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针对“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论调”，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切莫再“忽悠”这个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不要煽动起情绪化思维”，“同时要警惕那些鼓噪‘贱卖论’的人”。而巧的是，在这则消息见报的当日，笔者也正好在本栏发表了《“非贱卖论”与“自轻心态”》。按照吴老的说法，笔者似乎正是“贱卖论”的“忽悠”者。
众所周知，除了“骗人”或者“搞笑”之外，“忽悠”还有许多不良的名声，因此，笔者便成了吴老口中那些需要“警惕”的“情绪化”的人。但问题是，我们能想象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存在么？举例而言，即使吴老先生这样严谨的经济学家，他“别再忽悠”的说法便明显带有“情绪化”的色彩。
事实上，忧患本身便是“情绪化”的。而吴老恰恰是忧患意识极强的学者。但如今，轻看“银行贱卖忧患”的人却变成了吴老本人：可以为境外投资者忧患“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却不能让别人忧患银行资产被“贱卖”？否则，便成了“忽悠”。
当然，辩证法并非中庸到时时刻刻不分“主要矛盾”的哲学，所以吴老的“忽悠”说法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仅仅把这种有一定事实依据的担忧“情绪”归结为“我国半殖民地的经历”，却不免太武断了。
事实上，许多像笔者一样质疑银行被“贱卖”的中国人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距离所谓“殖民地的经历”很远，对其的了解也仅仅是在历史教科书和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当中，谈何需要“警惕”这种“情绪化”？倒是在国内金融改革遇到困难甚至思想认识上的激烈交锋时，企图通过“外资入股”来一举摆脱“质疑”，加速“国际化、市场化”，才是值得忧虑的。
当然，吴老的有些观点笔者是同意的，比如“要分析是哪些人造成国有银行资本质量下降，让国有资产打水漂”，还比如“最重要的是面向国外资本开放的同时，也对国内的资本开放。尤其是要给民间资本以同样的机会”。但是，这些难道不也可以成为笔者质疑“贱卖”的理由么？
试想，在银行改制的程序公平问题上出现偏差，难道能引导出结果的公平么？吴先生一直是反对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的市场派代表人物，人送绰号“吴市场”，但在银行改革的市场化选择问题上，为何“情绪化”地背离了一贯的市场化信条？难道没有“境内资本”参与博弈的银行价值便能“天然”逃脱被“贱卖”的命运？莫非“境外投资者”都能理性到不经竞争便“合理”地购买中国各大银行股权的地步？
问题还在于，又是谁，能相信“境外投资者”的这种“公平”理性？笔者以为，即便本着“起点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个问题也和吴先生所提到的“对国有银行投资的关键是能否真正进入银行的公司治理”同样重要。
吴老说，“只有真正参与到公司治理，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到底要谁参与到公司治理？又如何能“公平”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呢？
吴老是笔者尊敬的学者之一，笔者曾多次撰文，分析、赞扬过吴老的睿智和远见。而对他的“情绪化”言论，笔者宁愿奉劝：至于“忽悠”，还是留给赵本山为好。
200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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