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到的这位有过讨薪经历的服装厂女工，大家都叫她周大姐。
周大姐今年45岁，个头不高，却显不出一股不一样的力量。
她的家，其实看起来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屋子里除了放了两张床，其它的就什么也放不下了。
在广州打工四年之后，为了儿子上学，周大姐在2010年来到武汉。来来回回经历了几个厂，周大姐说道，因为不签合同，工人的去留一般都比较自由。
然而，自由并不总是无价之宝。自由也可能是个陷阱。
说了的话都不算数
这个让人愤怒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在2013年10月份的时候，周大姐来到了二七路这家80多人的工厂。
介绍她来这儿的老乡和厂长有共事两年的关系，但周大姐进了厂才听说，这个厂已经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周大姐那时住在华安里，每天8点上班，就要6点起床赶去坐班车，晚上8点半的时候从那里坐车回来。
“当时没什么前兆”，周大姐回忆道，拖着工资不发，工人们在车间里疯狂地做工，而老板和厂长在办公室里吵架。听说老板的家人打了厂长的儿子。
十一厂里放了假，中秋节的时候还给每人发了一桶油。节后照常开工。
“10月11号报的案”，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放假，厂长说明天休息一天，过后才打电话来说老板跑了。“当时听了好难过啊，大家赶死了做这些货，一个多月有多累啊”。
工友们茫然四顾，手足无措。慌乱过后，选出了几个组长作为代表，去劳动局寻求帮助。
劳动局来人给工人们开会：“你们放心，这些都交给我们，该做什么大家就接着做什么，钱我一定帮你们讨回来。”而对事情解决的期限，劳动局却含糊其辞。
得到劳动局的保证，大家都吃了定心丸，放下心来，继续做事。“可以说当时工友们对劳动局是完全信任的，哪想的到当官的那么卑鄙呢，说了的话都不算数”。
在老板跑路之后，以小组为单位的工友们没有散伙，厂长带着他们一起到另外一个厂子干。干了一个月，厂长开始劝阻工友们的维权，“他捂着不让你要，因为他已经把加工钱领进自己腰包去了”。
由于厂长出工不出力，给劳动局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工友们只好自己去登门质问。劳动局的人说：“不是不作为，是还要调查。”而当初给工友们许诺的一位姓张的领导更是避而不见。
记者说我们行为过激
周大姐和工友们还一起去过信访办。“根本没有人理我们，所有的人都说是‘要调查’。”
忍无可忍，工友们摆出“还我血汗钱”的大字，堵住了马路。当时工友们心里根本没有害怕二字，一腔悲愤的怒火占据了一切。
“这简直是明抢啊，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拼死拼活的干活，老板跑了，却没有人管。”说到这里，周大姐失声痛哭。
特警队开来了，把工友们围起来，拉到路边去。劳动局的一个大队长直接说道：“老板跑了我也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你们也找不到，自己想办法。”
“哪有劳动局的人这么对打工的人?”周大姐说，“你们的卫生间都是热水，我们下雪都是冷水洗脸，在外面打工一年四季吃的饭像猪食一样。我们累死累活不给钱，来了你们却说这样的话，太不公平!”
周大姐在广州打了很多年工，也签过正规合同，比较有经验，知道劳动局应有的职责是什么。而在周大姐看来，“这里的劳动局根本不负责任，连记者都是势利眼”。
工友们清楚的知道，如果今年年底不还钱，那么到了明年更加难，越拖得久越没有可能。电视台的“年底清债活动”让工友们看到了希望。
事实证名这不过是幻想，“采访这有什么用呢?”在记者面前，劳动局给出的说法是，工友们没有签劳动合同。记者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工友，对此评论道：“谁让你们不签劳动合同，该你们倒霉。”
“记者说我们行为过激，不应该去劳动局闹不应该去拦马路，可是如果事情能解决，我们怎么会这么做呢?”
相反，恰恰是“过激”一把，事情才能解决。几个代表在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协助下要回了15万块钱，“劳动局还声称是自己垫出来的。但其实不是，厂子卖了30万。其中15万还是他们——物业和劳动局摊掉了。”
我们不是奴隶
而其后上演的另一出戏更是精彩。总工艺师傅跟厂长翻了脸，大家才知道原来厂长黑了4万多的加工钱。老板走了，厂长联系不上他，但是却不把这一情况告知大家，而是照常开工，把他姐姐任厂长的另一家厂里的订单拿过来给大家做，而他却把大家做的加工费领走揣在自己腰包里。厂里一台价值高昂的机器、一台电脑、两辆车，厂长都私自卖掉了。
群情激奋之下，厂长只吐出来3万多。钱拿到手，后勤部、行政管理和尾段的工友把钱分给了几位车工，因为大家都清楚——车工最辛苦。
整个算下来，赔付比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周大姐说，她现在每次进厂都会害怕出现同样的事。
好的厂子一般不会招散工，周大姐们只能去那些总是拿“生意不好”做借口拖欠工资的“烂厂”。进厂时，周大姐签名都会非常谨慎，避免那些“不公平条款”。签字画押有多重要大家都很清楚，但却对于武汉这种普遍不签合同的现象感到无可奈何。
后来，承接老工厂的新老板又喊工人们去做事，提出赔付回头者50%的工资。周大姐拒绝了，“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人，有感情的”。
维权的耽搁，给周大姐带来了很大麻烦：为了生活费和儿子的学费，周大姐不得不边讨债边出去打打零工，“那一年过得很苦”。
“我这一生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是把我们家的房子盖好;第二个，供我的孩子读完大学;最后，我自己为自己买一份养老保险。”
说到这里，周大姐已经泪流满面，因为儿子读书和生活的压力，周大姐至今还没有买养老保险。她很担心，那些捡垃圾的婆婆就是她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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