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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仁祥: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

恽仁祥 · 2015-06-2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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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分田单干的比较,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

  全盘否定农村合作化至今已30多年过去了,但农村合作化建立的丰碑经30多年来封建农业制度复辟的检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反更显得光彩夺目,愈显得有其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合作化

  1.农业合作化的起因仅就本人亲见亲闻作些介绍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即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两倍以上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大大激发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一些不可抗原因,如灾荒、疾病或强劳力死亡等等,土改后不久,出现了严重两极分化,又发生历史上卖地、买地问题,由此产生新富农和有的农民失地的问题。尽管土改后农民自发组织互组等措施,但也难扼制两极分化趋势。一部分进步的农民和农村干部,从1953年开始兴办农业合作社,即初级社,土地和大型农具以及耕牛等入股参加分红,但主要按劳动力分红。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时党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刘、邓认为这是“冒进”,而毛主席支持合作化。这一矛盾在革命老区如山西省更为突出,陶鲁笳同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对此作了详细介绍。至195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初级合作社,少数转为高级社,即土地等不再参与分红,完全凭劳动公分分红,至1958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下,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

  2.人民公社

  对人民公社,估计50岁以上的农村人都清楚人民公社的情况。在此作些简单介绍。

  当时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一大”,即规模大,一个乡就是一个公社,而当时的乡相当解放初一个区,习惯上称解放初的乡(沿袭解放前行政乡)为小乡,后把解放初的区改为乡或镇,即称大乡。实行人民公社后,把解放初一个乡划为几个生产大队,解放初的行政村,划分为几个生产队或称生产小队(以上是我家乡的情况)。“二公”,即土地等全归公社集体所有,全部靠劳动取得报酬。更具体讲,人民公社就是政社合一,工农啇学兵为一体,区别于苏联集体农庄是农业单一经济。应当说:人民公社是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一大创举。人民公社的建立,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现存的河北周家庄是唯一保留的人民公社,河南南街村是保留的生产大队之一。这些顶住分田单干妖风而坚持下来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遭到走资派疯狂打压的情况下,据报道,都比当地分田单干的好,尤其社会风气好、干群关系好、没有或极少外出打工,没有无依无靠的孤独老人或留守无人照管的儿童,少有所学、老有所养,上学、医疗、住房、生活必须等都集体包了。我有幸在南街村住了一宵,走马看花看了一下,我在发表的文章中曾讲:即便北京市区,找不到一个街道有南街村那样繁荣景象、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再谈谈我家乡的情况,从人民公社至毛主席去世发生的变化:农业亩产由解放初的300市斤左右,增长到约平均3000市斤,增长了10倍;每个大队都有小学,公社有一所初级中学和一所完全中学(合作化前为零);每个大队有医疗站,公社有医院,公社有农机厂和修配站,收割等基本机械化,还有技术和良种推广站等(这在合作化前都是零);全公社实现了河网化,充分利用长江丰富水源和强大排水功能,电力灌溉和排水,基本上改造成了大面积旱涝保丰收,当时仅偶尔有的雹灾无法解决外,其它灾害基本上能解决,即改变了几千年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公社和大队办厂,如雨后春笋般高速发展,相当比例的农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以至生产的各类刀具刃具闻名全国,被誉为刀具之乡,部分产品如钻头等还出口;公社有供销合作社,而且商品齐全;社会治安由工、农、青、妇、民兵等群众组织负责,都是兼职人员,没有“派出所”、“城管”、“交管”等乱七八糟的“维稳”机构。

  从全国的情况看,中国历来粮食不够吃,讨饭、逃荒等几乎无法解决,唯人民公社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人平均粮食达680市斤,解决了温饱问题,连反对人民公社的人也只得说“这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依靠全体农民群众和全体农村干部努力的结果”。(参见师东兵著《文化大革命纪实》第482页) 。在工业方面,实现了人家有的,我们能造,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能造。特别应提出的是农业的基础即水利建设,人民公社的成立,在这方面突出显示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据统计:“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都先后进行规划治理。不论筑坝防洪发电,修堰引水灌溉,国家参与程度,群众动员人数和总投资额,都远远超过了历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由1952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百亿元,而农民和各级干部以及学生等参加水利建设劳动均没有计酬。建成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主要是:整修、新修堤防、圩垸、海塘16万5千公里;疏浚整治排水河道,开辟排水出路;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万6千万座(解放前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 像众所周知红旗渠以及像大寨大队把山坡改为梯田,特别是大灾之年夺丰收,做到了不仅不要国家支援,而且农民口粮没有少、给国家交的余粮没有少,诸如这些人间奇迹,都是靠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取得的。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国家粮库储藏了够全国人民吃三年的粮;冷库储藏了够一年以上供应市场的猪肉;国库储藏了大量黄金和资金,当权派一次就给美国送去600吨黄金,并连续三次大幅度给其网罗的官员们涨工资,笼络人心。然而,当权派倒打一把,诬蔑毛主席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养懒汉”……,一下強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复辟了分田单干的封建农业。

  二、搞分田单干后的情况

  前面简要介绍了农村合作化的情况,现在介绍强行推倒了合作化,大搞分田单干后的情况。我们研究问题,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比较,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可能因为我是学工的,习惯用数据說明问题,因此先介绍官方公布的几个数据:

  2008年8月5日“京华时报”B37版报导,小标题:“国家统计局发表经济评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2009年1月20日出版的“文化艺术报”第5版,标题为“足迹遍布五大洲30多国‘中国海外租地种粮210万公顷?’”一文说:“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中国粮食净进口量将由1997年的416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76万吨和2020年的2224万吨。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进口粮食不如进口土地,……”。众所公认的我国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即“中美国”,和上述经济上超过60%依赖帝国主义,粮食依赖进口量大幅增加,以至在国外租用耕地210万公顷种粮;把30年前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了经济、工农业依赖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甚至黑龙江被美国转基因大豆挤压到了呼吁要救救黑龙江大豆生产、加工基地的地步。前几年有报导我国约2亿人靠进口粮食吃饭,估计近些年已远不是这个教字。可见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就是由粮食自给自足“改革”成了几忆人靠吃进口转基因粮、60%以上的油料大豆靠进口转基因大豆。

  另外,毛泽东时代建造的水利设施,大量被破坏,造成旱也成灾、涝也成灾。更严重的是大量土地荒废,农村青壮年大量弃农进城打工,即廉价“农民工”。更糟糕的是大量农村女青年被迫、被逼、被卖沦为妓女。2000年有报道《‘性产业’撑起中国经济之一角》说:“我国卖淫女不少于五百万人,如果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则中国‘性产业’从业人员约达二千万人;如果假定2000万性从业人员每人的年均收入为2万5千元人民币的话,则其收入总额约在500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如果估计‘性产业’群体的消费支出乘数(就是每一块钱‘性消费’带动的其他消费支出)为四倍的话,那么由‘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竟达1万亿!‘性产业’竟然撑起了中国经济的一角?考虑到1998和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万8千亿和8万3千亿元的话,则‘性产业’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居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12.8%!”成了世界最大妓院。

  2014年8月28日网易新闻发文称:“据新华社电 日前,全国将首次针对土地出让金展开大范围审计的消息引发关注。在过去的13年间,土地出让年收入增长超30倍,总额累计近20万亿元。部分地区土地出让金占据地方财政‘半壁江山’。去年,有些省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甚至超过税收收入。记者采访发现,分散在国土、土地储备、财政等部门的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除接受一些审计外,大多‘封闭运行’,导致违规不断、腐败滋生。收多少,怎么用,只有‘一把手’清楚”。可见,培养出了不少卖地“能人”和官员。 希望之声2014年10月16日讯:“中共官员日前承认,中国大陆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大陆目前仍有两亿极度贫困人口”。说明卖地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极度贫困人口随之同步增长,创造了“市场调节”的典范。“改革开放”把中国搞成了卖土地大国、贫困人口大国。

  特别应指出的是竭尽全力塑造的安徽小岗村这面分田单干的复辟典型,估计从外省市和本省为18户分田单干“掩手印”的这个生产队平均每户奉送了几十万元,并从省里调“能人”当这个典型的头头即村官,以及从上海等动员专家等到这里创业……,这一切装饰工程最终均告失败。小岗村并没有分田单干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没逃脱两极分化,个别捞成富翁,大部分贪困,甚至又操起凤阳花鼓讨饭。历史再次证明:分田单干,只能是快速两极分化,重蹈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落后的农业复徹,死路一条。

  介绍一下我亲见农村“改革”状况。去年9月,我从北京到上海,后返回老家江苏住了4天。我曾专门发表文章《如此农村“改革”必须立即废止》一文,介绍了徐州到上海,看不到铁路两旁在视觉范围内有成片稻田(在毛泽东时代应是望不见边沿的金黄色稻子的季节),基本上是草和花木。在家乡几天,徒步几华里,均是几百、几千亩成片的草地,杂一些花木,几乎看不到种粮。同乡亲们一闲谈,才知道本地农民己不种田,而租给安徽来的人种草,每亩租金1300元。据我小时候的一位小学同学(后参军任上海空军某校教员)介绍,前几年他老俩口曾返乡试种几亩地,除去种子、灌溉的水费、化肥、农药、请人干活的工资等,每亩年净收入约300元(老俩口的劳动不计酬)。可见从经济效益看,农民宁愿出租土地而自己不种田,中青年大多外出打工,老年人没事干,大多忙于学习打牌,有的从早打到深夜12点以后,赌博空前兴旺发达。镇上也有外来大姑娘“服务场所”,这在我们家乡是由史以来“新兴行业”,我曾介绍过当地海军飞机场官员到镇上嫖娼还有“警卫员”站岗。农民吃粮靠国家或外地来销售的供应,相当一部分蔬菜、鱼、肉……,靠从常州市贩买来供应。这些都是由史以来的奇迹,鱼米乡农民的口粮、蔬菜等靠城市供应。据我在苏州、无夕等地战友或大学同学介绍,他们那里也是这种情况,历来闻名全国的鱼米乡的农民的口粮靠城市供应……,城市的粮……从何而来?在我家乡镇上南端,造了10多幢单元式高楼,格局同北京十几层高楼一样,可能是同一个图纸造的。我一问,说是离镇7至8华里外的农村拆掉了,搬迁来住进了这些楼房。

  我问搬迁来后生活靠什么?

  他们说:靠拆迁费。

  我问:拆迁费吃光了怎么办?

  他们说:有的人己后悔而掉眼泪了。

  我问:老村庄拆除后干什么?

  他们说:现在都荒着。

  我把这些情况在互联网公开发表后,有好几个省市的网友发跟贴说:他们那里的农村也是这个吊样。可见我在文章中质问:农民不种粮而种草,草能当饭吃吗?如此“城镇化”还能干吗?因此,文章标题《如此农村“改革”应立即废止》,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三、农村合作化是农村当今和未来唯一正确选择

  通过前面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分田对干的比较,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我讲的农业合作化是当前农村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照抄、照搬。但农业合作化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原则仍是适用的。但有人不把毛主席这一套反复经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好经验放在眼里,自认有一套“创新理论”、“顶层设计”……我希望这些人,还是搞点自知之明,谦虚为上,同毛主席无可相比,既不是一个量级,更不是走的同一条路。

  这30多年在农村分田单干的结果证明,中国农业至少倒退了50年,即50年内大多农村赶不上坚持合作化至今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华西村等的水平。也有同志说倒退了一百年,总之是大幅度倒退封建农业复辟。

  现在有些口号应彻底批判,还其本来面目。现在农村有几句最时髦的口号:一是“土地流转”,而不说土地买卖,前面讲到土改后买地、卖地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造成了连当权派也承认“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 ,这近30多年两极分化的速度和裂度都创了历史纪录,前面己介绍了卖地的巨额收入和与此对应极度贫困人口的同步增长,不仅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而是穷人连儿童都集体服毒自杀,或集体死在垃圾箱……,说明打着“共产党”照碑搞土地买卖,并不比封建社会土地买卖高明。共产党不共产而大搞分产、卖产,还要共产党干什么?二是“城镇化”,前面介绍了我亲见的“农村城镇化”,实质是农民住进城镇单元房,抛荒土地。而坚持合作化道路的南街村,我说北京市区找不到那样的真正的城镇化例子,不信听便你亲自去调查;三是“种田大户”,而不叫地主,土改时土改法规定,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土地雇佣劳动力或出租等剥削来的,定为地主成分,现在把地主改称为“种田大户”,而城市把资本家改称为“非公有制经济”,都成了“改革开放”的“能人”,入党的人党、升官的升官,成了不少政权机构的核心力量,还能不腐败复辟封资修?!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回老家探亲,同解放初土改时的一些区、乡干部一起闲聊,他们针对有的惯于投机倒把的地主分子被封为“能人”说:“早知今日,当初何必搞土改?”说得好啊!顺便讲讲最近新闻报导出了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当权者早就宣布“没有阶级”了,所有官办媒体都把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扫而光,极右派对提这些名词的诬为“毛左”,但又出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清楚他们革了谁的命?现在见报导较多的还有“人民”一词,难道他们革了人民的命而成了革命家?右派分子、没有改造好的汉奸后代都当了“宰相”,公开声称挖共产党祖坟之辈,当了政府要员,这不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他们的“革命”,制造了涉及几千万人民的冤假错案,其中不少牺牲了生命。闹这类“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笑话,大概只有“顶层设计”才能编出来。可见,农村的发展,不首先把政治思想路线搞端正了,一切都是废话。只有政治思想路线端正以后,才能解决“干部是决定因素”,群众才能选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科学社会主义新农村领导班子,带领大家走向共产主义新农村,即彻底消灭剥削压迫和“三大差别”。也就是毛主席开创的反修、防修,人民不吃二边苦、不受二茌罪的人民当家作主通向共产主义的康藏大道!

  最后,我再次呼吁有志青年、专家、学者,开赴广宽的农村天地,公而忘私为农村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而奉献聪明才智!这是为人民建功立业的极好机会。我还相信“乱世出英雄”,符合毛主席主張的时势造英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人生一世,决不应成为“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动物园。

  恽仁祥          201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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