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60%以上的农民工想留在城市生活，而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在很多农村地区，结婚需要男方必须在县城拥有一套住宅以及一辆汽车，这已经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市民化”近乎是一种刚需。新生代农民工显然与父辈不同，不愿再返回农村，而尽管可能非常困难，他们依然有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要努力留在城市。
刺激农民工“市民化”愿望的主要是收入过快增长带来的乐观情绪。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2009年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2012年为2290元，短短几年翻了一倍多，2013年月均收入则为2609元。
也就是说，2008年以来，农民工的收入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这为农民工制造了一种愿景：收入会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增长，因此，购买住房与汽车的“市民化”生活并不遥远，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实现。这形成了一种集体的预期和目标，从而反过来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巨大的压力。
坦率说，新生代农民工对户籍改革未必抱什么希望，但他们希望定居城市，尽管孩子上学可能需要额外缴纳不菲的费用，但脱离农民身份的愿望如此强烈导致农村学校的学生大量流入城市学校。其他附着于户籍的福利，只能等待政府发善心施舍。这种追求更美好生活以及改变身份的“市民化”愿望，其基础是不稳固的。应该看到，过去几年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是中国财政刺激政策的产物，始自2008年的“4万亿”刺激工程，然后由持续增长的债务维持。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扭曲了太多机构或个人的预期，他们不仅鼓励工业部门依靠廉价资本扩大投资，从而造成广泛而严重的产能过剩，还让资产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了2到3倍，而在农村地区，则催生了“市民化”目标。
现在，支撑农民工“市民化”的工资基础正在消失，他们的工资增速正在快速回落，但城市房价已经上涨到与他们收入相比很高的水平。比如2012年农民工月收入虽然比上年提高241元，但增加额同期减少118元，增幅回落9.4个百分点。农民工工资水平已经接近触顶，农民工对未来收入不再如前几年那么乐观。
基于政府刺激政策的中国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除了通胀原因之外，“民工荒”是一个主要因素。所谓“民工荒”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因为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服务业部门。这与政府的刺激政策有关，各地政府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与楼堂馆所建设，并大力发展地产业以便获得土地财政，这使得中国不同级别的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收入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这让制造业很受伤。
但是，现在由政府投资与房地产支撑的高速增长已经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并造成了金融隐患。地方政府不再可能继续举债搞建设，而二、三线城市的地产业也面临过剩风险，这意味着，以城市基建与地产业投资为支撑的农民工工资高速增长趋势失去基础，甚至，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岗位可能会随之消失。
现在的农民工正在陷入“市民化”刚性需求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收入增速放缓的窘境。这有点类似在政府搞刺激政策时期的城市白领阶层：他们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房价却翻了几倍，他们甚至对农民工工资的增长，甚至部分岗位超过自己而羡慕不已。而在未来他们即将成为“难兄难弟”。
“城镇化”战略似乎就是为了延续这些在“中国工地”上的民工就业以及背后庞大的工业产能。但是，城镇化依然存在以政府债务以及产能过剩、通胀为代价的风险，而对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三、四线城市而言，如果没有什么产业支撑，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与地产业，这种伪“城镇化”毫无疑问将制造更大的经济泡沫。
原标题：李伟：“市民化”刚需有其脆弱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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