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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黑帮与青年社会学家的奇妙邂逅

许晔 · 2015-06-06 · 来源: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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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土编者按】农民工黑帮,一个身居底层、充满神秘,又似乎带着暴力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如何形成的,背负着怎样的压迫又如何反抗?青年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博士,在象牙塔中读了许许多多关于资本发展的分析文本之后,走进这一个群体,用别样的视角审视他们,在他眼里,他们已不是一群可怕的怪物,而是农民工在政治威权和资本压迫之中的一种组织化抗争形态。资本分析的理论如何与工人抗争的具体行动发生碰撞?知识分子鼓起勇气放下架子走到底层工人中间,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农民工黑帮与青年社会学家的奇妙邂逅

 

  天色已经很晚,汪建华走进饭店,他要在这里见一个警察。

  人早已经来齐,只差他一个。见汪建华进门,警察站起身,开始向他介绍同席的人:黑帮头目,以及他的小弟们。这让汪建华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警察,黑帮,清华社会学博士,坐在了一张饭桌前。

  2013年,汪建华在珠三角开始了对农民工与帮派的研究。半年的调查访问后,汪建华写成了一篇1万1千字的论文。2014年12月16号,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报告。汪建华的调查,与其他青年学者关于工会、NGO研究一起,组成了这份颇具份量的调查报告。

  自1978年后,这个庞大的国家像一台轰鸣的机器,在工业化的路上奔跑着,冒着滚滚黑烟,它的燃料来自于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人口。迄今为止,这个机器已经卷进了2亿7395万人,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2倍,英国总人口的4倍。其中33.7%是30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在东部沿海城市中相遇,成为工友。

  上个世纪在长三角发生的故事,在2013年的珠三角重演了。从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或是网络游戏公会,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在帮派世界里,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还是混迹多年的老江湖,都必须遵循这个世界的规矩。“这一行看似很乱,但是都有它的规矩。在他们大部分人的观念当中,不会因为我是一个黑社会我就’黑’,哪怕他做的是那种砍人的生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在半年调查结束后,汪建华如此总结。

 

 

  明秩序与暗秩序

  长久以来,国内对农民工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会、NGO、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汪建华和他的老师们觉得,若是无视工厂周围肆意蔓生的黑帮,整个研究拼图就缺了一块。作为资历比较老的博士生,汪建华自告奋勇地接过了这个题,但他一筹莫展,无从下手,虽然他知道,那些隐而不宣的地下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整个城市。

  他需要一个把他带进那个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议他,可以找找警察。

  汪建华调查的第一站是东莞,这是个1988年才升级为地级市的年轻城市,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831.66万人,77.28%是他乡而来的寻梦者,只有188.93万人拥有本地户籍,是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按照本地人口数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怜,在2014年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中,东莞出动了6525名警力,几乎已经是倾全市之力。15万名治安员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2000块一个月,只有一万多人拿到了编制。

  一个人口几十万的社区里,警察只有6、7个,治安员成了老板们最常见到的“执法者”。若是有人新开一家店,多少会“给些好处”,再不济,也会请他们吃顿饭。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治安员,成了汪建华最好的引导者。他们骑着电动车,带着汪建华行走在珠三角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指点——这个老板是谁,那个老板是谁,他们背后又是谁。

  坐在治安员的电动车后座,潮热的湿气扑面而来,密密麻麻的楼宇把道路和天空撕裂成一个一个逼仄的细条。在珠三角城中村做调查的半年里,这是汪建华最熟悉的风景。

  治安员阿华(化名)曾在帮派里混过,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却保持着原先的装束——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大多数时候,是他带着汪建华走街串巷,和帮派头目们聊聊天,喝喝茶。他深谙黑白两道之间的规矩:“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你必须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办好了,把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欢装逼,在那里打起来了。你要报警多麻烦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他妈老是有警察。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论文中,汪建华引用了阿华的这段话,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会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

  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和治安员,若超出了“界限”,会遭到报复。东莞的一名治安员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砖头,之后只要背后有点动静都会立刻回头看看。“他们(治安)队员也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哪个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

  相应的,帮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线,什么生意可以在台面上做,不同地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深圳黑帮头目曾告诉汪建华:“东莞那边和我们不一样,法律不一样,底线不一样。有些东西那边能做这边不能做,像在那边,可以卖毒品,但这边就不行。(惠州)淡水,那里卖淫,国家都不管,卖淫已经公开化了。深圳这边只能偷偷摸摸搞。东莞那边,凤岗,就可以明码标价。”

  2014年2月,汪建华还在北京奋笔疾书写论文时,东莞大规模扫黄,这套运行多年的灰色规则被彻底打断了。汪建华提笔在论文中加了一句:“更高级别的权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比如最近的东莞扫黄,当地黑帮和政府相关部门共生的利益链条就遭到严重摧毁。”

  “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坐在自家赌档门前,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化名)反问汪建华,他透过墨镜打量着这个满脸学生气的博士,开始自问自答起来:“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阿田(化名)是汪建华见到的第一个帮派头目。他对这个陌生的博士生保持着警惕,沉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喝茶,直到汪建华开始聊起麻将。

  阿田隶属于一家四川商会,这是混出头的四川老板牵头成立的,有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和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人员。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

  “出门靠老乡”,至少对于汪建华的父辈们而言,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常识。在他的老家江西,当地人事局曾经为这些打工者们举办过招聘会,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宣传手段——发短信,打横幅,但是前来应聘者寥寥可数。汪建华很能理解:“他们不太接受这种现代的利用市场信息找工作的方式,所以他们信任的还是老乡。”

  年轻的80、90后让情况有了转变,比之保守的父辈,他们对于网络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黑帮吸收帮众的方式。在东莞,汪建华曾听当地警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抓了一个四川的小混混,和“广西仔”一起犯了事,但等到审讯时,才发现他们互相连真名都不知晓,只是以化名相称。“联系可能是在QQ或者游戏里。”警察告诉汪建华:“这种人(指小混混)有一个通病,就是都喜欢上网。”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万农民工中46.6%是未过35岁的年轻人。未走下岗位的父辈们,仍占据着劳动力市场的半壁江山,对他们而言,同乡会依旧是寻求归属感的重要组织。

  阿田曾经帮同乡的老板们讨过债,方式简单粗暴,却也只是吓唬,没动过手:“收钱这个事,别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没人敢说能收到钱啦。你是老板,你差别人的钱,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气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那我说你没有,你说给不给就行。你说不给啊,那绝对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我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老板,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若是生意上发生摩擦,双方就会纠结手下弟兄“摆场子”,市场价一人一次200多块。双方集结对峙,却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来警察,或是斗殴丢命。“摆场子”不过是壮壮声势,双方都心知肚明:“打不起来,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来,也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

  黑帮规模大了,层级增多,头目们甚至认不全组里的成员。汪建华曾在深圳遇上个小头头,他把自己所在地帮派比成丐帮,最高等的是“九袋长老”,他自己能算个“四五袋”级别。“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不认识。”

  手下马仔负责上场打架,帮派大哥负责做生意,给手下弟兄们提供生计。若是生意失败,穷困潦倒,自然兄弟也就跟着没了。

  “以德服人。”在访谈的过程中,一个老大对汪建华唠叨着,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他混迹江湖多年的心德——有口碑,讲信誉,底下人服你,自然生意也就越做越大;若是只做一锤子买卖,底下人不服,生意注定做不大。

  在弱肉强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经营一家小赌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华曾听一位“洗白”的头目讲起过,除了要打点好官府衙门,还得找人撑腰平事——来惹事的,捣蛋出老千的,欠钱不还的,各色人等都要摆平。而搅黄一门生意,手段也很简单,时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来警察,警察来多了,客人就不敢来了。“罩得住,你就开,罩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开。”老板的人脉与资源往往决定了他能在哪个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

  赌档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身后是赌客嘈杂的吵闹。汪建华接过阿光递来的茶,听他侃着自己的未来规划。阿光长相有些凶,在深圳混了些年,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只拥有这家小赌馆。在这座潮湿拥挤的城里,阿光觉得自己看到了大商机。他曾跟人说起过,却被泼了一缸冷水:“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勤劳致富”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

  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起初是自愿或被迫,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而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的店面,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上一代人大部分迫于生计加入帮派,但对年轻一代而言,混黑帮不过是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城市的服务业迅猛发展,娱乐场所塞满了每一条街。年轻人寻欢作乐时——尤其当他们沾染了毒品——很容易就被卷入帮派之中。然而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职业规划”。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与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这里气候干燥,经济落后,但黑帮行事的规则,倒是极为相似。尽力“洗白”自己的黑帮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汪建华在这里认识了一个黑帮老大,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还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这个头目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他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给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他们会仔细研究“绑架罪”在法律上地量刑时间标准,以确保可以在不触及定罪的时间之内逼问出钱的下落。碰上欠债的人在另一派势力的地盘,或是距离较远,他们不得不把路上的时间也给算上。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边界,必要时还能与警察把酒言欢,但在他们的心中,白道依旧是站在对立面的。

  在开始调查时,汪建华遇到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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