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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林:回知青点看看

邋遢道人 · 2015-10-2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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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一段让人涕零的话:“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可是家庭经营这种小农经济体是“现代化”的还是“古代化”的呢?农民能不能靠农村家庭经济体富起来,不受苦呢?

回知青点看看

杨松林

  本文是08年12月写的,发在强国论坛上。杜老去世,很多人借古喻今要托古改制。于是翻出来这篇东西。

  都说杜润生老用包产到户救了中国农民。也感慨杜老一段让人涕零的话:“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那么,家庭经营这种小农经济体是“现代化”的还是“古代化”的呢?农民能不能靠农村家庭经济体富起来,不受苦呢?都说要实现杜老遗愿,恐怕让农民能跟着大流一起现代化才是正题。

  注意到这些天把这个百岁老人说成主张私有化,主张西方政治的文字,都是与杜老私下谈话的内容。还有说杜老当年提双层经营是为了糊弄中央,以便让包产到户过关,也是孤证。

  现在的杜老真的就是圈子里人嘴里的那个杜老?

  不知道,有些为杜老悲哀。

正文

  昨儿一早,几个一起下乡的同学约好回知青点看看。1968年年底,我们一起插队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赵河公社。一车5个人中,我和我们生产队当年的“赤脚医生”现在的张大夫插队任庄10队,另外三个插队邻村庄科6队。他们几个有的回来过一两次,有是第一次回,由于工作原因我来的次数就多了,最近一次5年前。当年从村里回家探亲步行加爬车要差不多一天时间,现在不一样了,从郑州出发高速路200公里就到县城。记得当年从县城拉一架子车煤回到村里要大半天,这次还没怎么开竟然就到了——柏油公路20分钟!先把邻村三个人放在他们村口的路边,我们就从南地进村。

  快到村口,看见两个人在收拾花柴(棉花杆,烧饭最好柴火),近了一看是国建和他老婆。我们下乡时国建还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儿,圆圆脸蛋又亮又红,现在已经一脸皱纹。张院长第一次回来,他们自然亲热得不行,拉呱个没完。我径直沿着原来的大路往村里开,可没开多远竟然找不到路了,房子盖得乱七八糟,原来的大路现在都是垃圾,一会儿竟然钻到一家人院子里。等把车退回来,国建他们也到了。国建说新农村改造村里道路重新规划,宅基地也都调了。他指着一批断壁残垣说这是规划的路,但搬走的农户原来的院子不拆,路就没法打通。

  国建家原来住村东,父母还在老宅,他搬到村南头了。车一停他就拉着我们上他家里坐。我有经验,只要往他家一坐就会安排吃饭,虽然离午饭还有两个钟头,但一定很麻烦。于是说先挨家转转,走到哪里说哪里,这样他老婆就不会七大碟子八大碗的准备。90年冬我在南阳地区做农村调查,抽空回村里待了两天,每天竟然要吃四五顿饭——人刚到,他们就把那顿在谁家吃排好了——中午和晚上不得不先吃一家,再吃另一家。

  国建领着我俩开始挨家转。原来的熟人现在剩下不多了,40年前三四十岁以上的壮劳力活着的还有4个,而且国建家竟然占3个:他爷爷、奶奶和他父亲。感觉农村人70岁是一大关口,还是“人过七十古来稀”。他爷爷原来就有文化,院子里照旧收拾得很干净,一大盆菊花虽然有些败了,摆在门口还很漂亮。一起照个像喝点茶就离开了。

  当年和我们成天混的十几二十几岁的大部分还在,这次实际就是看这些哥儿们了。孩子基本都在外地打工,再有就是他们的孙子辈儿了。各家的位置基本都变了,村子扩张很大。我们下乡的时候全队一百三四十人,现在400多人了。原来人均耕地近4亩,现在只剩1亩多。

  串门串到中午,正式队伍已经扩大到十几个(不算跟在后面跑的娃儿们)。最后到队长家,他正在挖沟准备盖个房子。队长比我大个七八岁,一张嘴牙已经全掉完了,笑起来看着傻傻的。不过还是很高兴,见面依旧是“你鳖儿咋想起回来了!”等发现见我后面的张大夫,马上变成正经人样子了。拉着大夫的手寒暄没几句就要求给他看病。他家饭已经做好了,说在他们吃饭。我说:“你鳖儿就做这点饭,我们这一大群怎么够吃。我已经答应国建在他家吃了,准备了一大堆,一起去吧”。

  其实我路过县城时就在饭店买了一堆烧鸡、卤肉和酒,撕撕切切再调个萝卜丝白菜丝,把酒倒上,国建的老婆到灶火赶点面条就都齐了。全体老伙伴就坐在国建家堂屋喝酒聊天。串门时没见到的,后来听说也来了。有一个还是在乡里赶集听说老张回来了,东西也不卖就往回赶。一张小四方桌围了两层人,筷子隔着人头往嘴里夹菜。

  我前几年路过回来过一次,没停留。这次比较认真看了看,感觉我们村1990年到现在变化不大。

  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我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经常调研路过,感觉一次变一个样。下乡时村里除了解放前地主家几间瓦房外,其余都是草房,干打垒墙麦秸屋顶。八十年代中期来就有新瓦房,很快就全部是砖瓦房了。八十年代感觉农民吃的东西变化很大。第一次回来想再吃顿以前每天早晨吃的包谷糁儿煮红薯。“包谷糁煮红薯,吃得肚子歪歪着(南阳话,念“住”)”。房东大娘说现在到哪里找包谷糁儿!就是想磨点,包谷都是高产包谷,打粮食不少但吃起来没味道,想吃还要专门种。

  那时这些老弟兄们一个个还精神焕发,以为没几年会变得更好。但这次来,感觉没什么变化,除了人都老了,没精神头了。虽然很多房子是新盖的(估计是新规划的宅基地),但还是普通一层,老样式老材料。最主要是不少房院荒了没人住,显得有些破败。

  感觉变化有三点:

  一是农民商品化程度高多了。以前一家人种地,虽然已经主要靠化肥,但犁地、播种、上粪、锄地、收割、短途运输还是人工。除了化肥浇水,现金投入不大。这些年来犁地和麦子收割都是花钱请机械完成的,一亩地连收割带犁地大约60元。化肥比以前也贵多了,一亩地要150元左右。浇地用水电要100多。加上农药种子,直接现金投入就三四百元。我们村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农村,农民现金收入一靠卖粮食,二靠孩子出去打工。这些老哥儿们都与孩子分了家,基本靠卖粮食生活。同时,大部分农民家都有个动力机械,小三轮,摩托车,手拖等,也要花钱。进进出出都是钱。贫道惊奇的是坐在屋里聊天时明道说:“现在都是坑农民!国际油价已经从147跌到49,三成跌了两成!咱这儿油价还是这么高,而且听说还要开征燃油税”。我说:你还真行,昨天国际油价才跌今天你就知道了。开征燃油税免但免去了养路费,里外应该差不多吧。他说,你知道个逑!我们这些小机器本来就没交过养路费,这次一点便宜也没沾。本来贫道以为这次调节会对城里开私家车的人影响大些,没想到影响大的是农民。看来只呆在城里还是算不清楚帐。

  另一个变化是“家”小了。大部分家都没几个人。以前一进院子左边牛圈里两头牛,右面猪圈里三头猪 ,满院子跑的鸡子都没有了,空荡荡的。甚至连当年我们知青点都有的农家气氛没了。我们村没一家用沼气。我问为什么,是不是乡里没推广。老队长说:“乡里倒是很积极,说几次了,北队(我们村两个队,北头的9队被称为北队)永长家和明常家就是试点,结果搞逑不成!”为什么,他说装填一个沼气池起码要4、5口人的粪便,加上两头猪或者有牛,还要加其他粪才行。现在一家两三口人,都没有养牲口。最后他概括一句话:“没那么多屁股眼儿哪儿有那么多粪”!

  第三就是农民完全没了组织能力,完全一盘散沙。我们村属于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大部分姓张,人人差不多都能分出辈分关系。刚下乡听一个年轻人数落一个中年人张嘴就是“日你娘——”,而中年人竟然把这当成发语词!根本不生气。后来知道年轻的长他一辈儿。这样的村农民组织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很容易齐心。即使换个姓赵的做生产队长(当时队长、副队长、保管都不是张姓),所有事情也都有条有理,没人破坏规矩。小岗村那样的杂姓村子在中国并不典型。但是我们村现在也不行了。比如这条南北路本来就是条主路,只是不直而已。重新分宅基地时就规划成个直路,现在无非是把路冲开。但就是谁也不愿意去那几家没拆院墙山墙的说说。我给老队长说你鳖儿以前不是怪恶么,怎么不说说。他说:逑!我住西头,又不往南头走。

  农民甚至知道“世界金融危机”。原因很简单:有在广东打工的回来了,不过不多。我们村属于比较保守的村子,农民主要在附近城市打工,跑到南方的很少。都问我这经济危机是咋回事。我想给他们解释也是瞎解释,就说大概就是要卖的东西卖不上价钱,要买的东西也会便宜些,不过出去打工的会回家不少。他们说不一定,卖的东西倒是便宜了,买的东西还是贵。化肥汽油一个劲儿涨。也就是这时候明道提起油价问题。我本来想说化肥价格涨是因为前些年搞房地产,水泥、钢材需要量大,因此煤炭涨得厉害。现在房地产不热了,煤炭一定会降价,这样化肥也会降。后来一想:4万亿投资全是基建,加上贫道常说的“政府不会救股市,政府一定救楼市”,房地产很快会再热起来,这样煤炭价格很快会再上去。于是到嘴边的化没说出去,怕他们以后戳捣我。

  我们聊天,张院长看病。一说老张回来了,很多有病的人也就来了。国建干脆在院子中间支个桌子。张赤脚医生是在当知青时学会看病的。他在参加修焦枝铁路工地时做了卫生员,然后就到处拜师傅,很快就成了本村“主治大夫”。谁家有个小毛病都找他,针灸是他的强项。记得我们隔壁国文他娘有疯癫病,气虚,出不了门。老张每天给她扎针,几个月后竟然上街了。不过后来又重新犯病了:我们知青点的花柴堆在院门口,一天夜里我们发现她在拽我们花柴堆。当时没好意思说透,晚上几个人越想越生气。第二天抱着一捆花柴到他家,进院门把花柴往地上一扔说,你们家缺柴火我们给送来了。老太婆当时就气背过去了。后来自然还是老张天天去扎针,据说我们走后又好了(张院长比我晚离开1年)。

  一直说到天有些暗了。我们说走,自然是都不让走,说下次来不知道啥时候了,还能见面不能了。六成甚至拉着张院长的手掉点眼泪。不过这比我37年前离开的时候好多了。记得当年我们知青组连我一次走了4个(我是组长,加上此前走了2个,8个人的知青点等于散架了)。全村男女老少一个没留在家,全都出来送我们。老头老太太都抹眼泪,女娃儿拉着女知青的手哭的像泪人似的。我们队里的牛车拉着行李去7、8里外的公社上汽车,其中一辆牛车竟然堆满各家扔上的红薯、花生、沙梨、鸡蛋、大枣……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全村除了走不动的老人,百十号人浩浩荡荡把我们送到公社,让贫道神气得好像自己是伤愈归队的老八路!哈。

  离开村子,去庄科村接另外三个同学。她们比较“按组织程序”办,一进村就去找老支书。结果直到我们去接她们,还就待在支书家没能出去。不过全村的老人们倒都去了,中午自然是七大碟子八大碗吃了一顿。村里很多农民依然认得我,直接能叫出外号来。当年经常到这个知青点混饭吃。我们四个知青组女生只有一个是同一年级的,其他是同学的妹妹们。这样的好处是男生比较当家,坏处是伙食搞得一般。庄科知青点男女生都是我们一个班的,缺点是女生说话比较算数,优点是伙食搞得有声有色。我们两个组来往很多,张院长就是娶了庄科知青组的同学做了老婆。当然张院长做人本分,并不经常来混饭吃。贫道虽然经常去混,却没女生看上。

  回郑州绕到原来的公社——赵河街回县城。原来很小的公社所在地现在满街都是摆摊的,车子好容易挤过去。路上我谈到我们村里这十几年变化不大的时候,庄科的几个却有相反看法。她们中有个90年前后来也过一次,说感觉这一次变化比上一次大。上一次队里瓦房还不多,这次都盖起二层楼,墙面砌得像厕所一样(指贴了瓷砖外墙)。经她一说,也觉得他们村似乎比贫道的村现在富裕些。

  我很清楚他们队情况。这个队农民有些像小岗村,两个大姓,几个小姓,合作起来有些困难,队长今天换了每天换。同时他们队以前做小生意的多,人都比较郎当,农活干的不是很好。庄科村总共3个生产队,当年他们队是最穷的。据说他们现在比其他两个村民组富裕多,家家都是新楼房(其他两个队还是像我们村一样的砖瓦房)。现在家家起码有辆小三轮。同学说,他们自己总结是,他们原来就会做小生意,刚分田到户时由于农活做得依旧不好,因此比起其他队农民不怎么样。现在几乎各家都在外面有点生意做,因此钱比较充裕些。  这让我想起以前搞经济研究时候对农村经济的认识。85年调查农村乡镇企业情况,在临汝县发现原来最富裕的几个乡——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平原乡——这时倒不很富裕。而几个原来比较差的山区乡富裕起来。有的山区乡有煤矿,开煤矿炼焦炭富裕了起来。但还有一个没有良田又没有矿全是石头岗的乡最富。因为他们办的都是加工业。还参观了他们给宾馆做一次性牙刷的队办企业,从市场到原材料都与这里的石头没关系。很多村搞针织,家家针织机嗡嗡响。不知道90年代乡镇企业垮以后他们怎么样。

  当时总结的是。还是穷则思变,条件好了倒不容易想办法。条件差了走投无路就想出办法来了。现在看总结的太简单化。其实,在中国目前体制下,一些农村富裕,一些农村贫困,关键在于这个村的主营是否脱离了农业而进入非农产业。收入高低说到底还是一个人创造财富多少的问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非农产业。袁隆平努力一辈子顶多把水稻单产翻两番,工业品产量翻十八番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个POS机能让营业员一天多卖占柜台时10倍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农业经营好的地方最终要被经营非农产业的地方超过。南街村为什么能比小岗村富裕?因为南街村主业已经是制造业,是食品加工业。其他几个典型的集体经济村子都是如此。如果不是他们大规模进入了非农产业,还是扒拉那几百亩地,恐怕一点不比单干强到哪里。浙江和苏南一些以非农产业为主的村子,一样非常富裕。广东不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农民是靠租房子富裕的。但也不是农业。因此,只要农民自己经营非农产业,一样会富裕起来。司马迁早就知道这个道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用货盈利,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门市。庄科六队的农民与小岗村农民本性接近:都不具备合作的能力。区别在于,小岗村农民不具备庄科六队农民“依门市”的能力,于是停留在庄科六队农民九十年代前水平。

  其实想到这里就以为想通了还是傻瓜,因为只要有人往下一问就露馅了:村村都像南街村那样做方便面,谁吃那么多方便面?要是我们村的农民和庄科另外俩队的农民也都出去做小生意,那现在满赵河街都是小摊贩,恐怕要人摞人了。非农产业市场空间也是有限的,靠市场竞争,大量非农产业会被城市资本挤垮。八十年代遍地队办企业和组办企业,后来不都垮了么!只有沿海少数变成私有企业活了下来。

  说到这里,似乎是乡镇企业体制不行,私有企业才是出路。这又恰好颠倒了。

  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连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地方和大城市郊区,即便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也主要是靠农林牧渔业和打工生活的,不要说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农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本就是农业层次的经济体,并不能直接与一定规模的加工业和服务业联系起来。当年设计的所谓“双层经营”,本意是农业以外的非农产业依旧是集体经济,但后来知道当年组织改革的这样说是糊弄人的,怕只说包产到户通不过。乡镇企业似乎是双层经营的一种形式,但很快改制成私人了。因此,所谓城镇化或者叫非农产业化与农村现有基本经济体——家庭经济不是同构关系。一个农民变成非农产业企业的老板,其余农民给他打工,产权明晰了,但只有他一个人发财。一般农民与这些企业的关系,无非是雇工和老板之间关系。这些企业再也没有什么“反哺农业”的机制,要上缴点钱,也无非是打发地方官员腰包而已。要说我们村一样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了非农产业,但这与农村的关系就是回家带点钱,不属于家庭经营范畴。庄科6队的农民为什么比他们富裕?因为他们的小生意还属于“家庭经营”,挣的钱都是自己的。

  当年设计的农村家庭经营本来是打算让这种经济体成为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基本载体的。这种在中国有两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体有没有这种能耐,一方面要看,一方面要算。

  按照国家农调队的调查,把农户按收入高低分五等份,占农户20%低收入的家庭2003年现金收支比为100/124(收入含外出打工寄回家的钱)。也就是现金支出总额比收入总额高出24%,意味着这些家庭经济体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经营状态。这一年20%中低收入的农户现金收支比为100/97,还有点盈余。两年后低收入户的现金收支比已经是100/137了,问题在于中低收入户也迈进入不敷出的门槛,现金收支比达到100/107了。40%的农户经营一年支出大于收入,如果是持续多年,实际就属于“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按破产法说就是该破产了。当然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不能卖,等土地私有化了就有好看的了,哈!

  当然这也不算稀罕,按原来教科书说,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会逐步破产。只是以前是传说,现在是国家统计年鉴给出的曲线。

  发愁!

  要说农活做得好,我们任庄10队的弟兄们算是专家了。人均4亩地,在没有任何动力机械情况下,农活还是很累的。下乡以前我们每年也参加夏收,66年还到黄泛区农场割了半个月麦。本以为割麦不会比农民差,结果一搭上镰,老乡们蹭的一下就割到前面去了,一会儿就找不着了。回来才知道这里由于地多人少,割麦的方法与市郊农村就不一样。郑州郊区一人把三行(一耧),这里是一人把两耧六行。割的时候左脚先站在第三四行中间,左手不抓住麦子而是虚拢两到三行麦子,右手刷刷刷三镰,左手、左腿及左脚和镰刀一起将麦子轻提并靠在第四行麦子上,同时左脚快速再向左移动三行。接着继续前面动作。完了用镰刀和左手把这一大掐子麦在旁边放齐。简直就是行为艺术。我当然很快就学会了,而且最后不比其他农民慢。但这里的农活确实很累,尤其麦收,一麦抵三秋。挺家老大和我是朋友,麦收经常躲亲戚家,说太累。

  插队回来分到中学教书,经常带学生下乡劳动。一年麦天在领学生在郑州郊区劳动,任务是拾麦穗,看到老乡割麦我就有些技痒。休息的时候挑了一把镰刀磨好,歇完了挤到几个年轻农民群里割麦。他们一人割三行,我一人六行,而且能不紧不慢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加速超过我,并且把割过的麦子搭在我没割到的麦子上装孬。我想:就让你看看真正的农民是怎样割麦的。上衣一脱开始上劲儿,没多长时间就把他们拉在后面——而且我是六行。歇息的时候他们说 ,看我磨镰刀的样子就知道我干过农活。我告诉他们我是知青,才回城两年。

  就是当年我们村也很神气的。记得修漯河到南阳的小铁路,全公社那个村的都有,热闹的很。工地上有对各个村生活水平评价的顺口溜。评价差的如我们村西北的留小岗——黑了不喝汤,就到留小岗(南阳农村晚上能喝上一碗稠杠杠绿豆面条是最好伙食,当然有其他杂面条也很好了。)。评价最差的好像是“后岗、浦司岩儿,天天红薯娃儿”。最气派的就是我们“任庄不咋着,经常花卷馍”(有点吹。其实也就麦后几个月能吃白面花卷,大多数月份玉米面窝头管饱。当然与其他村不起来算“经常”吧)

  我们村的农民干农活没啥说的。包产到户后,1985年我回去,他们会互相比,谁家一亩能产800斤,谁家850斤。现在我们村小麦单产都在1000斤以上,多的达到1200斤。玉米一般达到1200-1300斤,最高产量达到过1500多斤。也就是说我们队小麦单产每公顷7.5吨,比全国平均的4.46吨高出68%,比发达国家的2.92吨高出158%,比世界平均的2.8吨高出168%。玉米每公顷9.38吨,比全国平均的5.37吨高出75%,比发达国家的8.2吨高出14%,比世界平均高出95%。

  但是我们队农民没有庄科一群二流子富裕!

  虽然离开农村已经37年,回去的次数也不多,但这些老乡们还是常见的。别看张大夫第一次回来,很多老乡与他比我还熟。因为他的医院在市中心,离火车站很近。加上他按时上班,不像我天南地北地乱跑,所以老乡们有事经常找他。所谓有事,一是看病,二是孩子上大学或者分配。农村人进省城看病不容易,花钱多不说,主要是找到合适医院和大夫并不容易。我家就先后接待过两次村里的病人,当然都是家里还富裕点的。也帮过他们孩子上学和分配的事。

  农民究竟是怎样生活的,没下过乡的人是不知道的。真正的,占大多数的农民不是城郊农民。坐在国建屋子里聊天时,和明道一起聊了很长时间。

  明道比贫道大10岁,是我们队一号劳动力。力气大,动作灵活。运动潜力更是属于天才类的。据说上初中时参加县里中学生运动会,站在100米起跑线上,枪响他吓一跳——从来没听过枪响。别人都跑了他还站着,老师急着喊快跑他才起步,最后还是跑了第一。有一年我们南地修了一条22万伏高压线。线塔是角铁焊的,有可攀登的格子。我们组的小苗对明道说:咱们比一下谁最先爬到顶上。我当裁判。一说开始,明道像猴子一样,手脚怎么动的都看不清楚,一下子就把小苗拉了一截。队里任何农活,他都干得飞快。不过现在不行了,蹲在门边一副猥琐的样子。张大夫给他看了看,说他心肌严重缺血,要他坚持吃肌苷片。

  我们算笔帐,他种12亩地(包括租的),一季小麦平均能打1000斤(西岗地打不了1000斤)。每斤不到8毛,就算提价到一块。一亩地麦子卖1000元,扣除成本能落500元(加上汽油钱可能还不到)。12亩全种麦子纯收入6000元。再种点麦茬红薯、玉米,也不到1万元。全家5口人,依靠种地人均不到2000元纯收入。这还是我们村这种人均耕地不少,农民个个都是庄家好手的。因此,没有在外地打工的孩子,自己不再做点短工,想达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07年4140元)都不可能。

  我说他,你不试试种点赚钱的东西,或者搞点养殖?他说,逑!这些年谁家没试过。就是前年,看着人家种糯玉米赚钱,队里(有意思的是,生产队才二十年历史,村民组这个名称快三十年了,但村里还全是说“咱队”、“队里”)几家也种了。可等都种了,价钱又下去了。前些年养长毛兔的,养鹌鹑的,甚至黄鼠狼都有人养过,后来都赔了。现在大家都老实了。仔细一想就知道他说的是实情。所谓“高附加价值”的东西,也就是因为没人种没人养,不是这东西本身有什么“价值”。农民随便搞一下满世界都是那玩意儿,啥屁“附加价值”都露馅儿了。他们说,凡是稀罕玩意儿,掉价掉得最快。就算所谓经济作物也是如此。今年的大蒜竟然跌到3毛钱还没人收。我在各家转,都看到正在收拾红辣椒,是一种细长的尖椒,家家都是一大堆。说今年价钱比去年跌了一半。临走要我拿些。我说我家领导不吃辣椒。

  农村问题不是坐在城里沙发上能想通的。集约经营说起来好听,算算帐就知道结果了。比如我们队500多亩地,70多户。把土地集中在7家,一家80亩地。麦子还打1000斤,但成本会提高到500多(机械、电力、运输、雇工增加)。70亩麦子纯收入3.5万元。加上复种,顶多4万多。一家平均6口人(我们村现在400人),人均纯收入6800元。6800万元不算低了,但也就是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3786元的一半儿。就算土地再集中点,集中到每户160亩,这样人均收入会与市民平均水平接近。但是这些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大约年均13%,指望农产品年增长13%是不要想。当然农产品可以提价,提价也有个顶,起码不能比国际市场高太多。只要这些农户不能保障年收入增长超过市民,过个7、8年差距又拉开了。这还不说一般农民的人均资源和种田水平比贫道村子差很远,也不说剩下90%的农民怎么活的问题。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正好是市民的三分之一。(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0.4)

  算到这里谁都没脾气。

  副队长姓宋,长着个地包天的嘴,很老实。贫道下乡的时候与他关系最好。记得有一次给棉花打药,天气太热,加上1059药性太毒,一天下午我上呕吐不止,是中毒了。老宋拉着架子车把我送到公社卫生员,输了一天水才过来。回来后每天他老婆给我做酸面条吃。那个时候确实穷。记得一年麦口上我上街赶集路上碰见他。他背了一小口袋大约4、5斤粮食。我问是什么,他说是麦子,到集上去卖。我大吃一惊,说我们知青点的麦子早就吃完了,你鳖儿现在还有麦子卖!他苦笑说,马上麦天了,干活会很累,家里没盐不行。这个时候老百姓现金来源很少,流行的话是:吃粮靠队里,吃盐靠母鸡,母鸡不下蛋,急得我穴圈转。有一年春节前我回城前去给他打招呼,一进院子看见他老婆在哪里骂骂咧咧的,老宋蹲在一旁不做声。问他什么事,他们都不说。后来我问他邻居,说过年了他家没钱卖肉,小孩儿一闹老宋一巴掌打得嗷嗷叫,老婆就生气了。我就到集上割了5斤羊肉让他邻居给他送去。好在当时羊肉4毛1斤,要是现在5斤羊肉差不多要100元。

  回城后有一年我刚结婚,住在学校一间平房里。他到中午我家,一起吃了饭。那天我下午两节体育课,完了还要带运动队训练。等晚上回去,门口盖好了一个小厨房,除了油毛毡是我老婆买的外,其他材料都是他在学校院子里捡的。也没谢他,因为就算谢了,他也是一句“这算个逑!”

  有人看了本文会说: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张嘴就是“逑”。这算问对了。我们南阳农民如果一口气说不出来24个逑就不是南阳人。说一个南阳兵到军需那里领东西,军需说,听说你们南阳人一口气能说24个逑。你说说看,说不出来就不领给你。我们老乡就说:“逑!领了领逑不领去逑,领个鸡巴逑东西七逑八屌夹杂逑的,瞅着你也是个二逑!算逑不领了!”军需马上说,好,给你了。谁家饭碗小了会说看你家的“三逑碗”:还没盛的满逑了,还没端的撒逑了,还没吃的完逑了。语言生动得很。九队队长有一次与片长(协调几个大队的干部)吵架,大队来人让他在全队群众会上做检查。他开头一句话:“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直肠子,张开嘴看见屁股眼喽……”,全场包括公社的大队的到老百姓先是一楞,接着一个个眼泪都笑出来了,批斗会也没开逑成!至于黄色笑话,那是张嘴就来。今年在长春看了一场二人转,大部分是黄段子,很对农村人的味儿。其实后来到工厂也是一样。二人转现在如果在全国农村巡演,一样受欢迎。黄是黄了点,也就是动动嘴嘛,总比那么多干部实干强。

  农村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临走时给老宋说,听说你现在放了二十多只羊,过些天我退休了一起放。

  2008年12月23日。郑州。

后记

  有些数字的趋势还是很让人害怕的。农村家庭经济体比我回知青点时继续恶化了。2012年不仅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现金收支比分别为100/150和100/109,而且中等收入农户已经达到100/96,接近2003年中低收入水平。(这两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似乎取消了这个口径,查不到去年数)这样看,一半以上农村家庭经济体是在入不敷出过程中经营的,这是很吓人的数字。小农经济经不起什么风浪,家里添一个病号甚至孩子考上大学就可能出麻烦。当然病会好孩子大学会毕业,但有些风浪就不是能捱过去的。如果多数农村经济体自身不能做到收支平衡,靠国家补贴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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