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组织，在解决问题中发展
“现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大环境很好，整体形势也不错，但面临的困难依然相当多。这次来交流经验的农民代表，大多是当地合作社或者协会的带头人，发展过程中的辛苦，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河南兰考胡寨村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感慨地说。
突破传统小农意识
王继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己有过切肤之痛。2000年，王继伟在自己村里牵头成立了胡寨村种养协会，尝试种植市场稀有蔬菜。王继伟出去考察了市场，初次合作的村民们一起种了22亩的西洋南瓜，4个月后初尝胜果。到2004年，合作面积扩大到100亩。然而，市场瞬息万变，在迅速下滑的价格面前，合作农民手足无措，对如何处理产品产生了分歧。这一年，种养协会解散。
“关键时刻，农民身上的弱点，毁了这个合作组织。”王继伟说。因此，王继伟在经验交流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改变农民的小农意识，保证农民合作组织的稳定，把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会长郑冰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没有商业东西出现时，农民一心想着办公司办企业，办起来之后，种种小农意识往往就出现了。拿我们的涂料厂来说，厂里的农民去给人家干活，弄坏了人家的地板，不道歉，反倒跟人家吵架，我们的妇女手工艺协会，开始时，一次产品验收，200个班里有38个班质量不合标准，当我责令返工时，农民却不知道“市场无情”的道理，硬认为是我不给面子。所以，农民办合作组织，要突破一个一个的意识：学习意识、市场意识、团结意识……观念变了，才会有能力的提高，才谈得上发展。”
期盼资金和政府支持
交流过程中，农民互相之间问的最多就是：“钱从哪里来？”由于在合作初期，组织成本一般都非常高，在现在农村的经济状况下，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山东鱼台姜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马宜场说：“感觉目前最需要的还是资金。虽然农户之间有资金互助，但是考虑到具体农民的收入情况、家庭情况，民间的集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农民觉得刚开始就要收钱，便往往抱着等待观望的心态；同时集资还受政策制约。而合作社的贷款能力也比较有限。”
另外，由于现阶段法规政策还不完备，很多地区的农民合作组织和政府在沟通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因而获得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大。对此，郑冰表示：“这需要两方面努力，我们不要光知道埋怨政府，感觉政府服务不到位的地方，我们需要主动去寻求沟通。我组织村民进行技术培训时，没有老师，我就去找农业局，让他们派技术员给我们讲课。后来市领导班子听说后都去看，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支持。”
扩大联合沟通城乡
4月27日，30多家农民合作组织中的7家———山西永济农民协会、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等知名农民合作组织，宣布成立“国仁绿色联盟”（合作联合社），以合作社间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联合协作，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据悉，“绿色联盟”在农业生产上承诺采用绿色健康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为了适应市场而联合起来。联合社创办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绿色联盟”的经营者是王继伟。
办这样的一个联合社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王继伟说：“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往往很低，农民没有什么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民必然选择用见效快的农药来减少投入，尽可能多地使用化肥来获得高产，其结果就造成农产品大量的农药和化肥残留，形成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成立“绿色联盟”，希望可以沟通城乡，让农民和城里人都得到实惠。”
郑冰说：“各地的农民合作组织原来自己就是在本地区发展，但是，和外界的信息交流和配合又是非常重要的。建立联合社，不仅仅打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家互通有无，一起抵抗风险，在北京打开市场，只是一家合作社很难在大城市立足。”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被农民正式聘为合作联合社的社长。温铁军说：“农民合作组织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问题。我们在帮助农民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感到相当大的困难，就是城市不动，光农村动不行。农民的产品必须要得到城里人的认可，城乡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很多学者也参加了联合社的揭牌仪式。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焦守田说：“现在要让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依赖社会其他方面的力量，如大学生志愿者等。”
结语
农民合作组织的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也在继续。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郑冰进行报告、与农民进行经验交流的过程中，一些农民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郑冰则笑着说：“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吧。”这句话，似乎更符合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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