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不论是留守儿童的无人照料，还是空巢老人的孤苦无依，抑或是农民工在城市里逼仄的生活空间和惨淡的生存现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农民工应不应该外出，也不在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没有对家庭尽责或者是农民工有没有本事，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工没有获得能让自己及家庭维持再生产所需的生活工资。由于现存的生产方式所迫，年迈的空巢老人只能与孤独作伴，就如本文的主人公一样。
(图片人物非本文主人公)
“我生于民国十六年”，每次问爷爷，他都这样回答，这是他唯一记得的关于自己生辰的数字。爷爷这辈子，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恐惧动荡，尝过大饥荒时期因饥饿而失去兄弟姐妹甚至孩子的苦涩，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农村的械斗中差点丢掉性命，而到了1980年代，他拼了命的耕耘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一辈子都在为生活温饱而奋斗。
爷爷是一位生于民国时期的平凡的老农民，按虚岁算，今年已近90岁。他有7个子女，其中有5个都是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儿子从小残疾，住在敬老院，二儿子因为从小被过继给他人抚养，对爷爷的日常生活并无过多照顾。这位90岁的老人现在独自居住在小儿子建的宽大的楼房里。
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爷爷的两个健康的儿子和女婿们就已开始外出打工。2000年，两个儿媳妇和女儿们也分别随自己的丈夫外出打工，留下9个7岁到15岁不等的孙子、孙女、外孙给老两口。10年后，也就是2009年，随着最小的一个孙子升学离家，家里便只剩下老两口。2010年，奶奶去世，爷爷便孤身一人在家。
物质生活：“我现在过着皇帝般的生活”
子孙都在大城市，每年过年回来都会三百、五百的孝敬老人，还会带足够老人家食用一年的营养品，加上两个儿子每年会给一笔赡养费，爷爷一年的“收入”并不少。他总说，“要说现在我这日子过得，那是过去皇帝般的生活呀，我平时喝水都是人参泡的水，每天早上麦片、牛奶，平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差钱，啥都不缺。”
然而不差钱并没有让老人家过上真正意义上的“皇帝”生活。爷爷眼睛不好，不能注意到厨房里常日累积下来的附着在锅碗瓢盆上的油烟层，加上很难清洗，他平时吃饭就用这些油腻腻黏糊糊的碗筷。卫生间里，爷爷买的老人家的坐便椅飘来一股异味。家里买了洗衣机，但是他不会用，衣服只能自己手洗。每次烧完开水要倒进开水瓶，但是他看不清瓶口，于是，他用大矿泉水瓶制成漏斗，每次倒水前，先放上“漏斗”。
“别看我老眼昏花，但是我法子多”，爷爷一边自嘲一边向我展示他的绝活。
一个人的饭菜不好做，爷爷通常是炒一碗菜，一顿吃不完，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这样一碗菜他能吃上一到两天。
“冰箱是买对了，不然菜都馊了，浪费了”，爷爷说。
其实，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家，并不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节省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想买的东西超出自己预想的价格，他还是会毅然选择不买。
精神生活：“一个人孤单的很啊”
我清晰地记得爷爷看到我突然回家时喜出望外的表情。那天，正值傍晚，有点凉意，爷爷穿着白衬衫，独自一人在剝豆瓣准备晚饭，在米粉里加一些豆瓣煮一碗汤粉便是爷爷简易的晚餐。看到我出现，爷爷欣喜得不知所措。
“爷爷在家身体还好吧!”爷爷耳朵基本听不见了，我每次和他说话，他只能通过看嘴型猜我到底说了什么，他看出来我问他好不好。
“好啊，好的很。”这是他一贯的回答，“就是一个人啊，太冷清，孤单得很。”
早几年，爷爷还能和村里其他的老年人打打牌，消遣消遣，回家后还能和奶奶说上几句话。如今村里年轻一点的老人都嫌弃他听不见、看不清、动作慢，不愿和他打牌，而奶奶去世后，他更是孤零零一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奶奶的去世对爷爷冲击很大。奶奶已经去世5年，但是每次家里出现什么“灵异”事件，爷爷总把它解释为，奶奶又来家里“干坏事了”。
“你说是不是好人恶鬼，你奶奶做了一辈子好人，死了成了恶鬼了，总是来干坏事，前段时间厨房里连续不见了三个饭勺，我怎么都找不到，最后只找到了一个。肯定是你那死鬼奶奶来拿走了。”
“你那死鬼奶奶害我啊，生前从不让我进厨房，不让我洗衣服，这下她一撒手走了，我什么都得自己来，当时她给我买的全是白衬衫，我说白衬衫容易脏还不好洗吧，你奶奶说，又不要你洗。现在好了，我要天天洗白衬衫。”
早上蒸馒头，有两个馒头放进蒸笼的时候好好的，蒸完拿出来看，缩水得厉害。“这肯定又是你奶奶来摸了，所以变形了。”
和爷爷聊天，他总会不经意提到奶奶。或许，他总觉得不在人世的奶奶还是一直在看着他，在陪着他。
爷爷睡前也会拿出孙女给他买的收音机来听，里面放着他听了无数遍的方言戏曲，我说，我都听不懂唱的什么，爷爷便兴奋的给我讲戏曲讲了个怎样的故事。是的，好不容易，他有了可以说话的人。
到底是缺爱还是缺钱？
在家的第四天，敬老院打电话来说大伯(也就是爷爷住在敬老院的大儿子)在敬老院摔了一跤，走不动路了，需要人去把他送到医院住院，从村里到镇医院有3公里的路程，爷爷年纪大了走不动，但是来回送客的摩托车也不愿意带，怕他坐不稳，出了事情担待不起。在我的陪伴下，爷爷蹒跚着来到了敬老院，叫车将大伯带到医院，医院说需要住院，要人照顾。在外打工的儿子打来电话询问情况，90岁的老人这时像孩子般，哽咽着说：“儿啊，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哪，我自己照顾自己已经是不得了了，我还要在医院照顾六七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心里不好受，也很无奈：“但是我能怎么办呢，这一大家子也要吃喝，这边事情没做完没拿到工资又不能马上回去。”
爷爷很理解自己的儿女在外打工的辛酸，只得硬着头皮在医院照顾大儿子。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离乡背井，每日辛苦工作，收入不多。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下，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加班获取收入，就算是这样，维护亲情、照顾子女和老人的愿望也依然难以企及。夫妻二人，只要有一个人待在家，便意味着家里的收入大幅减少。随着农村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一人外出打工难以使得一家人过上相对充足的物质生活。
毕节四个留守儿童自杀后，很多人开始讨伐没有良心的父母，他们有20万建起来的房子，他们可以给孩子寄钱，为什么就只顾挣钱不能在家里照顾孩子?孩子就是因为缺乏家庭的温暖才选择了自杀。然而，是否可以将责任简单归于外出打工的人身上呢?
其实，问题不在于农民工应不应该外出，也不在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没有对家庭尽责，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工没有获得能让自己及家庭维持基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生活工资。试想，如果一个家庭一个人外出打工的工资就能维持整个家庭充足的物质生活，谁不愿意留在家里照顾子女和老人?又试想，如果城市能给农民工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空间，谁又愿意将子女和老人“遗弃”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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