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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遒:中华精神的历史脉络——献给毛主席诞辰日

薛遒 · 2019-12-19 · 来源:乌有之乡
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毛泽东——天下为公的化身

  

  中华精神的历史脉络

  ——献给毛主席诞辰日  

  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三皇文化与原始传说的启迪

  伏羲文化——人文始祖。

  伏羲女娲,始创人类,当为生物学意义上中华民族的起源;在史学意义上,则意味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通鉴外传》称其“始制嫁娶”,即母系社会的血缘婚制让位于父系社会的对偶婚制,由是开启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大转折。而伏羲画卦,则无可争议地成为几千年来学界公认的中华文明(经济、政治、艺术、军事、医学、天文、建筑……)的源头。

  神农文化——农业革命的象征。

  神农时代,变渔猎文化为农耕文化。《易经·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 进步的生产力,为原始先民进入定居生活创造条件,开始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大转折。 而神农以首领之尊,尝百草,试剧毒,为民解忧,则以我们祖先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奠定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主旨,成为后世《易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滥觞。

  轩辕文化——中华民族形成的宣言。

  司马迁《史记》确认:夏、商、周、秦……,承前启后,均向先祖轩辕黄帝致以崇高的敬意与真挚的认同。黄帝东征,披荆斩棘,逐鹿中原,以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将版图衍至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形成炎、黄、蚩等各部落的大融合,划土地,定制度,造文字,初具国家雏形,宣告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而嫘祖养蚕织锦,也以明确的男女分工,完成了人类最终过渡到父权制的大转折。

  伏羲、神农、轩辕,三个时代之界分的标志,三个文明之飞跃的象征。

  从此,中华民族龙腾凤舞,自“中”而“国”起。

  2、《易经》在中华文明中的崇高地位

  人类文明,东、西略同。亚当、夏娃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话演绎,录下了“创世纪”的灿烂篇章;伏羲、女娲以中华远古的初始传说,开启了人类文明的靓丽曦光。

  伏羲,中华形态的人类始祖,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以推演八卦之创举,辟开《连山》、《归藏》、《周易》活水径流。文脉传承,抑扬于经籍典册;生机蓬勃,沉浮于历史长河。张显主流气势,激昂东方底蕴。

  《易经》,扬起人类精神之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易经》是父权制即阶级社会的产物,但却深深扎根于母权制即原始公有制的土壤中,是在正视、认同私有制的基础上,以公有观念制约、规范私有制健康发展的千古航灯。

  《易经》推崇天下一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系辞》),规定了中华民族放眼天下的大视野、大观念,也规定了中华民族之世界主义的历史使命。

  《易经》强调革故鼎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就是民众地位得到尊重,富豪权贵予以抑制,如此,“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则就会国破政亡:“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彖》)

  《易经》提倡崇德修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中华文化初创之际,便将“自我革命”设定为人类文明的基座。而自我革命的道德依据和政治指向——天下为公。

  《易经》设定惩恶扬善:“天德,不可以为首。”(《象》)表明人间万物本质的平等;然而, “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正视私有制的历史进程,以“天下为公”的观念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加以变通,建立并完善惩恶扬善的制度——善的等级制。

  3、公元前500年,人类的轴心时代

  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道德经》、《圣经》、《佛经》、《论语》、《理想国》、《十二铜表法》……,东亚和西亚,东方和西方,星光烂漫,交相辉映。

  轴心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母权制全面让位于父权制,私有制全面取代公有制;其二,规范私有制、为私有制正名。孔子说“仁”,释迦牟尼说“平等”,苏格拉底说“美德”,犹太先知说“救赎”……,其共同指向:观念变革!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变通并制约、规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指引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轴心时代”深刻而全面地塑造了中华民族。

  老子《道德经》是响亮的革命宣言。其以“公天下”的坚定主张规定中华精神:“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进而限定“人道”的内涵:“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教训统治者:少私寡欲,平朴自然, “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

  孔子正视并尊重私有制现实,将老子的革命宣言变通为“仁”的实用。孔子说“孝”, 明确对家庭财产独占与继承的父权制内涵,而以“亲亲”之说向氏族祖先、兄弟姐妹、亲戚属员发散,又从观念上维系氏族或部落的血缘联系和公有架构,成为父权社会连接母权社会的脐带;孔子说“礼”,变通公有观念,以“善的等级制”的制度建设,确立私有社会百世不易的学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韩非意识到私有制大势已成,而天下大乱的根子,便是假公之名而集特权私利于一身的君主集权,他强调:“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法、术、势三位一体,是韩非学说的主旨,法者,显其公;术者,用于公;势者,维护公。究其实质,便是对每个人私利的法律保障和制约,实现公天下的诉求。

  其他如庄子“忘我”、孟子“尽心”、墨子“兼爱”、杨朱“利己”……,都是不同程度、不同侧面表达对“公天下”的认同。

  4、董仲舒与汉武雄风

  秦始皇首创郡县制,成为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向心。汉承秦制,然而,汉初分封诸王,导致七国之乱,至董仲舒主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乃至中国2000年的君主政治,贡献了一个坚固的理论体系——儒学思想体系。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司马光)孔子关于中华一统的学说,秦始皇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董仲舒完成的。“如果说秦始皇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横扫诸侯,实现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统一;那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则是由董仲舒首倡‘独尊儒术’并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崇下完成的。”(王永祥:《董仲舒评传》)

  没有思想统一,中华民族便如散沙,政治统一不能持久。董仲舒博取百家之说,升华孔子,以公有原则为法家学说强化灵魂,训诫统治者为政以德:“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董仲舒指出:政治的本质是教化,“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大辨人在》)“德主刑辅”,儒学思想体系于是确立。

  千古一帝秦始皇!千古一儒董仲舒!

  一帝一儒,一武一文;法治德政,刚柔互济。“坑儒”与“尊儒”,则对立同一,相反相成,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悲喜“情变”,成就了孔子学说大行天下;而“秦制”遂成两千余年政体。

  董仲舒明确儒学思想体系的“公天下”主旨:

  他以“天人感应”的牵强,张扬“民者为天”的民本思想;

  他以“三纲五常”的规范,抒发“尊善抑恶”的政治理想;

  他以“德主刑辅”的诉求,强调“观念变革”的社会实践;

  他以“独尊儒术”的实用,成就“天下一统”的中华宏愿。

  董仲舒确立儒学思想体系,推动汉武雄风席卷神州。

  5、禅宗革命与盛唐气象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两汉迭兴,至唐而气象恢弘。在文化观念上,儒、道、佛并起,虽不无门户之争,但本质趋同。此时,儒学正统地位依然,道教散在市井官宦,而佛教则以蓬勃之力,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凸起奇葩,自玄奘取经译经至禅宗革命,将印度佛教千年演变浓缩于盛唐百年史册。

  禅宗革命,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高峰的佛教形态。

  梁启超谓玄奘:“中国佛学界第一人”。

  惠能当无愧:“中国佛学界最后一人”。

  玄奘成就于公元7世纪前期,惠能成就于公元7世纪后期。前僧后僧,灵犀相承,百年吐纳,合力书写了中华佛教的大文章。

  禅宗革命,意义深远:

  其一,惠能将觉悟成佛解释为“无相、无念、无住”的“随缘”,意指佛性实为人在主观上对大自然周转运行、无偏无私的自觉,从而彻底掏空自身私欲私念而浑然于宇宙内外廓然之公。

  其二,惠能禅说以世间无佛立论,所谓佛,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将心外佛变成心内佛,:“凡夫即佛。……自性平等,众生是佛;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坛经》)众生平等,众生便是佛。而人人皆佛,身外无佛,便全没了佛祖和佛教的地位;则佛教思想体系宣告终结!

  禅宗否定神灵,否定地狱和天堂,“不要念经,不要持戒,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礼拜什么偶像,甚至连出家也没必要了,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靠自己心的觉悟。”(汤一介:《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论说:“中国佛教哲学发展到唐代,已达到了顶峰,其后也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了。”(方立天:《佛教哲学》)

  其三,惠能以禅说形式发动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政治革命。

  佛祖说“平等”,创立一支向特权集团进击的僧伽军团,宣告与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决裂;禅宗革命,以“平民佛教”向释迦牟尼回归,导引众生自我意识的觉醒,颠覆“精英”对佛教的独占,拓开佛学大众化之路,将掘除封建特权统治根基的历史诉求,付诸平民的“行禅”实践。

  中华佛典,汗牛充栋,独惠能禅说为“经”——《坛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惠能不是帝王们的推崇,而是底层群体的广泛认同,人民创造历史,遂成佛界大观。

  

  6、程朱理学与大宋高峰

  在中华文明史上,禅宗革命以对人与自然之本质的明心见性,主要表现为“破”:人人自为佛,则佛教体系土崩瓦解,进而,儒学体系乃至封建政体不复存在,千年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可以弃如敝屣。

  然而,如此一来,则成为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悖逆。禅以“空”说,势成没落。

  在中华民族史上,春秋至两汉,是私有制的上升期,其以饱满的生机扫荡原始公有制残余,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迅猛发展;自唐而宋,则是私有制的高峰期,其以勃发的生命力创造出经济繁荣、科技创新、军事扩张、政治集权的中央大帝国。

  然而,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却助长私有制的根性大爆发,“公天下”的理念横遭践踏,专制集权日盛,等级压迫加剧,私欲泛滥,特权横行,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撕裂社会,封建统治的腐朽内瓤尽都翻上来,张显着私有制的自我否定。

  在文化观念上,宋承汉唐。然汉重经学而弊于训诂;唐尚词章而流于虚饰,至道、禅时兴则终归空疏。于是,程朱理学担起经世致用的时代重任,“明天理、尽人事”,体用合一;其所恨所斥所否定者——唐宋高峰伴生的私欲井喷和政界、经界、学界的全面腐败。

  程朱理学融汇佛、道,以“本体论”的气象森然,周流贯通,将中国正统儒学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天即人,人即天。”(《朱子语类》卷十九)以“人天一体”的自觉,论定道德本体,明确观念变革的政治实用。

  道德本体的指向——公天下。 “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程颢:《定性书》)所谓顺应,就是人对“大公”的主观自觉。张载所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史》卷四二七)就是程朱理学的担当。

  至陆王心学,变程朱客观本体为主观本体,呼求“大做一个人”,更将观念变革提到至高地位,以至于立足大公向底层民众致礼:“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阳明:《传习录》)然而陆王心学也从政治实践上融合“禅说”,即如朱熹《鹅湖诗章》所示:“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古今皆无,也便宣告了儒学思想体系的终结和对私有制的否定。

  

  7、《红楼梦》与明清实学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 ”(《共产党宣言·序》)

  在西欧,是但丁。在中国,是曹雪芹。

  《红楼梦》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的界分性质。……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和之后的历史。《红楼梦》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新图像》)

  《红楼梦》——形象化的历史界碑!

  中华民族发展到唐宋高峰,完成了私有制在质上的自我否定;到了明清之际,质变促量变,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全面展开。中国封建体制向恶的等级制彻底沦落,高度的君主集权“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在“伪公有制”的重压下, 社会细胞腐烂,肌体全面衰亡。

  明清实学,是宋明理学的遗嘱执行。王夫之提炼程朱:“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

  私有制应该是公有制的变通,是以与公有制对立的形态落实公有制。这样的私有制要求每个人的私欲都能得到公正的实现与满足,每个人的“自我”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张扬,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份平等的权利。这种私有制的彻底实行,其实就是公有制。而这种私有观念的本质,其实就是公有观念,即“天理之大同”。

  宋明理学为中国“文艺复兴”奠定理论基础,把天理——公天下的本质要求诉诸私有制;明清实学则是对宋明理学的实用,以否定天理的形式回应天理的内在呼唤,催动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波澜。

  《红楼梦》——中国文艺复兴的代言,它以艺术形式张扬程朱理学,成为明清实学的形象表达。对于浩如烟海的儒家宝典,它唯一肯定其实质——完美的德性:“除‘明明德’外无书。”(第19回);对于父权制=等级制=私有制的恶迹斑斑,它做了血泪的控诉和严正的批判,而将真、善、美向女儿世界位移,鼓舞黛玉以侠骨剑锋,劲扫千古英雄,遂又崛起三个“丫头”——迎春、探春、惜春,秉天地之灵气,刀斩为封建剥削和私有制张目的儒、道、佛;最后 “三春过后诸芳尽”, 用女儿世界的毁灭,宣言中华文明的没落和儒学思想体系的终结,为推翻私有制的政治实践作了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准备。

  8、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中国旧制度的终结以康有为为标志。中国新纪元的开端以孙中山为旗帜。康有为以忠君的固执,孙中山以为民的执着,联袂并立于中国近代史的滚滚风云中。

  康有为——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终结者;同时以忠君保皇的等级观,成为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殉葬人。他前承圣之大成者孔子,后拒圣之埋葬者孙中山,以圣之终者,成就了一个轮回的辉煌。

  康有为之“圣”,是他开宗明义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孔圣人到康圣人,中华文明史贯穿了一条“圣”的主线,并演绎着对“圣”的变通和对“善的等级制”的追求。

  康有为是中华文明史的最后一位圣人;孙中山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共和国民”。 孙中山——公有制及公有观念的开拓者;同时以对革命的忠诚,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终结着中华文明史从孔夫子到康有为的圣人史观。孙中山出,圣人亡!

  高贵与卑贱,圣人与平民,这等级之别将成为人类的耻辱而封入档案。康有为代言着儒学思想体系的寿终正寝,他与孙中山拉开了公有制及公有观念取代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帷幕。可以说,对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朱熹给予了本质的否定,曹雪芹给予了形象的否定;那么,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则开始了社会实践的否定。

  毛泽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也是康有为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梁启超说:“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

  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专制的历史进程中,康有为维护封建君主之“名”,扩张资本主义因素之“实”; 孙中山顺应资本主义因素之扩张,革封建君主之命,为资本主义“正名”。 然而,“天下为公”的内在冲动,使他们的改革与革命同时植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追求。梁启超说道:“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南海康先生传》)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演讲本三民主义》)

  保皇与激进,是大同诉求以不同形态标注的两个时代的界分。无论康有为奉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路线,还是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都以其内质的“天下为公”,论证着一个真理: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社会的两种形态。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当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全面席卷整个私有经济的土壤时,就已经框定了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社会改良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抑或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正名”。 资本主义推动的全面社会化,从根本上否定特权等级制。

  然而,金钱却造就新的特权和等级,表现为资本主义对私有制的屈从和对自身革命内涵的背离。金钱孳生的疯狂,砥磨着人类的“大同”向往。为着这个向往,康有为以退为进,选择了改良;孙中山以攻代守,选择了革命。康有为败绩。但戊戌失败法未败,大势所趋,潜流暗动,新思潮已不可遏制。孙中山胜出。但辛亥胜利法未胜,只是革了满清的命,“天下为公”的宏愿最终拱手于“天下为私”的无奈。

  历史拖曳着曲折的轨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被剥夺了封建等级特权之后,依据金钱的力量疯狂反扑,形成更无耻的金钱等级和更贪婪的资本特权。

  然而,历史内在着激情的呐喊。《国际歌》响彻全球,成为时代强音:“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9、毛泽东与新中国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其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为自己“盖棺论定”;而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不管表现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直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同形态、不同程度地感受着毛泽东精神的震撼,与革命共脉动。

  毛泽东精神鼓舞新中国崛起。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建立新中国,而在于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成为一个与草根民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全人类的伟人。

  汤一介在《汉学名家书系·总序》中写道:“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创建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胡乔木则说:“从马克思主义产生100多年以来,世界变化很大,而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新的突破。”(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毛泽东主义!

  全球一体化潮起潮落;中国新文化,就是世界新文化。梁漱溟早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触摸到了历史脉搏的律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转引自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

  毛泽东代言这个复兴。他晚年忍民族劫难之痛创意文化大革命,为确保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己,亦即强化人民主权,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监督、推动共产党自我革命。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确立了基本理论,列宁开创了政治实践,毛泽东则将观念变革尤其是执政党自身的思想革命诉诸于文化革命。从此,三位一体,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指引人类的进程。

  

  1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1世纪,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开始了历史大转折。

  21世纪是资本世纪,在这个世纪,资本的能量爆发,为世界历史展现无限光明的前景;而资本争霸和特权垄断,又将人类命运推到灾难深重的崖边。为资本的私欲助推着环境污染、核备竞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战争与杀戮、嗜血与颠覆……;在这个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日益成为世界各民族的强烈诉求;然而,这个诉求也在垄断资本的残酷施暴下遍体鳞伤。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资本世纪破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

  私有制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怎样扩展公共设施、公共福利,社会属性只能是资本主义;公有制居于主导地位,可以存在大量私有成分,但其属性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尊重、学习、合作与斗争中,坚定不移地、逐步地转化资本主义,将垄断资本集团妄图霸凌世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转化为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全球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认同私有制的现实,尊重全体国民的私利,鼓舞全体国民的积极性,知青返城,联产承包,市场经济,WTO……,中国赢得天时、地利、人和,在资本竞争中崛起。

  然而,改革开放也在资本的大举侵蚀下伤痕累累, 大多数人合理的“个体私有”被极少数人的极端私有剥夺;上层社会的资本扩张饱浸着下层群体的血泪:买断工龄,下岗失业,强拆占地,血汗工厂……,社会在为金钱的疯狂中沉沦。

  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中国特色”被恶意误解,改革开放的法理地位遭到严重动摇。为改革开放正名的任务提上日程。

  新时代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新时代”。

  这个标志就是:不忘初心!旗帜鲜明地强化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属性,坚定不移地展开对资本主义劣根性的反击;在社会主义主导下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以明确的“社会主义主导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政治实践,丰富并发展毛泽东主义,成为“毛泽东主义” 在21世纪的新形态。

  小结

  (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贯穿一条“天下为公”的主线;

  (2)中华圣哲直面私有制现实,以公有观念制约、变通、规范并引导私有制健康发展,明确了“善的等级制”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郡县制是“善的等级制”的政体;

  (3)封建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扩张自身的极端私利,将“善的等级制”异变为剥夺公众权益的“恶的等级制”,中国郡县制在“善”与“恶”的激烈斗争中,延续着,发展着;

  (4)马克思主义诞生,共产主义思潮将“天下为公”的主旨诉诸整个人类社会,《共产党宣言》关于“人人平等”、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体的政治主张,在本质上否定一切等级制;

  (5)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前进的方向,但强大的私有制现实和传统势力依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公正、平等与自由,因此,建设政治清明、法制民主、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规范、引导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善的等级制”,是向“公天下”过渡的政治桥梁;

  (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这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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