荣。

  二、明确社会主义学说

  1、“中美贸易战”倒逼美国变革

  特朗普咄咄逼人,加关税,封华为,禁伊朗,压欧盟,退“群”自利,横行天下,大棒铁锤砸向世界各民族,赢得“美国利益”的欢呼,以主动态占尽先机。

  然而,形“机”实“危”。

  “美国优先”的恣肆妄为,将 “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撕得粉碎,将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高扬的“美国精神”弃如敝屣,这样的背叛,岂不令罗斯福在天之灵喟然长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罗斯福怎么说:

  “我们懂得,单凭我们自己是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富足有赖于相距遥远的其他国家的富足……我们懂得要做世界公民,要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成员。”(《第三十二任总统第四次就职演说》)

  “最伟大变革,乃是美国道德风尚的变革。”(《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

  然而,垄断集团贪婪地把“要钱”挂在嘴边,将“道德风尚”踩在脚下,以极端自私自利昭彰于世,乃至以讹诈、霸凌的血腥行径绑架美利坚民族“自我优先”,如此,何以得到世界敬仰而“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高度抽象了资本社会“金钱拜物”的劣根性,将“美国精神沉沦”大白于天下。

  美国危机!

  美国变革,迫在眉睫。

  或者,美国“精英集团” 抓牢“垄断资本”的主轴,有限回归“美国精神”,修补特朗普对美国的致命损害,以对美国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利益的有限认同,延续日益衰落的霸权。

  或者,美国人民激发社会主义向往:“我们必须献身于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人民夺取了富人手中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置于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国家手中。”( 【美】詹姆斯·福尔曼:《黑人宣言》)

  当然,这或许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变革过程。但是,美国400个富豪的财富超出底层1亿5千万人的总资产,如此贫富悬殊,能让美国人民长久地压抑胸中的愤懑吗?

  2、“中美贸易战”倒逼中国变革

  中美贸易战,美国步步紧逼。海内外“精英”弹冠相庆:欢呼此“战”可倒逼中国屈膝,完成向资本主义的彻底异变!他们隔着大洋遥相呼应:中国危机!

  然而,中国形“危”实“机”。

  改革开放向何处去?中国一度徘徊。

  是遵循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善意”、“宽容”和引导,锁定“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平演变,纳体制改革于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而消融自我? 还是把牢社会主义指向,求索正视资本、鼓励资本、规范资本、引导并改造资本之路径,坚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战,特朗普扯下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虚伪的道德面具,将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吞噬中华膏血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贪婪、野心、酷虐与焦灼,暴露于光天化日,深深地刺痛并惊醒了中华民族,从而倒逼中国变革—— “纠”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严重倾斜之“偏”,强化社会主义,为喧嚣多年的体制改革之争奠定不可撼动的方向。

  当然,应清醒认识资本世界现实,对资本、资本家、资本社会和资本国际关系及其法理地位予以充分尊重。但是,更应深刻把握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坚定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反腐肃贪,人民主权,以崇高作为的示范,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转化。

  做好自己的事,核心是做好社会主义的事。倾尽心血、严肃认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社会主义正名!

  3、两段外国学者的语录

  美国学者尼·盖耶特:“这也许只是一个国家超越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刻;或许是一个机会,一个以真正平等的国际社会取代特权和霸权危险的机会。”(《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匈牙利学者包·约瑟夫:“今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命运如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顺应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现代社会主义。”(转引自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三、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兼与某先生商榷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屑于掩盖自己的政治观点。

  因为,共产主义学说内在着意识形态峰巅的科学伟力。  

  1、普世价值?还是阶级价值?

  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中,某先生明确论定:“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把发展‘软权力’置于战略的高度, 是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总的要求, 也是整个九十年代, 乃至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 谁在国际社会中就占据有利地位”。

  “软权力”如此重要,那么,何以自缚于“影响国际‘软权力’势能的因素的工业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呢?

  确实,“软权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半个多世纪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播受阻,在资本世界现实政治中处于弱势乃至被排除在“软权力”诸因素之外。

  然而,正因此,毛泽东才砥柱中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发动文化大革命,留红色之焰绵绵于世。毛泽东后人,当承继毛泽东,以引领历史潮流的主动精神,旗帜鲜明地力争马克思主义对于“软权力”的主导地位。

  确定这样的理论自信,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与海内外“精英们”的“争论”中,占据意识形态的的制高点,对于中华复兴,迫在眉睫。

  那么,马克思主义“软权力”的核心是什么?

  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这样认为:“历时性结构的沿革已使我们得以确定传统政治文化的存留、近代政治文化的成分和最近政治文化的要素这样三个大块,它们实际上相互作用着、较量着又相互补充着,是目前政治文化的主干。”

  说白了,所谓“传统政治文化”就是封建文化,“近代政治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最近政治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有些困惑的是,文章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更将三种文化捆绑成一个共同体,合力成了政治文化的“群体主干”。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纲”与“目”怎能混在一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地分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本质。那么,“三种文化”何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主干”呢?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以拜金主义为轴心的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主干,封建文化为其附庸助纣为虐,而社会主义文化退守一隅顽强抵抗。

  从社会指向的角度,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干,尽管承受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恶意挤压,中国毕竟力撑社会主义,而人民大众的主权诉求更以厚重的力量支撑社会主义文化。

  当前,究竟应该虚化指向而迁就现实呢?还是立足现实强化指向呢?

  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

  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包括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精华)武装自己,才是社会主义文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恶意煽动:“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而中国人并不共享这一套价值观。”

  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是截然对立的吗?

  ——对立同一。

  其对立处,立私还是立公。

  而其同一处,洛克、卢梭、华盛顿高扬的人类精神,类同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高扬的人类精神。

  但是,洛克、卢梭、华盛顿的人类精神立足于私,只能是“普世价值”的抽象,不能不在资本社会对私利的追逐、对金钱的膜拜、尤其对资本的推崇下幻化自我,终被垄断资本的酷虐所吞噬。海内外精英们振振有词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资本霸权专制施舍的一点自慰的喋喋。

  相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人类精神立足于公,以阶级斗争学说直面人类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家史”血淋淋的阶级虐杀与人民殊死反抗的革命;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学说,强化人民主权对资本特权尤其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颠覆,指明“普世价值”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之路。

  固然,洛克、卢梭、华盛顿所确立的“人类精神”被特朗普们的贪婪无耻和霸凌行径摧杀得体无完肤,令人痛心;但更令人痛心的则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确立的“人类精神”也被苏联、中国的特权贪腐们糟蹋的面目全非,以至社会主义“躺着中枪”。

  特权贪腐们最恶劣处:大发黑心财还在其次,败坏社会主义名声则罪不可赦。

  事实上,被海内外“精英”们责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贪污腐败,本不属于社会主义,而是特权垄断资本对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侵蚀,是社会主义必须直面的内部蛀虫,所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共产党立下铁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论定:为砸碎国家政权的必要的权力过渡。

  列宁论定:苏维埃政权+国家电气化;他强调:苏维埃政权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主权。

  毛泽东之为毛泽东主义,则在于他高度升华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专政的对象主要是执政党自身;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主要地表现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

  毛泽东主义因此确立,他不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而且为欧美“民主世界”各政党,为世界各民族和人类历史进程指明了必由之路。

  2、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中,某先生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认定“市场机制作为计划经济的辅助手段”。

  然而,这个论点却一带而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依然未能深入求索,使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二者关系模糊,以至不久前中国国际电视台刘欣在对美国电视主持人翠西的解说中,依然表达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屈从:“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进而强调 “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这是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的预告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吗?说得明白一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还是社会主义吗?

  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用。”(《邓小平思想年谱》)

  皇甫平进而发挥:“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但是,难道市场调节背后没有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吗?

  那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如何“变脸”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意识到自身理论的缺陷,他期待:“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如何从理论上搞懂这个问题?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不容置疑。

  马克思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就是“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列宁说:“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在省苏维埃主席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同样,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也不容虚化。

  西方理论界很较真:“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则和计划经济相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有制,是中共改革中的一个‘死结’。”(见徐厚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

  斯•汤普森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中论定:“每一种资本主义模式都承认:市场、竞争和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信条。”

  “美国学者贝特尔•奥尔曼则认为,剥削和异化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张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中国资产阶级“精英”樊纲在他的《求取命运的方程》中,坚决捍卫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劣根性:“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什么‘为消费者负责’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

  显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着截然相反的明确定义。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现:一切经济行为服从于不断地、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现:一切经济行为服从于不断地、最大程度地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马克思写道:“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特意对“资本”和“社会”两个词作了加重标志,突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分别:市场经济服务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计划经济张扬人民主权。在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上,二者严格对立。

  实质上, 社会主义没有“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是在社会主义主导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通。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对立中同一。

  邓小平说的不错:“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不能离开“市场经济”的沃土;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不能悖逆“计划经济”的中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计划经济”服务,即尊重、鼓励资本的同时,制约、管控和引导资本服从并助推社会主义进步,扩展人民权益。

  相反,在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则为“市场经济”服务,即扩展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制约人民对资本剥削的抗争,强化大资本家阶级“中枢”对人民的统治。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同一体,在这个“同一体”中,谁居矛盾的主要方面,谁就决定经济的性质,也决定社会的性质。

  市场经济处于主导地位,一定是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处于主导地位,一定是社会主义。

  但是,“主导”并不意味着“量”的覆盖,而主要是“质”的规定

  对社会主义而言,计划经济体现在“质”上,市场经济体现在“量”上。所谓“质”,即对社会经济性质的设定:市场经济被计划经济制约;所谓“量”,即对社会经济形态的认定:计划经济认同市场经济的普遍性。

  “质”是一个点,“量”是一大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支柱,而市场经济则是充满大厦所有角落的大量的构件、檩条、梁木、砖瓦……

  进而言之,市场经济不是计划经济的简单“辅助手段”,而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计划经济不是高踞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外在强权,而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范。形象地说,计划经济融解在市场经济的血液中,支持并制约市场经济的外在驱动。

  开放市场经济,解放资本,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才能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坚持计划经济的统帅地位,才能引市场经济万川奔流,聚向社会主义的经济之洋。

  “统帅”不能兼职“兵”,否则垄断横行,体制僵化,社会主义经济异变为官僚特权经济;反之,“兵”不能架空“统帅”,否则市场经济泛滥,资本掠夺劳动,社会主义畸变为资本主义。

  “统帅”运筹帷幄,必须有所依凭,那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主干型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承担着宣示人民主权和社会主义指向的重任,它绝不能如刘欣所说“作用越来越小”,而只能“越来越重要”;它是计划经济的主力军和宏观调控的基石,更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驱者和公有制的实验田。

  因此,它应该是共产党人实践“入党宣誓”的特殊党校,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示范园地;它应该是推进《鞍钢宪法》由工人参与管理的企业,也应该是尊重人民主权由人民监督的企业;它应该以严格的按劳分配成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也应该充分借鉴资本主义成果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柱。

  这样的国有企业必须自觉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市场经济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用市场经济的全部成果发展自己,参与国际市场资本竞争,引领“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在全球化日渐加深的的当今世界,融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与之竞争,是中华民族复兴所无法避免的宿命。”(杨志荣:《黄金“木马计”》,载2007.7《环球财经》)

  这样的国有企业担负着巩固公有制主导地位、推动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艰巨使命。它不能没有对资源和关乎“国计民生”大局的行业的垄断。

  这样的国有企业应当严格把握政企的对立同一。政企分开是权责明确的分工,政企合一是共同的社会主义指向。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公有制实验田的意义上,政企能够分开吗?

  然而,如果国有企业领导人做了资本家的同党,或者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僚垄断集团,那一定将国有企业异化为贪污、腐化、特权与剥削的发酵池,不但成为“计划经济主导”的自我讥讽,而且沦为人民公敌,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精英”们拆分、租售国有企业直至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的理直气壮的口实。

  不可讳言众多国有企业沦落的惨酷事实。

  然而,几十几百个大型国企,在几百几千个耻于臣服私有制、私有观念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产党人带领下,投身一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伟大实验,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下去,难道不是引领历史进步的最瑰丽最壮观的千秋功业!

  国有企业,中华崛起所系,它以对计划经济的承载,开拓世界进步之路。

  人类必须计划自己!——被竞争与强权鼓捣得乌七八糟的资本世界,已经将这个课题日益迫切地提上日程,鸣响着历史的呼声。

  此刻的中华子孙,岂能在资本世界“市场经济”的鼓噪中失了方寸,而不能昂首挺胸担起引领“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化的使命呢?

  计划经济是比市场经济更先进的经济模式,现代计算技术也不断提升计划经济的科学内涵。确立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对人类经济进程的自觉。

  当然,社会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只有当人类和谐与现代科学能够为计划经济提供全面、周到、系统的条件时,这种模式的合理性才会最终得到证明。

  计划经济任重道远。在市场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的资本世界,中华民族应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及其规律的现实考量中,勇于开拓计划经济的实验之路。

  3、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中,某先生定义了“三种结构”:古典结构,近代结构,最近结构;也就是封建结构、资本主义结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结构。

  “使古典结构中代表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特性的成份真正得以继承和发扬,将其自身具有的变通性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弘扬最近结构中表现人类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执领价值系统。”

  这里,某先生触摸到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有一点似应商榷:将“生长的机制”赋予近代结构即资本主义结构,而将马克思主义予以 “人类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道德虚化,是否合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失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淡化。

  确实,“中国社会正在从政治动员型社会走向经济动员型社会,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商品经济 = 资本主义经济。显然,中国社会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走上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过渡的漫长道路,但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轨道仍没有超出这一历史进程。”《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也就是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转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转化中,“最近结构”即马克思主义步入危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围绕着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展开,一旦这个主轴变动了,整个政治文化就势必要转变。假如新的价值系统不能较快构筑,政治文化就会失去集聚的核心,发散开去,从而产生种种消极结果。”《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马克思主义的“主轴”即“主导地位”变动了,建立新的价值系统迫在眉睫。“中国政治文化目前面临的首要工作是铸造价值核心,也就是价值系统中的中坚概念。……今天铸造价值核心,就是把握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总体过程,选择有利于这场转变的核心概念。”《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什么核心概念?

  ——“民主主义是今天世界上决定‘软权力’势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

  什么民主主义?

  ——“洛克、孟德斯鸩、卢梭、潘恩、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的‘示范’效应首当其冲。明显的是,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并没完成,处于逐渐递进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只是一种向往或理想,现实进程更为蹒跚。”《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

  那么,何为“民主主义”?

  首先,“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 “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在本来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没有民主。

  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消亡。社会主义是人类消灭阶级、终结政治之后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属于整个社会,因而只有社会成员平等的“人”,没有政治意义上相对于统治者的“民”,自然不存在“民”之“主”。

  其次,“民主主义”是千古人类精神的的资产阶级政治形态;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原则的浑厚亮丽,成为资产阶级先驱者代言人民喊出的时代强音。

  人类世世代代怀抱的大同憧憬,被共产主义者赋予了科学内涵;但它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利”。古今中外驻留青史的伟人,不能不立足时代的和阶级的现实土壤中,他们尽管表现为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形态如苏格拉底,地主阶级思想家形态如孔子,资产阶级思想家形态如卢梭、斯密,无产阶级思想家形态如马克思、列宁,但他们实质上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阶级形态,表现出对纵贯千古的“人类精神”的共同追求。“人性”、“人道”、“普世价值”的抽象,生动映现在他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变革的具象中。

  实际上,民主是人类“公天下”的本质诉求在私有制的表现形态。古希腊民主是原始公有制在阶级社会初期的遗响,现代民主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架设的通向无阶级社会的科学桥梁。毛泽东说得明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论联合政府》)

  此话何解?

  ——彻底实现资本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

  然而,第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实行民主。立足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民主,遏制不了资本剥削的内在冲动。资本的运行规律和嗜血本能击碎了资产阶级先驱者们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独立宣言》、《人权宣言》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精神;尽管资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对民主的刻意渲染,但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对民主的恶意消解。

  资本主义是商品社会——

  商品冲击了一切特权,只留下商品的特权;“等级”被否定了。

  私欲战胜了一切公理,只留下私欲的公理;“神圣”被否定了。

  商品堆里,一切个人、集团、政党、阶级都幻化成可以买卖的商品,都可以在金钱的天平上予以量化,而每个“商品”都被赋予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权力——商品的民主内涵。

  然而是商品的“民主”。

  既是商品,则“民”何在?“民”不在,何来“民主”?

  “商品社会化”完成了对“商品”的抽象,成为“人的社会化”的商品形态;而“商品具体”则被否定了,亦即“商品”服务于人的本来功能被否定了。于是,“人”从“商品”中解放的课题,提上日程。

  这是否定之否定——

  “商品”否定“人”,是人的物化,即人被商品奴役的畸形态;而“商品社会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意味着几千年私有制中人从被物奴役状态向“非人”状态的全面沦落。

  “人”否定“商品”,即“人”的自我的全面复兴;而“人的社会化”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则意味着转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超越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革命,已经到来。

  所以,第四,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否定,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现。

  商品否定了“等级”;商品的特权却堆积起雄冠今古的金钱等级——大资本家垄断集团。

  私欲否定了“神圣”;私欲的公理却支撑起道貌岸然的资本神圣——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每个商品都具有在竞争中被毁灭的“合法”理由,每个人的私欲都具有被更大的私欲吞噬的“合法”权利,每个人的民主都只能在资本嗜血的体制中,为自身有限的尊严而挣扎。

  资本聚敛与集中形成大资本家专制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下, 代议民主,宪政民主,多元民主等等,无非资产阶级专制在人民民主冲击下所“创意”的限制民主的各种方式;民主不过是资本专制的附庸。

  不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如何优越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受制于资本专制,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世界的民主成果,则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运动冲击资本专制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形态。所以马克思提出“革命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还有西欧践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肩起资本主义民主的重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民主变通为社会主义民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民主一般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一般地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实现自己。

  社会主义民主绝不能排斥资本主义民主;相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

  严格地说,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统一战线。它有两个担当:一个是一丝不苟地尊重与落实资本主义民主,另一个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转化。

  两个担当在对立中同一:即扩展人民民主以制约特权剥削与落实资本主义民主以推进社会主义的对立同一。

  无论资本世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担起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个“对立同一”。

  ——这是社会主义转化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应当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如何担当?

  某先生写道:“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确定或者倡议一种国际体制,就能够扩大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权力。”(《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

  那么,“确定或者倡议”什么样的“国际体制”呢?

  既然人类社会是由诸多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共同体”, 各个国家的人民又处于资本剥削之下,而中国则处于向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即资本主义的“漫长”转化中,那“确定或者倡议”的,能不是资本主义国际体制?

  进言之,“确定或者倡议”这一国际体制,“扩大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权力”,其指向,能不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身份投身对资本世界的国际权力的争夺,而必然地步入资本争霸?

  民族抗争与解放,民族独立与自强,是资本世界的显著特征。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闯进资本世界的民族大家庭。但中华民族决不能被资本世界消融,蹈入近代大国兴衰之覆辙,而只能以独立的族格、国格即社会主义品格,引领资本世界向社会主义变革。

  当特朗普巧言令色,将倡扬“世界主义”的罗斯福玩弄于鼓掌,以极端自利的“美国优先”畸化民族主义,诱惑美利坚民族拴在“美国霸权”的战车上,便完成了对美利坚民族的绑架与侮辱。

  当特朗普声色俱厉,将垄断资本集团的霸权意识,诉诸于对欧盟、俄罗斯尤其中国的“争霸”指责,则不但标志着特朗普们面临美国霸权衰落的焦虑与恐慌,同时也见其险恶用心:诱导欧盟、俄罗斯尤其中华民族滚入“民族争霸”的陷阱而自我衰亡。

  中华复兴绝非狭隘的民族复兴,而是放眼世界、推动人类整体进步的社会主义复兴。

  无可争议,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凝聚民族情绪于一时,但以自利为核心的资本拜金主义却从根本上销蚀一个民族的筋骨。只有弱化贫富悬殊、强化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才能以巨大的向心力鼓舞民心,团结民族昂首挺胸,聚成钢铁壁垒,无往不胜。

  美国学者彼得·圣吉期待中华民族:“你们会不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后尘?物质愈富足,就愈唯我独尊,傲视于自然秩序之上?……或者,你们会找出一条新路?”(《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 见《北京晚报》2002年12月15日)

  毛泽东主义!

  ——人类进步的新路!即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也就是:以社会主义原则对资本世界及其国际体制的正视、尊重、规范和引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斯大林提出这一路线,在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合作中,苏联崛起。然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没有把这一路线贯彻下去。从宣告苏联社会阶级消失的理论失误,到苏联共产党异变为特权剥削党,再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不复存在,苏联消融在资本世界中,只剩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丧失了“社会主义主导”。

  苏联的问题在哪里?

  执政党自己的事没有做好,社会主义的事没有做好,人民主权的事没有做好,共产党异变为大资本家政党,社会主义异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尊重封建的“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资本主义的“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长期转变过程,高举毛泽东旗帜,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社会主义的阶级内涵,始终不渝地反腐肃贪,强化人民主权,以此示范于资本世界。

  人民主权!——这不仅需要政治的强化,更需要基本理论的澄清。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不!从根本上说: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列宁明确地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

  社会主义崛起一定是人民的崛起。

  改革初期, 人民的切身利益得到尊重,因此调动起最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而劳动者的崛起,则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运用如雨后春笋,蓬勃着中华崛起。

  改革中期,被人民群众主动创造精神所激发的科技伟力迅速脱颖,成为人民创造历史的表征;于是,科技反转来成为第一生产力,推动着中中华崛起。

  改革后期,当科技依附资本放飞自我之时,科技的位置被资本取代;资本垄断科技的发展方向和范畴,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抽象。资本后来居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规定着中华崛起。

  今日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就是对“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回归,强化人民主权,激发人民以主人的自觉,肩起民族复兴的使命,万众龙腾,创新,创投和创业,开拓社会主义崛起之路。

  资本主义是对资本的尊重,资本依赖劳动而生存,却反转来成为劳动的主人。

  社会主义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

  中国不能沉迷于资本崛起。资本崛起必须向劳动者崛起回归:“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报告》)

  人民主权!——撑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擎天柱。

  社会主义!——引领资本世界华丽转身的航道灯。

  四、几点结论

  1、明确主旨:承担起求索、研究并确立毛泽东主义的历史使命。

  2、深化本质:旗帜鲜明地阐释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崇高诉求。

  3、尊重现实:明确主张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五、毛泽东的嘱托

  “当我们党内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见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

  薛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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