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重视农村工作 全面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讨会综述

忽培元发言:在我国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选择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忽培元 

     小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理想。早在二千五百年，我们的先人就发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慨叹。孟子则把“衣帛”、“无失肉”、“无冻馁”作为他的“王道”理想。可这些都是温饱型、安逸性的小康，标准很低。现代小康如何？邓小平同志讲，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说那就是小康状态。这是邓小平的“小康”概念。这主要是指物质生活标准。习近平同志主张的全面小康，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即包括居民个人消费的，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改善优化的。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的难点和重点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国农村发展进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总结我们几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又亲自在福建和浙江农村大面积长期试点、并取得全面成功的经验之后才郑重提出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适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要求的农村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和突破。

     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道路和模式，即加速“城镇化”，以城市发展逐步取代农村。日本、美国等都是这样。日本有好多影视剧都是反映城镇化进程中人们的乡愁别恨的。老人满目萧然面对日趋萧条的乡村，很是令人伤感。城市不断发展漫溢，淹没了村庄和农田。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像都市巨无霸的可怕的触角，它延伸到哪里，就把灰色坚硬冰冷的钢铁水泥等工业文明播撒到那里。于是所谓的工业文明吞并了绿色的充满传统记忆和民俗情调。人们眼瞅着萦绕田园牧歌与乡情诗意的农业文明在迅速消失，直至完全被城市代替。这个过程是纯物质的，甚至是反人性、反科学的，是一种披着现代文明外衣的可怕的现代野蛮。

　　应当承认，我们国家前些年在加快城镇化步伐的进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许多地方，城市淹没了不少乡村。更多的地方，乡村开始出现萧条的景象。不久前我们在陕北农村作调查，看到许多村子变成了废墟，令人想到毛主席的诗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人口爆满，教育医疗住房压力日趋加大，已经出现了人口素质下降和城镇风貌退步的普遍性问题。一些中小城市的街头，拥挤着大量的进城农民，许多中小城市成了大乡村。实际上，这距离所谓的现代化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城乡一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本质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就地解决农民、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而不是把十亿农民都一股脑集中到城市里来。

　　目前，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已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下来，成了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最高决策。可以说，这个《决定》的确来之不易，是几代人几十年艰苦探索的结果，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依据新的发展矛盾和实际需要，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新的战略创新。他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着力贯彻中央精神，大力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按照中央部署，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是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要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要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农村不能荒芜”，“城乡一体化必须规划先行”，“土地流转需要研究”，“建设美丽乡村不要涂脂抹粉”，“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只有这样，才能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朱启臻发言:城乡一体化要遵守两个规律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朱启臻 

上大学之前，我当过生产队长；在大学，学的是农业；毕业以后，也一直从事“三农”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因此，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感到很亲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及时，既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建立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根据目前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明确两个规律：一是正确认识农业发展规律，这涉及到农业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组织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是形成健康的工农关系和发展健康的现代农业的基础；二是要正确认识乡村发展规律，特别是认识乡村存在的价值，落实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记得住乡愁”的问题，这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和谐的基础。

　　首先谈谈农业发展规律问题。农业的本质是公共产品，或者说农业本质上是公益事业。这是由农业在人类生存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要指望任何国家来养活中国人，必须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和基本要求。农产品具有需求的必须性，要求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同时也买得到，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从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上保障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的特点进一步决定了耕地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与农民的关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责任。从农业的性质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不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耕地也不能成为承包者获得地租的所谓财产收入来源。那些鼓励、强化土地流转收益的论点在理论上没有依据，实践上导致了非粮化、非农化，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要像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土地流转要与城镇化速度相适应，要建立土地退出机制，而不是强迫或诱导农民流转自己的土地而成为失地农民或地租食利群体。必须坚持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农户经营基础，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实现农民的组织化，通过工业支持农业解决现代农业的技术、装备、人才以及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克服简单、机械移植工业思维发展农业的倾向。农业有自身的规律，要用生态文明的思路指导农业。不认识到这一点，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新型工农关系就难以建立起来。

　　其次，谈谈乡村存在的价值问题。目前存在的片面城镇化倾向，是以消灭乡村为代价的，甚至提出要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其结果不是拆村并点，就是让农民上楼。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无视乡村存在的价值，甚至认为乡村没有价值，必然被城市所取代。因此，必须了解中国乡村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历经6年的研究，出版了《留住美丽乡村》一书，对中国乡村存在的六大价值进行了归纳：

　　1、乡村的生产价值（产业融合的平台）。这是最为重要但又易被人忽视的价值，乡村生产包括了农业生产、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乡村的产生原本是适应农业生产需要，因为土地和农作物是需要时时呵护的，乡村的存在有助于耕地的保护、综合利用和精细化作业，有助于农业生产经验的交流和积累，有助于农业的减灾防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家院落不仅是乡村存在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生产空间，不仅可以满足村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是村民重要的活动空间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条件。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也只有依托乡村才能存在，乡村是实现乡村产业融合的节点。乡村消失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特色的乡村手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也就无从谈起。

　　2、乡村的生态价值（生态循环的节点）。可以说乡村是生态文明的宝库，这里不仅孕育着生态的理念、信仰，践行着低碳生活方式，也有效地实现着生态循环。乡村对耕地的保护、生态的修复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等均发挥着重要功能。特别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不仅如此，乡村的生态价值还在于它是人们生产与生活能量交换的节点。在传统社会，对农民来说是没有垃圾概念的，地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利用的，粮食用于人的生活需要，秸秆是理想的牲畜饲料，家禽家畜的粪便以及生活垃圾又可以作为有机肥用于肥田。无论是现代可持续农业，还是低碳生活，抑或循环利用，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等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都可以在乡村中找到其源泉。

　　3、乡村的生活价值（综合生活的空间）。乡村作为村民的生活空间，是依据人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要构建而成的。这种生活空间具有综合性特点，从构成要素上看，包括了院落、乡村结构、邻里、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公共资源、习俗与乡土知识等，从生活内容上看，则涵盖了生活资料的获取、闲暇活动、交往、娱乐、节日、时令与习俗活动。乡村生活综合地满足人们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感情等多种需要。研究乡村生活离不开田园风光，离不开与大自然相吻合的生活节奏。乡村生活不仅与乡村生产融为一体，也与乡村文化彼此交融。乡村消费的去货币化特征、休闲娱乐的群体特征、文化活动内容的乡土特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乡村生活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打造具有养老、养生、养心功能的新型农村社区，促进城乡互动，已经成为城乡功能互补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4、乡村的社会价值（社会危机的缓冲带）。乡村的社会价值表现在解决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立和谐人际关系以及化解社会冲突等许多方面。

　　5、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是根在何处，载体又在哪里？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乡村时，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当人们试图改变的时候会发现就像动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无从动手，生怕碰坏了什么。我们可以把乡村的文化传承载体分成有形与无形的两类：有形载体诸如民居、庭院、乡村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无形的载体就更丰富，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生活习惯、节日庆典、日常礼仪、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是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但消失就难以恢复。

　　6、乡村的教育价值（实现教化的条件）。乡村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农业劳动过程可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和各类仪式活动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乡村对人的影响具有综合性，为培养健全人格提供了条件。这也是近些年来人们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重要原因。乡村对人的教育既注重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明事达理，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宣传说教要有效得多。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乡村属于“野”的范畴，但确是立国之本。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乡村教化之于国家或社会的稳定作用无可替代。

　　理解和认识乡村价值，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依据。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更不是用城市取代乡村。而是要在突出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因此，美丽乡村建设的本质是要把乡村建设的更像乡村，是要使乡村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要像习总书记提出的那样：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郑一民发言:从农村历史文化保护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

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文联原主席  郑一民 

　　但凡人类，大抵都期望自己的家乡美、祖国美。但这种美是有条件与标准的，即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和谐成趣、精神与物质相得益彰、现实与历史一脉相承。中国古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天人合一”。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人为制造人类灾难的现象。下面，我拟就城乡发展一体化与保护、弘扬农村历史文化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农村历史文化遗存是我们民族繁衍生息的根

　　谁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国，几千年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独特历史与特色文化。这种文化几千年绵延不断、一脉相承，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支撑这一文明的基础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广袤农村。那里不仅生活着共和国人口的主体，还是熏陶、传递民族血脉、精神与美德的脐带。由历代先祖创造和修建的村落中，每一座老屋古院、每一条街巷寨墙、每一片田园山场、每一驾马车牛犁、每一个磨盘灶台、每一句乡音俚语、每一件镰刀锄头、每一个节礼祭仪、每一个习俗风情，甚至每一棵古树、每一座小桥、每一条小河等，都深深烙着中国印，是我们繁衍生息的温床、土壤与家园。这是中华民族不可复制的文化财富。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国家统计数据，2002年前，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2年，已锐减为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落消失了，平均每天有240个自然村消亡，而这其中就包含众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

　　时代变了，人民富了，群众要拆旧盖新无可指责，关键是如何改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政绩”而盲目大拆大建，特别是让一些利润熏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参与其中，造成大批古老的农舍、街道、牌坊、祠堂、庙宇、戏台的人为毁灭，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我们还应当清楚，中国革命是由“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的。数以万计的村落消亡，自然也让大量红色文化遗存消亡。物质的东西毁掉旧的可以再造一个新的，而传统美德、信仰、品格和精神却会因失去传承环境和载体而无从延续。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能不悲哀吗？这些现象虽不是社会发展主流，却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造成巨大破坏。

　　特别是在大拆大建中，一些官员还打着“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向发达国家学习”等幌子，到处建罗马柱广场、西洋风格楼堂馆所，结果是楼变新变高了，却在无意中充当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宣传员，而虚无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其实，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每个国家都很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之视为珍宝。例如美国，只要是超过100年的历史遗迹，他们都要精心保护；欧洲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纷纷开展“大到一座古屋、小到一个汤匙”的调查保护活动，许多村庄还保持着19世纪、18世纪甚至17世纪的古貌古俗，其一砖一木都受到法律保护。若因修路等需改建这些建筑，都需报请国家批准。为什么？他们是要用自己的历史建筑、传统文化传承自己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拆毁古村，将新农村建成兵营一样的一排排整齐房舍是个败笔！那不是拆旧村旧建筑，是拆毁我们的文化、拆毁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书记说“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啥叫“乡愁”？乡愁就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是我们充满魅力的精神家园。他说叫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为啥不说叫我们看得见乡愁，而是“记得住乡愁”，因为乡愁不是让我们看的，而是让我们深入血液的精神性的东西。历史评价一项事业的成败，不仅是站在今天看明天，还要站在明天的角度回看我们今天的工作对后世的影响与价值。

二、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忧虑

　　城镇化在世界上既有成功的范例又有失败的教训，关键是国外的好经验如何中国化、如何适合中国国情民情。

　　城，为行政区域概念，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市，为商贸交换场所，将这两种功能合在一起的地方才称为“城市”。据史学家和文化学家研究，中外城市发展有着不同的路径，中国是先有城后设市，外国是先有市后设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市不断增多与扩大，是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据国务院2014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已达54.4％，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业绩。但是面对百城一面，我们在感到骄傲和自豪之外，也有深深的忧虑。作家莫言曾说：“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他还说，发展太快了就像转基因食品，不仅吃起来没味道和营养，甚至还含有激素和毒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李耀宗有一句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是没道理。”推土机推不出和谐社会，大拆大建也建不出美丽中国，钢筋水泥也铸不起我们美好中国梦。人类必定要进步，社会必定要发展，历史的车轮可以碾碎我们如梭的岁月，但不能碾碎我们回家的路。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忘记了从哪里来，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要有“新常态”。我理解“新常态”三字，就是让城乡社会建设协调、科学、和谐发展。

　　对“现代化”这个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高楼林立、电梯空调是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宜居宜作、田园风光是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不是追求形式而是创造更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与条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为什么一到节假日都要带着一家老小到郊外、山林、田园中去度过呢？为什么要离开钢筋水泥壳子去感受自然风光和乡野的文化风情呢？他们兜中的钱可能比乡村人多，拥有比乡下人多的各种现代化电器设备，但缺少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缺少民族精神家园的慰藉，所以要到那些富含这些营养的地方去熏陶与补充。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严肃的课题，那就是中国要建什么样的现代化城市？城乡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

　　概述中华文明，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中华一统的漫长历程。正是经过如此漫长的沉淀，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恢宏瑰丽的精神和文化。思谋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以传承与弘扬这种精神和文化为前提。著名历史学家梁思成曾说过：中国新文化的嫩芽，一定不会凭空萌生，一定离不开那些已经衰老但是仍然蕴藏着生机和活力的老根。换句话说，中国吸取外国城市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以传承、壮大、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为原则，洋为中用，而不是将中国西洋化。前些年出现的百城一面已是教训，决不能再出现千镇万村一面的人为的悲哀。在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建设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镇才是方向。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我们要让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伟大、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祖国发展提出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五位一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中学习时讲话中，对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又作了重要指示，提出“五化”目标，即一是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的平等化，二是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化，四是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五是城乡产业发展的融合化。我理解这“五化”，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让每个国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城乡建设都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让每个中国人都过上舒适、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13亿中国人的期望。实现这个目标，既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拆掉传统村落，聚在一起盖城市、扩大城市，也不能让世代守护“乡愁”的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被边缘化。只有城乡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在政治上、科技上、生活设施上、公共福利上城乡一样，但在文化上却要保持多样性、独特性、丰富性。因丰富而多彩，因独特而彰显个性与魅力，因多样而使家园变得更美好，在城乡现代化建设中让中华文化、优秀品德、民族品格世代相传，永远屹立世界之林。实现这一美好愿景的关键，是村镇的现代化建设。

周立发言:展望2050中国城乡一体化图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周  立 

     城镇和乡村是中国的两副面孔，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仍大量存在，而且在2050年之前，很可能进入城乡均衡互动的稳态。二元结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因为要搞现代化，就把农村“化”掉。城乡一体化不是要消除二元结构，而是变恶性的抽取型、隔离性的二元结构为良性的互助型、开放性的二元结构。

一、二元结构不会消失，农村经济将长期存在

     按照人口学家的中位数预测，中国2050年人口规模为14.9亿到15.3亿不等。我们且以2050年15亿人作为测算依据。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一个是保守方案。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仍然有4.5亿生活在农村，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美国（3.09亿），加上一个日本（1.29亿），再加上一个加拿大（0.35亿。第二个是中等方案，城镇化率达到80%，仍然有3亿人口在农村，相当于一个美国。第三个是乐观方案，城镇化率达到90%，仍然还有1.5亿人生活在农村，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澳大利亚。

     到2100年，在可预期的生育政策调整下，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3亿人，即使城镇化率达到95%，即使不考虑中国能源、地理、水、光、热等基本国情条件，也仍然会有6500万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为业。即使我们保住了18亿亩耕地，农村人均耕地也只有27.7亩（1.85公顷），只是当前美国劳均耕地的1/67。很多人以美国为样板，去改造中国农业，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劳均耕地差异是357倍，也就是人家一块地保住一个人生活，咱们得保住300多个人生活。美国农业永远不是中国农业的模仿样板。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一定是中国式道路，而决不是美国式道路。

     上述我们关于城镇化的测算，还只是在“化”掉农村的城镇化方向上做出考量。实际上，另外一个规律也在发挥作用，即逆城市化规律。如果考虑正在兴起的逆城镇化潮流，那么2050年可能是3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且呈现出稳态。这30%的人口可能不以农为业，但一定是以农为家。这种稳态如果持续到2100年，中国就是1.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相当于我们在农村还有一个美国加两个韩国。因此，我们必须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两头兼顾，一头建设城市，另一头建设乡村，而不是简单地用城镇化来“化”掉乡村。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只能是小规模农业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模拟外，中国地理环境，如地形、气候、耕作条件等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将长期采用小规模农业，长期保留以家户制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农村。

　　中国的地形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我们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和中国一样大，但是耕地却是中国的3.6倍，人口却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可以浪费土地，我们是尽可能地集约使用土地，不惜投入过量的劳动力。中国的丘陵与高山地区适合小规模农业，开不了大机器。水稻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品种。还有蔬菜、水果，都要靠人工采摘。美国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出产地，比如说加州的橙子、红提是很出名的，但是加州水果也要人工采摘。本地人的价格太贵雇不起，就开放边境，让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打工，这样劳动力价格才能降下来。总之，蔬菜水果、牧业、渔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小规模耕种。

　　中国还有占国土面积41%的草原畜牧业。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无法集中居住。我们去内蒙古、新疆、青海调查，发现牧民的来回游动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定居是不行的。一是因为牲畜会来回踩踏，导致草场退化。第二，游走半径小了，对牲畜和人的健康都不利。所以他们并不适合城镇化。

此外，还有水光热分布极不均衡问题。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中国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是近百年内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统筹城乡，是长时期的战略性任务。

三、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

　　必须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已出现了逆城市化潮流。2.7亿的农民工“用脚投票”，主动选择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但又有相当大一批人口开始回流乡村，这体现为“4+4”两种类型、八股力量。

　　第一种类型是四股逆城市化人口潮流。第一股力量是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在2015年会达到40万，其中还有其他类型的大学生下乡，会在2020年之前累积达到200万，在农村形成新的知识和劳动的结合。第二股力量是告老回乡者，很多人从城市退休之后又回到农村，他们带来很多社会资源和丰富阅历与经验，将对农村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股力量是候鸟式的游动者，即都市农民。他们于周间在城市上班，周末到农村休闲并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这类人在北京、上海、广东很多。这种都市农民不仅中国有，在欧洲、日本、美国，也是常态现象。我前几年去意大利访问，接待我的是一个律师，他在农村里有农场，还带我到农场里走了走。第四股力量是农民工。他们是主体，一种是年老回乡的，一种是返乡创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年农民工跟踪调查发现，2.7亿农民工中， 83%的农民工在家乡有自建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年农民工人数将会迅速增多，超过1亿的农民工将基本确定在本乡工作生活。

　　第二种类型，是四股组织化的力量。第一是资本下乡；第二是产业下乡；第三是部门下乡；第四是社会下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到这样的力量下乡，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有所限制。

　　总之，逆城市化潮流，将导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必然在未来某个时点走向稳态。我们要通过调控，让恶性二元结构变为良性二元结构，让经济增长与道德水准提升同步，让对农村的抽取之手为反哺之手。

四、中国的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的居住形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有九种聚落类型。第一类是散居，包含定居和非定居。第二类是自然村落，南方地区有冲、寨、社、岙等叫法。第三类是村庄，即更为集中的村落。第四类是行政村。以上四类都在村一级建制之内。此外，还有集中居住的村镇（第五类）、集镇（社区，第六类）、镇（市镇、城镇、乡，第七类）、城市（小区、社区、街道，第八类）、城市群（第九类）。

　　这九种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大体上有五种居住形态：第一是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第二是中等城市；第三是小城市及小城镇。第四是小村镇，至少大于40%的人口生活在小村镇。第五是分散居住，尤其是西部和草原牧区，应该说中国国土面积大于99%的面积是农村，而且绝大部分是分散居住的。全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有4.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5%。我们若只把视野聚焦到这不到0.5%的国土区域，我们就犯了一叶障目的严重错误。

五、五条城镇化道路之争与就地村镇化的提出

     围绕着五种居住形态，产生了五种观点。第一，大城市化的观点，主要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第二，小城镇的观点，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持有的。比如费孝通，早在1984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而且成为国家战略。第三，异地城镇化，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实。据统计，大约有1.7亿农民工处在“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城镇化状态。也有统计说，中国有3.9亿人是流动人口，他们处在半城镇半农村的两栖状态。第四，就地城镇化，主要是安置1亿“离土不离乡”的当地农民工，还有大量城中村的农村人口。第五，就地村镇化，这是我们课题组提出的主张。就地村镇化后，将会出现多元城市生态。大城市化、中等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三股潮流将依次兴起，最终呈现稳态的多元城市形态并存的格局。大城市将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过程，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将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过程。

六、城镇化统计口径应考虑三个层次

　　为了照顾到中国城镇化的不同状态，我们应仿照货币政策的M0、M1、M2，设置一个U0、U1、U2这样一个新的城镇化的统计口径，U0是狭义口径城镇化（按照户口统计），U1是常用口径城镇化（按照居住地统计的常驻人口），U2是计入小村镇化的广义口径城镇化（即把适度集中居住的地区，也当作城镇来建设，并纳入统计）。如果按照U2的广义口径的城镇化，中国可能已有80%左右的城镇化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重点就不应是一味地推动造城运动，逼农民上楼、进城，而是让农民“把根留住”，真正着力于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七、.基本结论

     1、大量农村人口，长期从事小规模农业，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消灭二元，而是将劣性二元转化为良性二元，从而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

     2、多元城市生态，需要就地村镇化。城乡人口流动不会一直是单向的，双向流动的潮流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出现。政府及社会力量应与广大农民工、在乡农民形成巨大合力，在建设美好城市的同时，建设好美丽乡村。

     3、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走出追求数字的城镇化误区。城镇化的努力重点，不应再是追求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真正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张木生发言:城乡一体化策论

税务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  张木生 

　　近日，习总书记从七个方面论述城乡一体化，没有引起关注。

　　一、中国古代曾建立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城乡关系。“中国万里长城永不倒”没有失落的文明的基础是西周、秦汉两次大一统（包括郡县制、文官政治，国家在宗教之上，最早消灭贵族传统），这样的上层建筑，其经济基础是“小农市场经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土地是社会化的，有限制的买卖土地世界第一。辛弃疾的“千年田换八百主”朝廷和小农都追求均田薄赋，这是治世。乱世才出黄宗義定律。“吏不下县”是最高水平的农村乡绅自治。成本最小化，皇权统治的利益最大化。弗朗希斯·福山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它挡不住二三百年必有一次的地主利益集团土地大兼并，农民变流民，官、绅、士参加的农民造反，外族入侵，天下大乱，朝代更替，国家再造，而且大一统越来越大，核心区加四大边疆就是中国，这是拉铁摩尔的概念，他在延安见过毛泽东。中国城乡古代是一体化的分工。

     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品格，“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障”。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了两次改革开放，新民主主义建设论是对美、苏全面的开放，被冷战阻断。第一次是在冷战大格局下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开放。经过打平就是赢的韩战，从苏联引进156个工业项目，初步建立了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第二次，请来尼克松，中国全面解围，为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奠定战略基础。邓懂得，耕者有其田，农户为基础，但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靠农民完成原始积累的大部分，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没间断过。邓英淘说没有剪刀差我不同意，但2000多年的包产到户为什么过去不灵，改革开放后一私就灵？重工业化、集体化、运动扩大化三位一体，毛泽东犯过许多大错，但功劳是第一位的。我个人估算新中国66年，农村向工业化、城市化贡献了20万亿，国家向农村投入十万亿，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这还不包括2.7亿农村打工的劳动力红利贡献。

     三、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是杜润生老的严判。三年前他头脑清醒时对我说：“非常可惜，农村的改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式‘综合农协’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这是三分之一；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塑农村共同体，并有全国统一的组织自主参加城市化、并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中央农研室的解散，非常不幸，实质是不管钱、不管物、不管人决策机制的解散，利益集团决策机制的形成。

     四、中国式城乡一体化绝不等于城市将农村化掉。中国农村的问题存在两重性：一方面经过66年的努力，农村实现了均田免赋补贴低保险。2005年开始就农村建设，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农村“五通”电、水、路、宽带、电话，新农合，农村社保，多数农民满意。农村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蓄水池，改革开放遇到的几次大危机都是靠广大农民是小有产者，承包地是最后的保障化解。

     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第一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人民日报》最近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改革最该改革，改革应该反思，这是全面改革的真谛。“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第二是农村基层的家族化、黑帮化趋势，劣绅当道，地痞横行。富裕的地方，乡官、村官小官大贪，苍蝇满天飞，鱼肉百姓有之。贫困的地方穷山恶水，刁民酷吏非常对称，“多数人的现代化”遥不可及。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下乡，除了“以地生资”、“以地套现”，釜底抽薪剥夺农民小有产者最后保障，化掉农村，便就无事可干！

     五、中国城市影响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从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投机赌博“耍钱玩弹”虚拟经济帝国主义新阶段逼中国不得不每日依靠投资拉动。现在两头在外，出口导向、房地产、土地财政都不行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都去哪儿了？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度，地方政府债务几何数字增长，银行逾期贷款激增，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逼出股市疯牛像最后的晚餐。中国经济要谨防断崖式崩塌的危险。化解当前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只有中国有一手好牌，但千万不能打臭了。

     城乡一体化，搞得好是一张好牌。第一，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土地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第二，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的主体税种房地产税、农村建设用地、房基地余量、新开发土地股份化，落实到户，农民是股东，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股同价，地票可上市，可退市二次土改，农民永佃。第三，首先解决80后、90后的城市化，除超大城市外，政府廉价供地，将最过剩的产能钢铁、水泥、玻璃，国家低价购买建廉价、廉租房，证券化后借、租、贱卖给不可能再回村的青年，培养高级技工，成功后退卷还钱。第四，农村土地确权后，所有、承包、经营三权分置后，城市化不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流转规范，用途管制。重塑乡土社会生态多样的共同体。城市化群与新产业化群结合，城镇化与中小企业发展结合，城市化群与城镇化结合。北朝鲜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65％，南美城市化率80％～90％，有害无益。僵化的老路失败了，坚持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失败了，西化、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失败国家。第五，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照进广袤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都要大量补贴。越是现代农业，仅依靠市场，市场越失灵。除非大农业进化成新能源产业，这条路太长。第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进出口、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在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向弱势群体倾斜。把政府作用、金融合作社、农村生产要素通过流程再造，成为农民可携带的财富，均等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民。

     六、科学的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像阳光、空气。阳光、空气是不要钱的。第一，邓英淘、王小强提出“多数人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科层、互惠三大机制的作用。现在应突出互惠机制的作用。第二，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为自己的居民，而且要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了双赢，要组织有效的竞争，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央决定一个发达省包一个重灾县，援建省相互竞争，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世界奇迹。第三，中国从汉代起就有2000多个县级基层单位，现在依然。选拔200个县委书记中央培训，下派到关键县，一任十年，完成县域建设任务，五年可提副司，十年可提正司。完不成任务随时免职。

     七、城乡一体化的广扩纵深。第一，坚决支持温铁军、李昌平的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创造最大的内需。第二，两亿农民进城市民化，就是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它将化解产能过剩危机的爆发。第三，调水再造一个中国。从长江三线调，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大渡河调，额尔齐斯河水调了6％，就盘活了克拉玛依。从海水淡化调，将来甚至可能从贝加尔湖调，土地和阳光，中国大西部有的是，不会取尽用绝，关键是缺水，这当然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需求。第四，“一路一带”和亚投行战略的美好愿景应立足为中国本土的城乡一体化服务。逐步改变中国发展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

李昌平发言: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

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李昌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4·30”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这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的科学论断。在这里，我打算结合自己探索内置金融村社的实践，对这一论断谈一点学习体会。

一，关于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和内置金融村社的概念

内置金融是我根据自己十多年的实践创造的一个新词。内，是指组织内部；置，是放入。内置金融是指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在既有组织内部创建金融部门。

村社内置金融，是指借既有村社组织的壳，在其内部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的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多肌肉、有力量的农民组织。这样的农民村社组织，就是“内置金融村社”。

二，对中国农村的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 关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判断。和欧美、日韩农村相比，中国传统的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两大供给无效：一是金融供给无效，金融不支撑农地等产权的市场化实现；二是组织供给无效，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自组织几乎是个空架子。而组织供给无效又与组织内部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由于中国农村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所以农村缺乏“自我造血、输血和储血功能”和“自我发电、供电和蓄电功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供销社、农业保险公司等都由农村退回城市，最终抛弃了农村。连政策性的服务三农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也抛弃了三农。指望资本下乡救三农靠谱吗？我很怀疑。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农民自组织作为前置条件，资本无节制地下乡不见得是农民的福祉。特别值得担忧的是：当下地方政府和资本结盟消灭小农的浪潮来势汹汹，这会不会演化成一场最后的抢劫呢？

第二， 关于中国农村的未来的判断。

这种判断有两个，即消灭小农或者是小农长期存在。消灭小农的判断在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和资本精英阶层有着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形成的。这种所谓的普世“经验”和“共识”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农民城市化，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数量就可以减少到15%以下，农民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正是基于这个普世“经验”和“共识”，导致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走上了“地方政府和资本结盟消灭小农”的道路。

大约在9年前，我发明过一个新词，叫“中国拐点”。这个概念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至中国后，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全球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严重过剩了。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由四小龙时期的70元下降为30元。因为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所以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中国及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就变成了“谬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了30多年，人均GDP也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但是农村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出现了数亿流民。中国农民依然大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是个客观事实，社会流民大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也是个客观事实。那些闭着眼假装没看见、且口中念念有词 “不这样改革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裸奔”的人们，应该停下来穿上裤子、褂子了。

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培育有组织的现代农民，基于有组织的现代农民，构建有现代性的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

第三，未来农民的基本组织方式——村社内置金融；

未来农民的基本组织模式——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

    既然农民在中国还将长期存在，将传统小农变为有组织的现代农民，理所当然的是农村改革的最根本任务。如何组织小农呢？笔者探索了30年，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最有效的办法是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是在继承我们党土地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再组织农民的一种方式。从性质上说，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我完善型的改革。

如果在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就变成了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将是中国未来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所谓基本组织模式，有如下四种含义：第一，党支部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党委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第二，内置金融村社是政府扶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性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是政府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第三，内置金融村社是集“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于一体的乡村主导性自治主体；第四，内置金融村社是城乡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中介和纽带。

四，未来10年，农村应当广泛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

     我从2004年在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创建养老资金互助社开始，在全国协作了近40家内置金融村社的创建和运行。经过这些年的实验，发现村社“内置金融+”功能强大：

1， 内置金融+村民承包权或村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让难倒无数经济学家、法学家、金融学家的农地抵押贷款难题迎刃而解了；

2， 内置金融+闲置资产资源储备，让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资产资源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3， 内置金融+产权交易所，让农村三资交易难题迎刃而解了；

4， 内置金融+线上线下统一采购与配送，让难倒电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迎刃而解了；

5， 内置金融+内部结算平台及内部余额宝，让村民先消费后买单成为现实了；

6， 内置金融+合作养老，一个老人入股3000元，年终可以获得1000元左右的养老金；

7， 内置金融+农业农村保险，让难倒保险公司的农业农村保险业出现了广阔发展前景；

8， 内置金融+政策性银行，银行做批发，内置金融做零售。内置金融吸收存款，政策性银行给手续费。

9，内置金融+基层组织能力建设，让难倒各级组织部门的基层组织加而不强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内置金融村社的根本性意义在于：一，创建了与现行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相匹配的金融制度；二，提升了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主导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也就是说，内置金融村社有效化解了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这两大困扰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难题。

第五，供销社深化改革，要立足内置金融村社之上

4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决议》。《决议》赋予供销社以重新组织农民的使命。但是供销社如果不是从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里长出来的，或者说如果不是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一部分，供销社既不可能是农民的供销社，也不可能是党和政府的基层抓手。所以，供销社改革的关键是在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总基调上，考虑如何充分发挥供销社服务农民的职能，而不是把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交给供销社。

如果我们党不主动承担起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最有可能乘虚而入的就是跨国资本集团。供销社的体制和人才结构，决定他们不是国际资本集团的竞争对手。等国际资本集团完成对中国农村农民的重新整合之时，就是我们党丧失农村阵地之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在农村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有两样：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石；二是村社组织体系，这是村民民主自治政治的制度基石。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被一些人假改革之名破坏得名不副实了，村社组织体系决不能再被别的力量整合了！

中信《经济导刊》总编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原主任  高梁 

4月30日，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22次学习时发表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4·30讲话）。6月16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蓟县召开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讨会。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有关专家张木生、忽培元、高梁、郑一民、李昌平、朱启臻、周立、董筱丹等21人，在一起交流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体会，并就当前城乡关系和农村农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王忍之 

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有  林 

从总体把握习近平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

到会专家们指出，4·30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这是拉动内需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从基本国情出发，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全面实现城乡统筹谋划、融合发展，这一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和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关于实行土地社会所有、组织农民合作通向社会主义等思想的继承，并在当代条件下的实践和探索。同时，它也参考借鉴了先行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他指出，要把工农、城乡作为整体，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

专家们表示，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观点，包括此前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讲话所表述的意见，是出自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城乡统筹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全面发展，也包含是对我们工作中一些失误的纠偏。这个讲话具有重要长期性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十分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正视当前城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专家们指出，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城乡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的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民、农村、农业的各种问题也在积累。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下降，以及二元体制的束缚，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种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指导思想。近些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补，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障制度，实现电、水、路、宽带等“五通”，以及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等等，为此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元，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在城乡间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农民收入总量提高的同时，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的其他问题在继续积累。

　　第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衰落，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民办教育、信贷服务以及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维护等，也逐步消亡。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东部地区农村经济支柱，为本乡村成员平等地提供了各项公共服务事业，1990年代末在私有化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乡村贫富分化加剧，“先富带后富” 少之又少；基层党政机构涣散，农村社会再度趋向原子化、宗族化，“劣绅当道、地痞横行，苍蝇满天飞”。

　　第二，近20年，随着工业的起飞，城镇化加速发展，同时造就了“农民大规模进城转入非农就业”和“农地大规模转入城建”两大趋势。

　　农民大规模进城带来的问题：（1）保留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进城，导致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市场关系进入土地领域，导致农地关系大变动，派生出耕地经营权的多种流转形式（转包、租赁、入股、抵押等），导致土地关系的不确定性，隐含着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侵蚀；（2）青壮年大都出门打工，农业成为副业（务农收入平均仅占农民收入的1/3）；农村留守老年儿童成为普遍社会问题。（3）受“二元体制”的限制，进城的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和市民不对等，城里落不下，乡村回不去。

　　从积极方面看，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人地比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正视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保证基本农田等问题。

　　农地大规模“农转非”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各地政府以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强制性“土地流转”为抓手，大规模投资建城的“城镇化”。因工业和城市快速扩张对土地的渴求，和我国耕地紧张之间的尖锐矛盾，各地方政府纷纷采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式绕过耕地红线，以“土地流转”为名，将散处广大村庄的建设用地（宅基地）集中，用于城市扩建；“农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遂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受阻，政府愈益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拉动（2009-2011年此两类投资增速达到20%-30%），大拆大建之风日盛。这又引致原材料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扭曲。

　　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扩张，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导致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猛增、金融风险增大。据权威机构数据，前几年我国每年住宅开工1200-1300万套，现在建城镇住宅已达4500万套，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住宅需求不超过1000万套，房地产扩张空间十分有限。很多二、三线城市新建成住宅已过剩，“鬼城”越来越多。这种“城镇化大跃进”的代价，将要由后面几代人偿付。

也有专家指出：大拆大建风，使很多地方变成百城一面、千镇万村一面。一些新城大建罗马柱广场、西洋楼，崇尚西方口味；自然村大量消失（1998-2008年全国自然村从360万个减少270万个），田园风光被破坏，村庄有如兵营。农民“上楼”造成生产生活不便。在一些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无事可做，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同时，也导致农村社会瓦解，乡村文化和历史风貌受到破坏。农村的衰败、体现传统文化建筑（庙堂）被拆，群众失去陶冶精神的场所，西方传教者乘虚而入，群众被天主教、耶稣教拉走，教民迅速增加。

 
会议截图 

端正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认识

　　专家们认为，出现上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理论上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和“三农”问题出现了一些偏差或糊涂认识，其思想根源，还是把“市场决定”和“美国经验”盲目套用于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上来。比如：

　　照搬经济发展-城镇化率相关的“国际标准”，将加速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新增长点”，甚至提出“消灭农村”。这种思想影响到各省区发展规划，例如某省计划“5年内拆掉1/3乡村”。

　　极力推进耕地私有化、以便利土地的集中、私人资本的非农投资。

　　反对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主张放开“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只需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进口低价粮食，即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城镇化不能将农村“化”掉

　　到会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思路决不能以西方农业模式为范本。西方大农业模式的实质，是政府和资本结盟剥夺小农、在农业推行资本主义工厂化。后发展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用城市化把农村淹没，如南美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90%，结果形成庞大的贫民窟，造成严重贫富差别和社会问题。西化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长期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20%，耕地仅占全球7%。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等于美国的1/367，假设未来95%的劳动力进城，农村劳均耕地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7。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被吸纳到现代产业中就业。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城市化，结果产生的是几亿流民、而不是城市市民。

　　要立足经济社会全局，通盘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的动态关系。乡村是我们化解经济社会危机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后工业化国家，城市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多少稳固的就业机会，至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农村现行基本制度，为那些在城市留不住或不想留下的农民，保留一块基本的生活居住空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立足点。

     要端正对农业的认识，不能陷入“惟市场化”误区

　　有专家指出：粮食（农产品）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事关社会安全，是准公共产品。粮食安全政策要求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和买得起足够的粮食（农产品），需要保持相对低价。这就是“市场失灵”。

　　要认识到：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包括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最成功的农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无一例外。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世界，他们是把粮食当做战略产业看待。 

　　我们有必要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补贴机制，用好财政资金。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必须自己端住自己的饭碗。我国进口农产品已相当于9亿亩土地的产量。保护18耕地底线和13亿人的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全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财产（国家对土地用途有严格法令，对农业生产实施干预）；农业不能作为个人发财手段。农业领域的“惟市场观”的错误在于把农业当成了一般商品。

　　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

　　专家们回顾了66年来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没有停止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探索，一定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建国初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公社化，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历史性的创举。它支持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在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动员了经济剩余，把积累率提高到20%以上，支持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30年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在广大农村建成3.6万座中小型水库及种种基础设施，为此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也为亿万农民提供了“耕者有其田”的最后保障，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的两次历史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不能抹煞它的开创性意义。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农户为基础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决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如回到私有化小农的分散经营，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和土地的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重视发展集体经营，实现“二次飞跃”

专家们指出：当前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大户、鼓励公司（资本）下乡发展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但前提是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坚持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农村改革初期提出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联产承包、家庭为基础的联产责任制”应该坚持。

    也有专家指出：提高农业效率不仅要竞争，互助合作机制也须臾不可缺。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1/3。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实行的“综合农协”制，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限制资本下乡，保持村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这样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最后的前景应该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重塑农村共同体，自主参加城市化、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现在应该是认真研究实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集体合作“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历史证明，乡村是我国化解整体经济危机的稳定器，但前提是有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依托。我们不仅需要“激励型”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使得农村可以用较低成本发挥社会治理与维护稳定的作用。 

会议截图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的一些建议

    从规划布局、要素配置到公共服务全面协调城乡发展

　　统筹规划城市化发展。城市群与产业群相结合，与中小企业相结合；促进大城市和广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城镇化决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纠正在城镇化口号下片面发展大城市的攀比。

　　纠正土地“农转非”扭曲因素，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税。挤出住宅投资的投机因素，纠正土地资源盲目开发、扭曲配置的基础。这应该是城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必要措施。农村建设用地的余量和新开发的土地，可以用于加强集体经济，产权落实到户，让农民成为股东；与城市建用地同权同股同价，把它证券化，地票可以上市，也可以退市。

　　规范农地确权和流转。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委托推进农民住房抵押权、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稳妥推进农地确权、所有经营承包三权分置、土地流转，规范土地用途管制。对公司下乡、农业大户要制定政策，进行规范管理。

　　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进广袤的农村。让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到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

    发达城市不仅为本地、也要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的支援）。要组织有效的竞争，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双赢。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殖收益；允许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向农村建设投资。统筹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城乡低保，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促使基本国民待遇均等化，方便人们自主选择就业与迁徙。

    将过剩产能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城市政府（不含超大城市）提供廉价城市土地、购买低价的钢铁建材建设廉租房，可把它证券化，借、租、卖给不能回到农村的青年；将来他们在城市立足后可以退券还钱。这样给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腾出时间和空间。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推进新型合作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各类农村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探索新型合作组织：对农村保存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要鼓励，对多年坚持乡村基层建设工作的优秀专家要切实给予支持。专家们特别提到中国乡村建设院李昌平主持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举；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为纽带，解决农村社区组织涣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提高农民收入；曾强了集体经济实力，落实了双层经营体制，坚持了共同富裕方向。同时保留了绿水青山，让农村更像农村，成为城市人越来越羡慕农村。这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城镇化大趋势中的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昌平提出,设想未来几十年农民不断进城，我国城市的前景大体是1：3：6的格局。

　　10%的村庄将进入城市。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比较大，只要农民抱团进入城市，日子会过得很好，否则收入就会分化。

　　60%的村庄会逐步空心化。这部分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城市化趋势、构建新型农业主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而不是新村建设。有两个选择，（1）资本下乡圈地，（2）把农民组织起来，参照日本台湾农协的形式搞农业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30%的村庄人口不会减少。这类村庄将会发展成中心村（镇），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适应在我国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这些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根据本地特点定位（自然，区位，文化），可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品牌，特色品位，特色家园；例如民俗、采摘、古村旅游、养老服务等，把农业变成服务业的一部分。再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带来农业、加工、流通业态的改变，拉长农业产业链。随着食品安全受到重视，食物本地化运动将会兴起，农产品流通半径将会缩小。生态文明的兴起给农村发展带来发展动力。这样的村子500年都不会落后。不久的将来中国大概有4-5亿老人，让他们在这里过“半农半X”生活，更符合人本性的需要，可能比大城市群更有吸引力。一些地方在新村建设中往往靠主管领导意志决策，结果建了很多的“鬼村”，实在劳民伤财。

    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

　　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已决定每年选派40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级任职，这是改变基层党政组织的重要举措。没有有效的基层党政组织，或者基层行政事务被少数大户操控，则国家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就找不到地方代表、被少数“精英”截留俘获；甚至土地台账管理和各项数据统计也无法准确，更不用说对耕地的保护；中央的支农政策也难以落实到每个农民。鉴于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已久，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有专家建议，中国两千多个县，县委班子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可考虑选拔几百名优秀的县级领导，到中央培训后派到关键县任职，做好县域建设任务。

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既具有长期发展战略安排的考量，也符合近期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拉动内需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时间的政策考量，也是出于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考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到会专家认为，中国农民曾经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了初期工业建设所需大部分积累（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不断提供资金支援农业）。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高度不平衡。特别是还有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农村地区。习近平同志说，全面实现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近他在考察贵州时也对农村扶贫给予高度关注。我们离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只有5年时间，任务十分紧迫。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完全有条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总讲话，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坚定不移地把“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从而逐渐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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